词是词人在旅途思人时写下的作品，与《踏莎行·燕燕轻盈》作于同时。可以将这两首词看做是姊妹篇，一为在舟中触景生情而作，一为感梦而作，不过所思者同为合肥姊妹。此篇辞藻华丽，所表达的情感非常真挚。
起首三句写当地实有之物，咏当地曾有之事。然所云“绿丝”，却非眼中之柳，而是心中之柳。因为江南虽属春早，但正月初头决不能柳垂绿丝，惟青青柳眼，或已依约可见。故首句因青青柳眼而想到垂垂绿丝，而念及巷陌多种柳的合肥。引起怀人之思此因柳起兴，而非摹写实景，但也不是凭空落笔；金陵自古多柳，南朝乐府《杨叛儿》云：“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是其明证。“鸳鸯浦”，江边船泊之地。以鸳鸯名浦，不仅使词藻华美，亦借以兴起怀人之思。
“想桃叶、当时唤渡”，明点所思之人。桃叶是东晋王献之的妾。献之曾作歌送桃叶渡江云：“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来迎接。”此借指合肥情侣。古桃叶渡在金陵秦淮河畔，也是本地风光。见渡口青青杨柳，想前朝桃叶典故，再“北望淮楚”，益动怀人之思，这是非常符合生活逻辑的。“又将愁眼与春风”一句，又回到柳眼，与起句“绿丝”相呼应。这一句有两重含意：愁人所见的柳眼，自然也成为“愁眼”；春风乍到，柳眼欲绽还闭，恍似含愁。王国维曰：“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人间词话》），这是一种移情作用。词人此处所云之愁，盖寓柳可再见而人难重觅景物犹在，情事已非之恨也，故着一“愁”字，可见含蓄得妙。“待去；倚兰桡，更少驻”，先是一纵，继而一收，波折顿生，感情极其婉曲。白石此番到金陵本是路过，所谓“解鞍少驻初程”（《扬州慢》）；但此行一路所经，以金陵距合肥为最近，一经解缆，即将愈驶愈远，故而情势上是“待去”，而行动上则是“少驻”。其心之痴，其意之苦，其情之深，其思之切，虽未明言，已然“尽在不言中”了。这几句刻画极其之细，心理极其微妙。
过片“金陵路”句又一提顿。自然界的“莺吟燕舞”，于此尚非其时，所指的当然是秦淮佳丽的妙舞清歌。词人北望淮楚，心系伊人，在想象中，“金陵路”遂幻化为合肥杨柳依依的巷陌，眼前的“莺吟燕舞”也幻化为他魂牵梦萦的往日情人（白石于前一日所作《踏莎行》有“燕燕轻盈，莺莺娇软”，似与此有关）。然回首处已是前缘不再，旧俗难逢了。“算潮水、知人最苦”，着力一跌，与上句若不相承，一金陵一波上，空间不同；一欢乐，一悲苦，悲欢异趣，这是白石词中的一种暗线结构。“最苦”二字，用语最明白，最平淡，写其此际心情亦最深刻。“此恨谁知”？有“潮水”知。盖此时词人“小舟挂席，容与波上”，唯与潮水为最近。此“潮”，是刘禹锡《金陵五题·石头城》“潮打空城寂寞回”之潮。它阅历千百年业事沧桑，无所不察，无所不知。词人认为唯潮水能知其“最苦”处，亦兼以潮声呜咽，好像与自己交流心声。一“算”字亦非虚下，其意即“算唯有”，包含了除此以外别无知他心者之意。但“潮水”是词人给予人格化了的自然物，然则当前真无知他心之人矣！托喻微妙，感慨亦深。“满汀”一句推想将来。
此行千里依人，而此时小泊金陵，行将东边，去心心相系之合肥亦将日远，归计难成，故曰“不成归”。“汀”指江中小洲，写舟中所见：“芳草不成归”，用《楚辞》含思凄恻，离散之愁，漂泊之感，一时毕观。结尾三句，衬足“苦”字。“日暮”二字，依律为短句叶韵，连上读；然依文意当属下。天已向晚，暮色四合，然心中惘然，今宵移舟何处？此化用崔颢“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黄鹤楼》）而又有所不同。
“向甚处”，此问非问，乃表现心中惘然若有所失的神态。盖虽小驻，为时亦已无多，势成欲不去而不能，欲去又不忍，徘徊回顾，有不知身寄何处之概。无限痛楚，均注于词意转折之中，神情刻画之内。
张炎称姜白石等数家之词“格调不侔，句法挺异，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删削靡曼之词”（《词源》卷下）。这首词怀念合肥情侣，以健笔写柔情，托意隐微，情深调苦，而又格高语健，空灵清远，读后但觉清空骚雅，无一点尘俗气。此词为小令，然布局与慢词相似，在有限的五十八个字中，笔意纵横，繁音促节，回环往复，曲折多变，令人一唱三叹。
读罢此文，读者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鲁隐公作为一国之君，到棠地看看渔民怎样捕鱼，有什么了不得，也值得这位臧大夫大惊小怪，还要苦口婆心、掰开揉碎地讲那么多大道理?难道国君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考察和认识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必须把该历史现象放回到产生它的历史环境中去。臧僖伯之所以谏阻隐公到棠地观鱼，是因为隐公这一活动，不符合那个时代一个国君应该遵循并身体力行的行为规范。不符合，就会“乱政”；而屡屡“乱政”，就会导致国家的败亡。况且，隐公远离国都，到棠地观鱼，并非为了体察民情，更不是与民同乐，而仅仅是他本人的一种游乐活动。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敢对臧僖伯的谏言说一个“不”字，最后不得不以“吾将略地焉”为借口,坚持到那里寻乐去。
这篇谏辞的最大特点，是紧紧围绕着一个“礼”字展开劝谏，从观点到为阐明观点所举述的诸多理由及作为论据的事物和行为，都没有稍稍离开这个“礼”字。也就是说，没有稍稍离开制约当时国君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另一个也很明显的特点是,劝谏的缘起虽然是“公将如棠观鱼”，劝谏的直接目的也是阻止隐公“如棠观鱼”，但谏辞中对此事却不着一语。这不单单是婉言法，更重要的是，这种表达法反映出进谏者进谏的着眼点，并不在于隐公“如棠观鱼”这一具体行为，而是当时的整个礼制。如果隐公听了臧僖伯这番谏辞明白了“礼”对他的制约性，“如棠观鱼”这种“非礼”的事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