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七绝，毛泽东留有的手迹目前见到的共有五件，其中一件的落款时间为1960年12月，修改定稿则在1961年2月。该诗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上，题为“为女民兵题照”。诗中的“红妆”、“武妆”的“妆”字已改为“装”，“飙爽”也改为“飒爽”。此后，毛泽东的这首《为女民兵题照》，通过各大媒体传遍全国，并作为歌词谱曲，唱遍了大江南北。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是对女民兵“演兵”的艺术概括。题照诗，对照片上的形象用诗的语言可以作某种艺术概括，这里作者用“曙光初照”，形象地点出了时间，用“演兵场”描述出具体环境的“空间”。在这特定的时空中，烘托出一种“全民皆兵，严阵以待”的尚武气氛。对照片上女民兵这一主体形象的出现，诗中并没有像小说那样对具体肖像进行多侧面的细致的刻画，而只选择女民兵身背的“五尺枪”作为特征性的“非有机体”符号物造型的主体。
枪，对于一个兵来说是第二生命。所以，枪在女民兵身上，已经充分人格化了，已经成为她作为兵的整个“机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作者在从外部观照实写的基础上，又从人物的气质和神韵方面作勾勒。“飒爽英姿”，正是对女民兵最恰当的概括。题照诗，不从照片上立体形象的“形”的复现，而要在人物的“神”方面着眼。因为诗中所描绘的形象，无论如何不如照片上的形象那么直观和鲜明，而对照片上形象提神摄魄的勾画却正是题照诗的神来之笔。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是对照片形象的直接议论。作者是反对在诗中“直说”的。他说：“诗歌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但是，作为题照诗，与古代题画诗一样，不仅允许，而且可以成为它的某种特色。沈德潜论杜甫题画诗时曾精辟地指出：“其法全不在彩画上发论，如题画马、画鹰，必说到真马、真鹰，复从真马、真鹰开出议论，后人可以为式。”（《说诗碎语》卷下）因此，在“说到真马真鹰”的基础上“开出议论”，被看作是题画诗的一种方法、一种“模式”、一种体式的特点。
作者的题照诗采用议论这一特殊方法的，这种议论是对女民兵精神的一种升华。“中华儿女多奇志”，作者把艺术视野从照片上单个的、具体的女民兵，上升到更为众多、更为普遍的“中华儿女”的整体性形象上，许多非同一般的奇特的伟大志向，其中令世人瞩目，最值得称道的则是“不爱红装爱武装”。这里的“武装”既可实指军人的装束，也可以泛指“武装斗争”。中华儿女所爱的不是传统的“红装”打扮，而是与中华民族自立和腾飞患息相关的战士的“武装”。作者从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高度高瞻远瞩，热情赞颂了中华儿女尚武的壮志。
作者用想象之笔来描写，运用理性之思来议论，使形象思维与理性思维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从女民兵的鲜明形象着笔，进而抒发感慨并将女民兵形象的美提升为精神的美，进入到一种全新的境界。它由景致情，由情入理，将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民兵描写得生龙活虎，成为一篇赞美女性的难得佳作。
黄子云说：“飞卿古诗与义山近体相埒，题既无味，诗亦荒谬；若不论义理而取姿态，则可以。”不用去找多少论证，只要随手翻开《温飞卿诗集》中的第一篇这首《鸡鸣埭曲（歌）》拈出来看看，就可以发现黄子云所说的未免过于武断。这篇古诗，不仅姿态迭丽，而且义理堂堂，更韵味深长，是一篇美丽的借古讽今的佳作。
