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词从意义上看，可分为上下两篇，前三句是一段，十分生动地描绘出一位披肝沥胆，忠一不二，勇往直前的将军的形象，从而表现了词人的远大抱负。后三句是一段，以沉痛的慨叹，抒发了“壮志难酬”的悲愤。
第一句，用三个连续的、富有特征性的动作，塑造了一个壮士的形象，让读者从那些动作中去体会人物的内心活动，去想象人物所处的环境，意味无穷。
“挑灯”的动作又点出了深夜情景。夜深人静，无法入睡，只好独自吃酒。吃“醉”之后，仍然不能平静，便继之以“挑灯”，又继之以“看剑”。总算睡着后，方才所想的一切，又幻为梦境。壮士好梦初醒，天已破晓，一个军营连着一个军营，响起一片号角声。这号角声，富有催人勇往无前的力量。而那位壮士，也正好是统领这些军营的将军。于是，他一跃而起，全副披挂，要把他“醉里”、“梦里”所想的一切统统变为现实。
二、三两句，突出地表现了雄壮的军容，表现了将军及士兵们高昂的战斗情绪。“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兵士们欢欣鼓舞，饱餐将军分给的烤牛肉；军中奏起振奋人心的战斗乐曲。将军神采奕奕，意气昂扬，“沙场秋点兵”。这个“秋”字写得好。正当“秋高马壮”的时候，“点兵”出征，预示了战无不胜的前景。
“沙场秋点兵”之后，大气磅礴，直贯后片“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将军率领铁骑，快马加鞭，神速奔赴前线，弓弦雷鸣，万箭齐发。仿佛看到若干连续出现的画面：敌人纷纷落马；残兵败将，狼狈溃退；将军身先士卒，乘胜追杀，一霎时结束了战斗；凯歌交奏，欢天喜地，旌旗招展。然而，在词的最后，作者却发出一声长叹：“可怜白发生！”从感情的高峰猛的跌落下来。原来，那壮阔盛大的军容，横戈跃马的战斗，以及辉煌胜利，千秋功名，不过全是梦境。这处境，的确是“悲哀”的。然而没有谁“可怜”他。于是，他写了这首“壮词”，寄给处境同样“可怜”的陈同甫。
从全词看，壮烈和悲凉、理想和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作者只能在醉里挑灯看剑，在梦中驰骋杀敌，在醒时发出悲叹。这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民族的悲剧。而作者的一腔忠愤，无论在醒时还是在醉里、梦中都不能忘怀，是他高昂而深沉的爱国之情、献身之志的生动体现。
这首词在布局方面也有一点值得注意。“醉里挑灯看剑”一句，突然发端，接踵而来的是闻角梦回、连营分炙、沙场点兵、克敌制胜，有如鹰隼突起，凌空直上。而当翱翔天际之时，陡然下跌，发出了“可怜白发生”的感叹，使读者不能不为作者的壮志难酬洒下惋惜怜悯之泪。这种陡然下落，同时也戛然而止的写法，如果运用得好，往往因其出人意外而扣人心弦，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这样的结构不但宋词中少有，在古代诗文中也很少见。这种艺术手法也正表现了辛词的豪放风格和他的独创精神。但是辛弃疾运用这样的艺术手法，不是故意卖弄技巧、追求新奇，这种表达手法正密切结合他的生活感情、政治遭遇。由于他的恢复大志难以实现，心头百感喷薄而出，便自然打破了形式上的常规，这绝不是一般只讲究文学形式的作家所能做到的。
这首词在声调方面有一点值得注意。《破阵子》上下两片各有两个六字句，都是平仄互对的，即上句为“仄仄平平仄仄”，下句为“平平仄仄平平”，这就构成了和谐的、舒缓的音节。上下片各有两个七字句，却不是平仄互对，而是仄仄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这就构成了拗怒的、激越的音节。和谐与拗怒，舒缓与激越，形成了矛盾统一。作者很好地运用了这种矛盾统一的声调，恰当地表现了抒情主人公复杂的心理变化和梦想中的战斗准备、战斗进行、战斗胜利等许多场面的转换，收到了绘声绘色、声情并茂的艺术效果。
李白有首叫《越中览古》的诗。诗中写道：“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这首七言诗中，有三句写到越王勾践的强盛，最后一句才点出越国的衰败景象，虽然表达的感情显然不同，但在谋篇布局方面又有相通之处，可以参看。
