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送别诗，此诗以寒雾、暮烟衬托离别愁绪，情感低回而沉稳，着重表达作者对王长史的感激之情与惜别之意。
“别路馀千里，深恩重百年。”分别之后，诗人前方的路途千里迢迢，对王长史恩情百年难忘。用“千里”、“百年”强调路途之远和时间之长，表明诗人对朋友的感激之情和依依惜别之情。首联写出开阔浩渺的时空，萦绕在诗人心头的离情别绪就像千里之路、百年之时一样绵延不断、浩渺悠长，点题明旨，诗人的依依不舍之情蕴含其中。起笔起得开门见山，直抒胸臆。
“正悲西候日，更动北梁篇。”在西候之日诗人悲伤不已，因为与王长史分别，心中的悲伤让诗人想起《楚辞》中那令人神伤的文辞。西候，古代以秋日配西方，所以称秋日为西候。北梁，北边的桥。《楚辞·九怀》：“绝北梁兮永辞。”后用以指送别的地方。用“西候”、“北梁”两个典故点出分别的时间和地点，含蓄而新颖。颔联紧承上联而写，省略具体的分别场面和情节描写，而是用典故点出时间和地点，时间是萧索凄凉的秋天，地点是北桥边，恰当含蓄地烘托出分别时凄切的氛围。
“野色悲寒雾，山光敛暮烟。”田野悲罩在浓浓的秋雾中，凄寒而朦胧，远处的山峰在沉沉暮霭中聚敛而凝重。浓厚的秋雾暮霭就像诗人心头浓浓的分别之情，拂之不去，弥漫不散。宋代欧阳修曾指出：“若无下句，则上句何堪；既见下句，则上句颇工。”（《笔说·峡州诗说》）诗人宕开一笔，颈联转而写景，前一句是近景描写，后一句是远景描写，但不论是近景还是远景，都悲罩着秋烟寒雾。诗人悲伤而凄凉的心情全都蕴含于这凝重而凄寒的景物之中，借景抒情，情随景生，含蓄蕴藉，深藏不露。
“终知难再奉，怀德自潸然。”诗人始终知道他与王长史今后很难在一起，心中感念 长史对自己的恩德，不禁泪流满面。想到相见渺茫，诗人心中的悲伤又加重了许多。
这是一首反映妓女内心痛苦的作品，通篇采用第一人称写出。她诉说的对象，看来是一位属意于她的青楼过客。曲江是唐都城长安郊外的著名旅游胜地。女主人公自比“曲江柳”，当时就近取譬，可知她是长安的妓女。
作品开门见山。开头直截了当地奉劝那位男子不必多情。所谓“心偏”，相当于现代北方话的“死心眼”。后三句写出了女子这样决绝的原因。
从词中可以看出，女主人公对那位男子真诚相爱的表示是感激的；惟其感激，才投桃报李，坦率相劝。那男子，也许还是一个初涉青楼的年轻后生，不谙世事；而这女子，却是一位老于风尘的过来人，懂得生活的严峻。
她用否定的语气说出的“恩爱一时间”，表明她对于坚贞的爱情是向往的。但自己身为烟花女子，只有卖笑的义务，没有被爱和爱人的权利。她对那男子直言不讳，足见她心地善良，也说明了现实的黑暗和她作为妓女的深刻不幸。她拒绝了那男子真诚相爱的表示，也等于认可了自己永远不肯能得到真正爱情的不幸处境。
词中用比喻的手法，代替直接的叙述，是民歌惯用的手法，既贴切、形象，又符合妓女的身份，富有民歌的色彩，表明它是出自处于当时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之口。以青楼女子的口吻，奉劝男子不必多情，并以柳树自喻，表明自己沦落风尘的悲凉处境。此词一说是青楼女子对随意玩弄她们的男性表示强烈的不满和抗议。
这首小词不仅内容可取，而且结构相当完美。前人说“真诗果在民间”（李梦阳《郭公谣序》），此词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全词主要表现主人公漂泊异乡、有家难归、故国不堪回首的悲愁。
词的上片首句“黄云水驿秋笳噎”通过特定的天气环境（即大雪将至前的黄沙乌云）、特定的栖居环境（水中驿站）以及边地特有的乐器声（胡笳发出哽咽的声音），借景抒情，表达了主人公辗转漂泊之愁。“吹人双鬓如雪”句采用夸张和比喻的修辞手法，极写主人公暮年衰老之愁。“愁多无奈处”直抒胸臆，表达自己内心无法排遣之愁绪之深。“谩碎把、寒如轻撅”一句采用动作的细节描写，把主人公愁绪无法排遣，不停敲击满树寒如，直至将其敲碎的特定动作表现得十分细腻传神。