这篇作品写出了温庭筠作为一个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那忧心忡忡的爱国情怀。鲁迅先生说过：“真的，‘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温庭筠正是为了现实而去发思古之幽情的。但他由于秉素之不同，却把一曲挽歌写得十分艳丽动人。甚至同时而以“艳丽”与他齐名的李商隐，在他的《咏史》一诗中，虽也有同样的意思，如：“北湖南埭（即鸡鸣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比起他的这首《鸡鸣埭曲》来，也直白得多了。无怪薛雪要说：“温飞卿，晚唐之李青莲也，故其乐府最精，义山亦不及。”他的这整首诗，就像是诗人饱蘸感情，用他那忧伤的色调，画出了一幅巨大的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而不是用文字写出的诗。而且，由于他诗中除第一句为了点明情节，运用的是叙述的语言外，通篇都是诉诸视觉的画面，充满了动作性和运动性，再加上他对于声、光、色的调度如此贴切和谐，又仿佛是使人看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历史电影。早在电影出世一千多年以前，诗人就似乎已掌握了这类乎蒙太奇的表现手法，确实值得惊奇。
全诗共分五绝。
第一绝是写齐武帝萧赜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与气氛下出城的。写出辉煌而鬼祟。
南朝的天子要出去打猎了。他起得绝早。天还是黑黑的，所以看到银河淡淡的白光，寥落的晨星还在不齐地闪烁。皇帝的车队，在宫人和侍从们马队的拥簇下，人不知鬼不觉地奔出城去了。
在另一处，当计时的铜壶里的水渐渐地滴光了的时候，东方泛起了鱼肚色。这正是大臣们早朝的时候。大臣们一个个地从梦中醒了过来，推被而起：准备盥洗上朝。
这里的耿耿星河、铜壶滴漏，都是共景。而在这一景色下，诗人运用了并行的写法：这里人刚起床，正准备早朝哩；而那里，皇帝们早已过了鸡鸣埭了。两组镜头并行：这里正从容盥漱；而那里，飞奔的马群把尘土踢得老高，奔得很急。这两组平行的镜头，是能说明很多的问题的。至少读者会想到这些宵衣旰食的大臣们，当他们早朝扑了一个空时，那种耸肩摊手、摇头咋舌，一幅无可奈何的样子，也就可以感到这个国家是一个什么样子了。
由于皇帝的车骑需要绝早偷跑的这一情节的安排，让人分明感到了朝廷有两种力量的斗争。据《南史》载：“齐武帝永明六月五日，左卫殿中将军邯郸超表陈射雉，书奏赐死。”这就足见当年反对萧赜这样荒淫举动的人一定不少。然而作者在这里并没有正面的去写，只是用这一特定的情节，精心酿造出这一鬼祟于庄严的气氛，表达出天子的“逃禅”，从而暗示齐之亡，并非亡于齐之无人，而是亡于皇帝的不用并一意孤行的结果。
如果说这一绝里的这个意思还不够明显的话，那么在第二绝里，诗人就干脆把一个破坏好端端的和平宁静的国家之罪责，完全归之于皇帝了。
第二绝，诗人用了三组非常和平静谧的形象，来说明齐之亡，非亡于什么天灾。鱼跃莲东，柳悬栖鸟，宫墙之内是和平静谧的；而万户红妆，镜中皆春，则城乡之人口繁衍，整齐健壮也可见。这些描写也许有点儿夸张，但至少不是战火纷飞，饥鸿遍野，人民辗转于沟壑的形象。据史载：“江南之为国盛矣！”可见齐之亡也并非经济衰落。然而之所以石破天惊，江山骤变，三百年江南王气顿时成了一片战火愁烟，则罪过就在于当朝的荒于政事而酖于游宴的缘故。这就叫“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碧树”一句转捩得妙。碧树上天鸡一鸣，“雄鸡一唱天下白”，既是前半繁华的收束，想见人民的安居乐业；又启后半战乱的序幕：碧树一声，正不亚石破天惊。一“晓”字，作为光明的留恋；也是省悟的开始。正是无穷悔恨而又寓于安乐之中，非常关合而又哲理深长。