首句开门见山，喊出一声感慨，叹人间知音难觅，其势如飞瀑直下，让人直觉晴天闻雷，立刻惊警。在这句诗里，诗人采用典中典之法，首先化用了南朝文人刘勰之语。
诗人又融入了春秋战国时俞伯牙、钟子期“高山流水”识知音的典故。伯牙所念，子期心明。俞伯牙用琴声表达了他像高山一样雄伟屹立于天地之间的人格形象，像大海一样浩渺纵横于宇宙之间的胸襟气度，而钟子期的情操和智慧，恰好同他产生了共鸣和契合，于是二人成了知音。
然而子期既死，伯牙绝弦。诗人溶入此典正是为抒发“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岳飞词）之慨。这典中之典，不仅让这句诗内容大大增量，而且还让诗人感慨的语气大大加重。特别是这样的诗句出自韩愈这样一个在政坛和文坛上均属顶级人物之口，再联想到他独特的身世和遭遇，就更觉得这一声感慨有雷霆万钧之力。
这首诗写诗人与知心朋友孟郊不忍离别，只好踏着满地的月色，彻夜相叙。道出知音难寻，依依惜别之情。寥寥四句诗，写出惜别情感，生动真切，极富感染力。
这首诗题目是“官街鼓”，主旨却在惊痛时光的流逝。时间，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可是诗人刻画了官街鼓的鼓声这一艺术形象，把无形变成了有形，把抽象的事物形象化，使读者感触到了时光这一无限存在的事物。官街鼓是时间的象征，那贯穿始终的鼓点，正像是时光永不留驻的脚步声。
诗一开始就描绘出一幅离奇的画面：宏观宇宙，日月跳丸，循环不已；画外传来咚咚不绝的鼓声。这样的描述，既夸张，又富于奇特的想象。一、二句描述鼓声，展示了日月不停运转的惊人图景；三、四句转入人间图景的描绘：宫墙内，春天的柳枝刚由枯转荣，吐出鹅黄的嫩芽，宫中却传出美人死去的消息。这样，官街鼓给读者的印象就十分惊心动魄了。它正是“月寒日暖煎人寿”的“飞光”的形象的体现。第五、六句用对比手法再写鼓声：千年人事灰飞烟灭，就像是被鼓点“磓碎”，而“日长白”——宇宙却永恒存在。可秦皇汉武再也听不到鼓声了，与永恒的时光比较，他们的生命十分短促可悲。这里专提“孝武（即汉武帝）秦皇”，是因为这两位皇帝都曾追求长生，然而他们未遂心愿，不免在鼓声中消灭。值得玩味的是，官街鼓乃唐制，本不关秦汉，“孝武秦皇”当然“听不得”，而诗中却把鼓声写成自古已有，而且永不消逝，秦皇汉武一度听过，只是诗人不能再听。可见诗人的用心，并非在讴咏官街鼓本身，而是着眼于这个艺术形象所象征的事物——那永恒的时光、不停的逝去。七、八两句分咏人生和官街鼓，再一次对比：尽管人“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日趋衰老；然而官街鼓永远不老，只有它“独共南山守中国”。这两句因省略较多，曾引起纷歧的解说。但仔细玩味，它们是分咏两个对立面。“君”字是泛指世人，可以包含“孝武秦皇”，却不一定是专指二帝。通过两次对比，进一步突出了人生有限与时间无限的矛盾的不可克服。诗写到这里，意思似乎已表达得淋漓尽致了。但诗人并没有就此搁笔，最后两句突发异想：天上的神仙也不免一死，不死的只有官街鼓。它的鼓声与漏声相继不断万古长存。这里仍用对比，却不再用人生与鼓声比，而以神仙与鼓声比：天上神仙已死去几回而隆隆鼓声却始终如一，连世人希羡的神仙寿命与鼓声比较也是这样短促可悲，那么人生的短促就更不在话下了。这样，一篇之中总共包含三层意思。最后神仙难逃一死的想象不但翻空出奇，而且闪烁着诗人对世界、对人生的深沉慨叹和真知灼见。
《官街鼓》反复地、淋漓尽致地刻画和渲染生命有限、时光无限的矛盾，有人认为意在批判神仙之说。这种评价是很局限的。从诗人李贺生平及其全部诗歌看，他慨叹人生短促、时光易逝，其中应含有“志士惜日短”的成分。他怀才不遇，眼看生命虚掷，对此特别敏感，特别痛心。此诗艺术上的一个显著特色是，通过异常活跃的想象，对抽象的时间和报时的鼓点发生联想，巧妙地创造出“官街鼓”这样一个象征性的艺术形象。赋无形以有形，化无声为有声，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可感的形象，让读者通过形象的画面，在强烈的审美活动中深深体味到诗人的思想感情。