词的下片又黄昏写到夜深，“红云转入香心里”三句写晚霞已逝，夜已渐深，人们都已经歇息。而主人公此时更是辗转反侧，愁绪更浓，抬眼望窗外，“雁落影，西窗斜月”两句以景结情。漂泊的大雁留下孤单的影子，一轮斜月挂在西窗外。词人通过“雁影”和“斜月”这两个深秋特有的意象，将主人公漂泊他乡、家园难归，故国不堪回首的悲愁和无奈表现的含蓄深刻，达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高帝求贤记》一文虽然短小，却清楚地说明了诏令求贤的原因、目的和方法。
刘邦起自布衣，对士人多有轻侮。但由于他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认识到的天下多有赖于士人，为此他统一天下后，要治理天下，就急于寻访贤能之人，心情十分急迫。尽管此诏书是在刘邦在位晚年发布的，但这封诏书毕竟奠定了西汉的基本国策，功不可没。西汉大量贤士得到重用是在武帝宣帝时期。但是，要追溯西汉王朝的求贤历史，还要从这封诏书开始。
高帝刘邦求贤的根本目的，自然是为了使自己的统治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高帝之所以求贤，则是因为他从历史与现实两个不同的层面，清醒地认识了经营天下与贤人辅的紧密联系。就历史而言，世之王者莫高于周文，周文王在位五十年，国势强盛，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泰颠、闳夭、散宜生、南官适等贤人；世之霸主莫高于齐桓公，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管仲。就现实而言，贤人的重要性对高祖刘邦更是刻骨铭心。当初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超，商祖起于闾巷之间，拨乱诛暴，平定海内，终践帝祚。他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善用智能之士。高祖曾云：“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师，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能取天下也。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正因为知此，诏书才有“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云云。不论着眼于历史，还是着眼于现实，刘邦都迫切感到需要贤士大夫来治理天下。
诏书以周文、齐桓自许，以古之贤士期待今之人，流露了刘邦希冀王霸之业的雄心以及渴求贤才的迫切。诏书云：不惟古之人有智慧有才能，今天下人亦然，只因人主不肯结交，致使贤者无由进升。如此归咎人君，便见高祖礼贤下士之意，显得顿挫而又警醒。高祖本意在于进用贤者以安定汉家，却云“与吾共安利之”；一个“利”字，巧妙地将自身的好处幻化成了贤人的利益。如此说来，高帝求贤便有了为贤者打算图谋的含义。诏书又云：“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上文言“交”，此处言“游”，更表现出一种天子友匹夫的大度雍容的气度；尊之显之云云，则是直接诱之以势力。诏书结尾云：郡国若有贤者，“必身功为之驾”，“有而弗言，觉，免”；一个‘必”字、一个“免”字，再次表现了高帝求贤的精诚。由此可见，《高帝求贤诏》不仅层次划然，而且用语极具艺术性。
不过，政治在很多情况下都不会是这种停留在纸面上的温情脉脉牧歌。在封建社会，“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悲剧一次次重演，所谓贤者，所谓智能之士，常常难以摆脱这种历史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