三、四两绝连起来写，句法有变化。“彗星拂地浪连海，战鼓渡江尘涨天。”很有点像今天用滥了的电影手法。他先用两个空镜头，天上出现震怒的迹象，不过不是现在习用的电闪雷鸣，而是划过古时象征兵灾的彗星；海上狂涛卷着巨石，发出惊人的怒吼。狂涛的吼声化成渡江的战鼓；卷起的雪浪化作战舰犁开的浪花。用虚实结合的手法，交代了战争的进行。形象生动而笔墨经济；这就是诗词优于散文的地方。接着，“绣龙画雉填宫井，野火风驱烧九鼎”，写齐朝的覆灭，国家处于一片战火之中，十分出色。把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写得如此色彩斑斓。也许正是色彩如此艳丽，这才更加使人触目而惊心的。试看：皇帝的龙袍，后妃的霞帔，这曾是人们心目中非常庄严神圣的物件，人们见了它是要顶礼膜拜的，亵渎了它就会诛及九族。然而如今却是连它穿着的人一起，都抛进宫中的井里，连井都快填满了。青铜的九鼎，那是代表着国家的神器，非大典是不能轻易开启的，如今也被熊熊的战火所吞没了。将一个国家的覆灭，写得惊心动魄。这里的色彩愈艳丽，就愈益令人心惊而不忍目睹。使庄严神圣的东西完全处于邪恶的毁灭之中，那是不由人不痛心疾首的。没有任何叙述的语言，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能有这样富有鲜明而动人的力量。
诗人在这里是咏史，所以从想象中又回到了现实。眼前是“殿巢江燕砌生蒿，十二金人霜炯炯。”过去的宫殿荒芜了，只有燕子在梁上做窠；阶石因长期没人践踏而长满了蒿草。而为了怕人民造反，尽收天下兵器所铸成的十二金人，抛置在废墟里，满身白霜，空自炯炯发出寒光，似乎仍然很神气。然而它愈神气，愈益显出以为没收了兵器就可以天下太平是多么愚蠢可笑。这鲁莽的金人，其实正是无知的象征。它神气得炯炯发光，对着这长满蒿草的废殿，是非常绝妙的讽刺。
最后一绝，诗人放眼望去，看到了过去的紫禁城。它塌了，只能隐约见出的墙基，上面也长满了青草，和一眼望去的芊绵绿色连成了一片。当年这里融融的春光，只落得如今空暖荒陂。过去了，六朝金粉，几许繁华，不仅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这禁城的废墟上，野棠梨树都长得这么高大了。这繁花似雪的野棠梨开得多美丽，这亭亭玉树，是不禁使人要想起曾在这儿歌舞过的《玉树后庭花》来的。他就是这样把过去与现实、把荒淫与败亡联系了起来，并过渡得天衣无缝，这简直就是绝好的蒙太奇。
读这首诗，眼前所见的都是被强调了的艺术景象。正是这些艺术化了的画面，使得读者产生了对于南朝天子昏庸的愤慨，感到了诗人热爱祖国的痛惜心情。诗是有高度的思想性的。果然不久，农民起义，唐室也就如同汉朝那样经过纷乱而告终。由于历史是这样的相象，以至读者难以断定诗人在这里，到底是悼齐，还是在哀唐。因此，诗人是站在了时代的最高点而预见到了晚唐末世的未来。
有的学者说：“温庭筠的诗好用浓艳的词藻，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存在比较浓厚的形式主义倾向，在他的乐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然而就在这首乐府中，实在也看不出浓艳的词藻有什么不好。它不是决定作品有没有思想内容与形式主义的可怕的因素，而只是反映了一个作用的艺术风格。而艺术的风格，是民族传统与现实的社会风气在特定气质的作家身上相结合的结果；它是不能成为评定艺术家的高下之凭据的。看看这首诗的内容，也实在不能不惊讶于他有这样的预见。如果不是一位以人民、国家、民族为忧的人，他是不能于别人的酖乐中感到灭亡的忧戚的。他既敢吟《鸡鸣埭曲》，想必邯郸超的故事他也是知道的。那么，当别人在高压之下，而粉饰升平的时候，他却敢冒忌讳而偏要去揭历史的疮疤，正像他自己说的：“永为干世之心，厥有后时之叹。”没有坚定的政治信念，不可能办到。所以诗人那艳丽的风格，实在是因为他有火样瑰丽的忘我的战斗精神而形成的。