宋代哲学家周敦颐在《爱莲说》中称莲花为“花之君子”，说它“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说它“可远观而不可亵玩”，并且对其作了具体介绍：“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这些描写，形象而具体地写出了莲花的特点，作者对莲花的赞美之情主要寓于对莲花的描写之中。《白莲》这首诗却不同，这首诗虽然是以“白莲”为题，以莲花为吟咏对象，但诗人没有对白莲作具体描绘，而是抓住白莲颜色的特点，借题发挥，直述诗人自己的看法，抒发自己的感情。
咏物诗，描写的是客观存在着的具体事物形象，然而这形象在艺术上的再现，则是诗人按照自己的主观感觉表现出来的，多少总带有一点抒情的意味。以抒情的心理咏物，这样物我有情，两相浃洽，才能把它活生生的写到纸上，才是主客观的统一体。陆龟蒙的这首《白莲》，对我们很有启发。
“素花多蒙别艳欺，此花端合在瑶池”。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素雅之花常常要被艳丽之花欺侮。白莲花总应该长在瑶池里面。
鲜红的太阳，照耀着透出波面的莲花，明镜里现出一片丹霞，艳丽的色彩是有目共赏的。莲花红多而白少，人们一提到莲花，总是欣赏那红裳翠盖，又有谁专门注意这不事铅华的白莲！然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真正能够见出莲花之美的应该是在此而不在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红莲不过是“别艳”罢了。
“无情有恨何人觉，月晓风清欲堕时。”小诗的后两句是说，月儿明风儿轻花儿要凋谢，只有恨却无情谁能了解你？
白莲，她凌波独立，不求人知，独自寂寞的开放，好像是“无情”的。可是秋天来了，绿房露冷，素粉香消，她默默的低着头，又似乎有无穷的幽恨。倘若在这“月晓风清”朦胧的曙色中去看这将落未落的白莲，你会感到她是多么富有一种动人的意态！她简直是缟袂素巾的瑶池仙子的化身，和俗卉繁葩有着天人之别。
这诗是咏白莲的，全诗从“素花多蒙别艳欺”一句生发出新意；然而它并没有粘滞于色彩的描写，更没有着意于形状的刻画，而是写出了花的精神。特别是后两句，诗人从不即不离的空际着笔，把花写得若隐若现，栩栩如生。花，简直融化在诗的意境里；花，简直人格化了，个性化了。
《白莲》一诗从“素花多蒙别艳欺”一句生发新意；然而它并没有黏滞于色彩的描写，更没有着意于形状刻画，而是写出了花的精神。“无情有恨何人觉，月晓风清欲堕时”。白莲好像无情，但却有恨，在天欲晓而残月尚在，凉爽的晨风吹着，无人知觉的时候，这正是白莲的花瓣将要坠落的时候。这样的想象和描写是既适合作者心目中的白莲的性格的特点，而且又很有情致和余味的。因为有诗的感觉和想象的诗人写诗，并不是仅仅打一个比喻，借题发挥，发一点个人的牢骚，而是对他所歌咏的对象，总是感到了诗意，感到了有动人的地方，然后才可能写出可以打动人的真正的诗来。最后两句，诗人从不即不离的空际着笔，把花写得若隐若现，栩栩如生。
全诗意在记叙韩愈撰写“平淮西碑”碑文的始末，竭力推崇韩碑的典雅及其价值。情意深厚，笔力矫健。韩碑既未抹煞李愬雪夜破城的丰功，也未特别铺张裴度的伟绩，态度比较公允。李商隐极力推崇韩碑，也就是同意韩氏的观点。叙议相兼，在艺术风格上受到韩愈《石鼓歌》的影响。清人屈复《玉溪生诗意》中说：“生硬中饶有古意，甚似昌黎而清新过之。
这首诗是一则历史。公元817年（宪宗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率兵平定淮西，但首先破蔡州生擒叛者吴元济的是大将李愬。宪宗命韩愈撰《平淮西碑》时，韩主要是突出了裴度在执行宪宗旨意后的运筹帷幄，引起李愬不满。愬妻（唐安公主之女）进宫诉说碑文不实，宪宗就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文勒石，观点迥然不同。李商隐是完全赞同韩愈观点的，诗中强烈地表达以对《韩碑》被磨去的愤慨，更热情地歌颂了这篇碑文。本诗基本上是叙述性的，但笔力矫健，很有感情，诗中一些名句也一直为人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