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描写了壮丽的北国风光和诗人的感触。首联写身在北首之燕地,春天与国中无异。后三联构思新奇,抒发了山川依旧、景物皆非的感慨及作者对失陷于辽的祖国河山的无限依恋之情。全诗写景细腻,感情真挚,字字句句洋溢着对国家由衷的热爱。
首联写“一马春风”之快,恍惚间好似重新回到了家乡,可明明身在北首之燕地,心中的熟悉感和温暖感却不同以往,画活了志趣心境,落入敌手的山川,春天正与国中无异,而以反侧方式说来,效果更强。
颔联写春风习习,江面水波荡漾,阳光下江水波光粼粼。远眺水天相接处,阳光随着波涛的涌动仿佛在漂浮、游弋、升腾。“浮”写出了春风、江水、阳光的融合,赋予静态的景象以动态的美感。阳“浮”与尘“旧”,正是南方人看北方景的不同之处,今日亦然,两字运用,贴切之至,自是临川炼字长处。
颈联是传诵的名句:柳色嫩黄,写成是阳光晕染而成,田间新绿,幻想成是雨水将其催成;生动警奇,但却不无道理。以方块文字和音律,裁成一幅田园画图,清新明丽。
尾联故意纠正一个回家的错觉(作者家乡辛夷花多,而眼前还没有发出),同首联笔法,再次将心中的情绪,抒发得饶有新意。诗人以不见迎春花作结,含蓄地表达了国家山河被敌军占领的愤恨之情。诗人乘着春风,跃马扬鞭踏上辽国的土地,却似乎感觉是来到了“旧山河”,没有一丝脚踏异国土地的感觉。含蓄的语言,蕴藏着诗人收复国土的理想。
本首诗经过作者精心锤炼,立意新颖,对仗工稳,用字精确。构思新奇,感情深沉。
这诗真实记录了作者刚入半百之年的一时心态。
诗开头四句写出游的缘由。张衡《思玄赋》说:“开岁发春。”随着新岁来临,诗人已进入五十之年(有的刻本“五十”作“五日”,未可从)。古人说:“人上寿百岁。”(《庄子·盗跖》)由此常引出人们“生年不满百”的慨叹。进入五十,正如日已过午,岁已入秋,是极足警动人心的。孔融就曾说过:“五十之年,忽焉已至。”(《论盛孝章书》)首句用“倏”,意也正同,都表现出不期其至而已至、亦惊亦慨的心情。五十一到,离开回归空无、生命休止的时候也不很远,(《淮南子·精神训》:“死,归也。”《说文》:“休,止息也。”)要“念之动中怀”了。于是,在初五那天景气和美的良辰,他作了这次出游。
次节“气和天惟澄”以下八句,充分就“游”字着笔。在一碧如洗的天幕下,游侣们分布而坐。山水景物,一一呈献在眼前:近处是微流中的彩色鱼儿在嬉游,空谷中鸣叫着的鸥鸟在高飞。作者用较华采的笔墨着意写出游的、飞的都那样自得,空中、水底无处不洋溢着生机,这其中自然也含着他的欣喜和向往。再放眼远远望去,湖水深广,曾(通“层”)丘高耸,也构成佳境,令人神驰意远。特别是这曾丘(指庐山边上的鄣山),不仅使人联想到昆仑灵山的峻洁(《后汉书·张衡传》注引《淮南子》说:“昆仑有曾城,九重,高万一千里,上有不死之树在其西”);而且它“旁无依接,独秀中皋”(尽管它不如昆仑山曾城的真有九重),顾瞩四方,无可与比拟者,也足以对人们的人格修养有所启示。序中说:“欣对不足,率共赋诗。”因为这曾丘的诱发,才给人间留下这好诗。
三节“提壶接宾侣”四句,写出好景诱人,邻里欢饮,使诗人不禁兴起“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否”的感念。这是对人生、对美好事物——诗中所写的风物之美、人情之美、生活之美无限热爱、执着的人自然会产生的想法,作者把人们心中所有的感念,以朴素自然的语言真率地吐露了出来。
结尾四句,写出酒至半酣,意适情遥的境界。古人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古诗十九首》)而作者却以高昂的意气唱出“忘彼千载忧”,他的人生观是超脱的。他又说:“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这是本有旷达胸怀、又加以“中觞纵遥情”的作者所发出的对良辰、美景、佳侣、胜游的热情赞叹,和“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的颓废之歌是迥然异趣的。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人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
首联“芦叶梢梢夏景深,邮亭暂欲洒尘襟”平平写起,写芦叶,写邮亭,紧贴题面。既点明时令和驿馆,时逢深夏,地处荒僻,一路征尘,景物与行状的描写即透出内心的烦燥郁闷。
颔联“昔年曾是江南客,此日初为关外心”回顾自己漂泊流离一生。这联以昔年的“江南客”与今日的“关外心”作为鲜明对比:昔年江南之客,年少气盛,充满自信,自然也洋溢着许多美妙的希望;想不到二十年后仍要出关,去从事微不足道的弘农尉之职,这才令人深深体会到汉代楼船将军杨仆何以耻为关外之民的心态。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仆仆风尘,来到这荒野孤驿,让老母思子,娇妻念夫,人生至此,百感交集。
颈联“思子台边风自急,玉娘湖上月应沉”,“思子台边”等近景,“风自急”与首句“梢梢”和下句“清声”呼应,渲染夕暮景色的凄凉。“玉娘湖上月应沉’’,从“应”字可见不是写近景。这句应是承三句“江南客”,因此“湖”应指“浙水"而言,这是诗人的想象之景,由近景联想到远地,“风急”与嚣月沉”都是凄清昏冥之景,仍是喻半生生涯坎坷不顺和暗淡无光。
尾联“清声不远行人去,一世荒城伴夜砧”归结到“丛芦”,以行人断绝只有丛芦喧响应和着荒城的砧声,抒写途中的寂寞和郁闷。诗题是对丛芦有感,因而全诗写“丛芦”贯穿始终,通过映衬渲染,萧瑟的芦叶喧声的描写蕴含深远的情致,抒发了诗人不尽的怅惘。
诗的前四句由丛芦而忆及江南,再由江南折出“关外心”,在曲折的思绪活动中,回溯了漫长悠远的时间、空间和有关生活内容。这种回忆,以及暂时因环境清幽而尘烦乍释的心境,对于逐渐萌生的“关外心”,起着引发和映衬的作用。后四句则由“关外心”扩展开去,思绪连绵,融合了对亲人的思念和长夜难眠之中对外在环境的感受,使“关外心”表现得更加充分和形象。纯粹写因丛芦触发而引起的种种感慨,这就为诗营造出一种哀感优柔的意境,体现出李商隐诗情绪色彩的特征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