诗描摹北地寒冷之状。北方的天空如此阴寒晦暗，连其他三方都被映带成了神秘的紫色，给人以威压之感。天气奇寒，千里黄河冰封成一大块，万斤重的车辆也可以在上面往来奔驰，水下的鱼龙恐怕都被冻死了。三尺厚的树皮皲裂开来，它也抵挡不住严寒。浓厚的雾气将天空遮蔽得结结实实，似乎连刀也插不进去。草木上凝结的冰花，硕大如铜钱一般。海水中也有不少的冰块，在汹涌的波涛中碰撞激荡，发出清脆的声响。山间的瀑布冻成了白虹，无声地悬挂在高空。诗中虽多夸饰想象之词，但亦当有所亲历感受，或是北上潞州后所作。所谓“死”等字眼，只是用来形容奇寒之状，未必与国事或诗人自己的处境与心情有关。
首句“一方黑照三方紫”总写北中天色阴沉的感觉。天下分东、南、西、北四方，而北中这一方昏暗的天色竟将其余三方的天空映成了紫色。诗人用一个“黑”字即点明寒冬之意，提纲挈领，为全诗奠定隆冬酷寒的基调。余下七句为分写，除第三句外，诗人都选取了与水有关的事物，以水遇冷凝结成雾、霜、冰来突出北中的寒冷。天寒地冻，黄河冰封，三尺厚的树木表皮都被冻裂了，河水冻成结实的冰面能通过装着百斤重石头的车，落在枯草上的霜花大小如铜钱一般，迷雾浓重得刀砍不入；海面上漂浮着巨大的冰块，瀑布哗哗的流水停止了且冻结成一条玉带悬在山间。
迷雾飞霜、冰冻的河水、浮冰的海面、冻结的瀑布，天地间充斥着凛冽的寒气，没有一字直言“寒”却让人顿生寒意。细细读来，其中许多处描写超乎常理却别出心裁。如“黄河冰合鱼龙死”中一个“死”字便将冬天河水结冰，群鱼沉于冰下，冰面悄无声息的那种死寂刻画得入木三分，“死”描写的不是鱼龙死去，而是指寒冬的静寂；又如“挥刀不入迷漾天”一句则以极夸张的手法表现了北中雾气弥漫的情景。
谋篇布局，在散乱中见经营，是这首诗的一个显著特点。全诗没有情节贯穿，甚至也没有时间流，全由片断的景色联结而成。然而诗人也有意匠经营。在全诗写景中，首句提纲挈领。以下各句，虽说没有明显的逻辑联系，然而除“三尺木皮断文理”外，都是写天地间水文变幻所构成的种种不同奇观，而这正是严寒统治的世界的特点。这些景观次第是冰封的黄河及河上的行车、钱大的霜花、浓厚的雾幔、浮冰充斥的海洋、冻结了的飞瀑等等，既真实，又揉合了诗人奇异的想象，从而把读者带进了一个奇异的冰雪世界。那里天是黑的、地是亮的，宛如一座神秘的水晶王国，人会感到寒冷，更会感到超出寒冷百倍的惊讶和愉快。
遣词设喻，于无理处得奇趣，是此诗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如果读者拘泥于常识，自然常识和语法常识，那么就会对《北中寒》的诗句逐一加以“订正”：黄河冰合时，应是鱼龙潜底。说“鱼龙死”，没有道理。《汉书》谓“胡貉之地，阴积之处，木皮三寸”，不是“三尺”；是“百石重车”，不是“强车”；是“上河冰”，不是“上河水”；迷露可说挥刀难破，不是“不入”。然而所有这些无论从事理上还是措辞上对常规的违逆，都包含着独创的匠心，都是出奇制胜。“鱼龙死”意味着河水全体冻结，注重表现异乎寻常的严寒，无理而有趣。“百石强车上河水”的“水”即是“冰”，但用“水”字则取得了一种令人惊异的效果。“抽刀断水水更流”虽更近乎常理，而“挥刀不入迷濛天”则别有神奇之感，可见那北国之雾特别的稠密。虹本有七彩，而“玉虹”的铸辞，更强调冻瀑的透明，而透明中亦能折射出不同的色光，给读者十分奇异的语感。
作者原意是用它来说明养生之道的，借此揭示了做人做事都要顺应自然规律的道理。全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写庖丁解牛的熟练动作和美妙音响；第二段紧接着写文惠君的夸赞，从侧面烘托庖丁技艺的精湛；第三段是庖丁对文惠君的解答，庖丁主要讲述了自己达于“道”境的三个阶段；第四段写文惠君听后领悟了养生的道理。此文在写作上采用多种手法，结构严密，语言生动简练，体现了庄子文章汪洋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惟妙惟肖的“解牛”描写。作者以浓重的笔墨，文采斐然地表现出庖丁解牛时神情之悠闲，动作之和谐。全身手、肩、足、膝并用，触、倚、踩、抵相互配合，一切都显得那么协调潇洒。“砉然响然，奏刀騞然”，声形逼真。牛的骨肉分离的声音，砍牛骨的声音，轻重有致，起伏相间，声声入耳。
