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是有名的古城，东汉、曹魏、西晋、北魏曾建都于此。隋炀帝时，在旧城以西十八里营建新城，武则天时又加扩展，成为唐代的东都，而旧城由此芜废。许浑这首诗是凭吊故城感怀。
诗的开头以“禾黍离离半野蒿”，直落登城所见，满目荒凉残破，昔日华丽雄伟的宫殿已荡然无存。诗人正是通过眼前景物的描写，托出“故”字，把昔日之兴盛与今日之凄凉作尖锐地艺术对比，从而引出“昔人城此岂知劳”的无限感慨。历史上的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奢华享乐，役使千千万万的劳力建起了洛阳宫殿和城池，而今却已倾圮残毁。在这里，诗以“岂止”构成反诘，表达了对统治者的愤怒批判和无情嘲讽。
颔联承上作深入描写以“市朝变”与“水声东去”、“宫殿高”与“山势北来”做鲜明对比，并照应首联，揭示权贵之不能长存，表达诗人登城凭吊之情。
颈联更写出了故城的荒凉冷落。“鸦噪”说明这里凄清，人迹罕至；“雁迷”，说明这里似乎早已被人们遗忘。一幅鸦噪图，一幅雁迷图，给全诗笼上了一层悲剧色彩。写景逼真，细节处处传神，以不懂人事的鸦、雁，反映人事的变化，显得深刻有力。
尾联承上以反折作收，富贵之不得长存，人生之过于短暂，这使诗人痛苦、感慨，从而产生羡慕神仙的思想，但诗人却反说“可怜”，正说明诗人认为虚妄的神仙故事也不能解决现实的矛盾，不能解决思想上的苦恼，故用“可怜”的反言以见意，表达了他这种怀古伤今的感慨的深沉与无限的悲伤。
诗的首句“禾黍离离”，《<诗经>黍离》开首的“彼黍离离”化用而来的，暗含对过去王朝兴灭更替的追思。第二联表达对这座由劳苦百姓辛苦修建，却终遭废毁的城市的痛惜之情。“水声东去”既是写实景（故洛城紧靠着洛水北岸），又是双关寓意。诗人由脚下奔流向东的洛水，生发出光阴流逝，人世沧桑的感慨。尾联借用典故慨叹世人不能像太子普那样逍遥自在地超脱于尘世变迁之外。
全诗主要通过洛阳看到的荒凉残破的景象，借古喻今，抒发自己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关怀和殷忧，对那些脑满肠肥无所用心的达官贵人以及浪荡公子等醉生梦死之徒，充满了愤懑和鄙弃之情。吴汝纶曰：“末刺贵游不知时变，但解行乐也”窥破了诗人的用意。
由于许浑生活的时代是封建王朝由鼎盛转向衰落的转折，且作为时代的一份子又无力挽救这历史的遗恨，他追抚山河陈迹，俯仰今古兴废，苍莽历落，感慨深沉，所以此诗盈溢着浓浓的失落感和幻灭感。此篇起得苍凉，接得开阔，对偶工整，句法圆活，在其怀古诗中亦称名作。可惜的是后半篇比较薄弱。颈联虽然刻画工细，但未能翻出新意，缺少转折波澜之势。结尾更落入俗套，调子也嫌低沉无力。全诗没有李白的豪放，也没有杜甫的深沉，却有一份浓浓的凝重以及万重无奈的思绪下想让历史的车轮逆转来找回昔日盛景的希冀。但许浑的幻灭感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也是情有可原的。