第二段紧接着又用文惠君之叹：“善哉！技盖至此乎！”进一步点出庖丁解牛之“神”，这就为下文由叙转入论做好铺垫。
第三段妙在庖丁的回答并不囿于“技”，而是将“技至此”的原因归之于“道”。“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并由此讲述了一番求于“道”而精于“技”的道理。此段论说，为全文精华所在。为了说明“道”如何高于“技”，文章先后用了两种反差鲜明的对比：一为庖丁解牛之初与三年之后的对比，一为庖丁与普通厨工的对比。庖丁解牛之初，所看见的是浑然一牛；三年之后，就未尝见全牛了，而是对牛生理上的天然结构、筋骨相连的间隙、骨节之间的窍穴皆了如指掌。普通厨工不了解牛的内在组织，盲目用刀砍骨头；好的厨工虽可避开骨头，却免不了用刀去割筋肉，而庖丁则不然，他不是靠感官去感觉牛，而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凭内在精神去体验牛体，顺应自然，择隙而进，劈开筋肉间隙，导向骨节空处，按照牛的自然结构进行。
顺应自然，物我合一，本是道家的追求，庖丁以此为解牛之方，才使他由“技”进于“道”，达到炉火纯青、技艺超群的地步。“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这十二字是对庖丁解牛效果的描绘，方法对头，不仅牛解得快，刀子也不受损害。十九年来，解牛数千头，竟未换过一把刀，刀刃还是锋利如初。这当然是每月换一把刀的低级厨工所不可思议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求于“技”，而庖丁志于“道”。
在“技”与“道”的关系上。庄子学派认为“技”与“道”通。“道”高于“技”，“技”从属于“道”；只有“技”合乎“道”，技艺才可以纯精。“道”的本质在于自然无为，“技”的至善亦在于自然无为。只有“以天合天”（《庄子·达生》），以人的内在自然去合外在自然，才可达到“技”的最高境界。庖丁深味个中三昧，所以才能成为解牛中的佼佼者。反过来，“技”中又有“道”，从“技”中可以观“道”。“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庄子·天地》）。文惠君正是通过庖丁之“技”，悟得养生之“道”。养生，其根本方法乃是顺应自然。显然，庖丁解牛，乃是庄子对养生之法的形象喻示。
不过庄子所说的“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客观上又揭示了人在实践中如何达于自由的问题。文中所说的“天理”、“固然”，若引申开来看，亦可理解为人们面临的外界客观事物。它虽然会给企望达于自由的人们带来这种那种限制或妨碍，但睿智的人们又不是在它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只要认识它，顺应它，就能够如庖丁那样自由洒脱。对此，庄子曾作过一番极为精妙的分析：“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节”固然不可逾越，但毕竟有间隙，这就为人们“游刃”提供了天地，只要善于在这一天地里施展本领，是同样可以自由自在的。“游刃”二字，活现出解牛者合于自然而又超于自然的神化境界。当然，对于“固然”的认识并非一劳永逸，即使庖丁那样技艺高超者，每逢筋骨盘结处，总是谨慎从事，“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来不得半点麻痹大意，只有孜孜不倦地追求，毫不懈怠才是。
此则寓言立意在于阐明“养生”，实则还阐述了一个深刻的美学命题，即艺术创造是一种自由的创造。庄子认为“技”中有“艺”。庖丁解牛的动作，就颇具艺术的观赏性。他的表演，犹如一场优美绝伦的音乐舞蹈，其舞步合于《桑林》舞曲，其韵律合于辉煌的《咸池》乐章。作为一种具有美的意味的创造活动，是令观赏者心醉神迷的。而庖丁解牛后“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的神情，又使人们看到创造者在作品完成后内心满足的喜悦。
庄子正是通过庖丁其言其艺，揭示美是一种自由的创造。这种美的创造必须实现合规律（“因其固然”）与合目的（“切中肯綮”）的统一，以达到自由自在（“游刃有余”）的境界。“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则是创作必备的心境，强调要排除一切感官纷扰，全神贯注，这与《庄子·达生》篇中梓庆削鐻时所说的“斋以静心”，“忘吾有四枝形体”，是一致的。此种“心斋”、“坐忘”境界，与近现代西方美学注重的“静观”、“观照”殊途而同归，不过却早于叔本华、尼采两千一百多年。
庄子散文善于运用形象化说理的手段。这则寓言采用夸张、对比、映衬、描摹等多种手法，表现庖丁解牛技巧的纯熟，神态的悠然，动作的优美，节奏的和谐，身心的潇洒。具体说来，此文在写作方面的主要特点是：
一、结构严密。全文分两大部分，先讲述故事（第一、二段），再点明寓意（第三段）。就故事说，又分两层，即由写“技”到说“道”。先描述庖丁解牛的高超技艺，再由庖丁阐述他的解牛之道。写庖丁的技，先是直接描写，再通过文惠君的赞叹加以小结，并转入庖丁的谈道。对道的阐述又分为三个方面：首先，从纵的方面介绍掌握道的三个阶段，突出掌握道以后的特点；其次，从横的方面将庖丁与良庖、族庖进行比较，以说明得道与否的异同；第三，说明成功地解决了难以处理的“族”的问题。这是从一般写到特殊。这三个方面都紧紧扣住“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之“道”进行阐述。庖丁答文惠君的第一句话，将写技与谈道两方面自然地联系起来。文惠君所说由庖丁之言获得养生之道的话，又起到统摄全文、揭示主题的作用。全文围绕解牛的事件，阐述一个“道”字，由具体到抽象，条分缕析，环环相扣，将道理说得晓畅透彻。
二、语言生动简练。如写庖丁解牛时手、肩、足、膝的动作，只用触、倚、履、踌四字，便反映出各自的特色。用“嘻！善哉！技盖至此乎？”这么八个字（实词、虚词各半）三句话，就将文惠君看到庖丁高超的解牛技术而产生的惊异、赞叹与疑惑不解的思想感情真实地反映出来。“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几句，将庖丁解决特殊困难时那种专心致志、小心谨慎而又充满信心的内心活动、目光和动作特点，刻画得淋漓尽致，又与后面写庖丁因困难获得解决而悠然自得的动作、神态形成鲜明对照。
“雨雪隔榆溪，从军度陇西。”首联破题，交代了时间、地点、事件，为下文营造了特定的氛围。首尾照应，前说下雪隔断了边塞，指隔断了回家的路，后说不要忘了回家的路。陇西一语双关，一指陇西边关要塞，可见戍边之寒远，陇又有坟墓之意，所以又指战争之残酷。（鲍照《芜城赋》边风急兮城上寒，井径灭兮丘陇残。）
“绕阵看狐迹，依山见马蹄。”颔联承接首联，进一步写出了边塞的荒凉景象。“狐”字，使人联想到狐死首丘，传说狐之将死，头必朝向出生的山丘，比喻不忘本或对家乡的思念，与荒凉形成对比突出戍卒的思乡之情。
“天寒阵彩坏，地暗鼓声低。”颈联借景抒情，情景交融，把边地的寒冷、阴暗、萧条与士卒压抑、沉闷的心情融合在了一起。
“漫漫愁云起，苍苍别路迷。”尾联总结全诗，点出了戍卒思乡这个主题。正因为有了这个主题，则前几句诗的萧条之景也找到了落足点。“愁云”和“迷”，不只是自然景象的反映，更是戍卒内心情绪的传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