勤政楼西的一株柳树，是唐玄宗开元年间（注：开元年间为713年－741年）所种，至822年（唐穆宗长庆二年）已在百龄上下，当时白居易已五十一岁。以垂暮之年对半朽之树，诗人自然会怆然动怀。东晋桓温北征途中，看到他昔日手种的柳树都已经有十围那么粗了，曾感慨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对树伤情，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难怪诗人要良久立马，凝望出神了。树“半朽”，人也“半朽”；人“多情”，而树在诗人眼中，也是物情同人情。宋代辛弃疾就曾写过“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甚矣吾衰矣》）这样情趣盎然的词句。白居易看到这株临风老柳就好像是出于同病相怜，为了牵挽他这位萍水相逢的老人，才摆弄它那多情的长条。
诗的开始两句，把读者带到了一个物我交融、物我合一的妙境。树就是诗人，诗人就是树，既可以说多情之人是半朽的，也可以说半朽之树是多情的。“半朽”和“多情”，归根到底都是诗人的自画像，“树”和“人”都是诗人自指。这两句情景交融，彼此补充，相互渗透。寥寥十字，韵味悠长。
如果说，前两句用优美的画笔，那么，后两句则是用纯粹的史笔，作为前两句的补笔，不仅补叙了柳树的年龄和诗人自己的岁数，更重要的是，把百年历史变迁、自然变化和人世沧桑隐含在内，这是诗人的大手笔。它像画上的题款出现在画卷的一端那样，使这样一幅充满感情而又具有纪念意义的生活小照，显得格外新颖别致。
这是《小雅》中篇幅之长仅次于《小雅·正月》和《小雅·楚茨》的一首诗。此诗章法结构非常严谨。这不仅是指它全部五章每章均十四句，且都是标准的四字句；更是指它章节之间内在组织上的精妙。诗内容大致可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两章写合乎礼制的酒宴，第二部分两章写违背礼制的酒宴，两者同以“宾之初筵”一句起头，而所描述的喝酒场面却大相径庭，暴露出理想状态与现实境况的尖锐矛盾。第三部分为末章，是总结性的言辞，连用“不”、“勿”、“无”、“匪”、“矧敢”等表示否定义的词集中凸现否定意蕴。各部分之间起承转合脉络极其分明。第二个印象是诗人的写作技巧非常高明。诗人之意实在“刺”，前两章却用“美”为“刺”作映衬，使丑恶的事物在与美好的事物的对比中更显出其丑恶，欲抑先扬，跌宕有致。而诗人的“刺”即使是在最重要的第三、第四两章中，也并不剑拔弩张，疾言厉色，只是反覆直陈醉酒之态以为警诫，除了烂醉后手舞足蹈的姿势不惜重言之以外，“载号载呶”、“乱我笾豆”、“侧弁之俄”写醉汉吵吵嚷嚷、弄乱东西、衣冠不正，也都抓住了特征。并且，诗人还善于通过“既醉而出，并受其福”之类的委婉语、“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之类的戏谑语，来作“绵里针”式的点染。借形象说话，实招就是高招。当然，并不是说此诗没有正面的说理成分，末章就主要是说理，但毕竟使读者对酗酒的害处深感悚惕的还是那些描写醉态的句子。
诗人技巧上的高明之处，在具体的修辞上，也得到充分的表现，除了消极修辞外，积极修辞更是丰富多彩。“左右秩秩”、“举醻逸逸”、“温温其恭”、“威仪反反”、“威仪幡幡”、“屡舞仙仙”、“威仪抑抑”、“威仪怭怭”、“屡舞僛僛”、“屡舞傞傞”，这是叠字修辞格的运用，频度之高，在整部《诗经》中似乎也不多见，那种奇佳的摹态效果，令人叹服。“笾豆有楚，肴核维旅”、“既立之监，又佐之史”，则是非常标准的对偶修辞格。“宾之初筵”、“其未醉止”、“曰既醉止”、“是曰既醉”等句都同章或隔章、邻章重复一次，是重复修辞格，而由其重复所产生的效应则不同。如上文所说“宾之初筵”的重复意在引出对比。但“其未醉止”、“曰既醉止”的重复，则既与从“威仪反反”、“威仪幡幡”到“威仪抑抑”、“威仪怭怭”的递进紧扣，又有“其未醉止”一组重复与“曰既醉止”一组重复的两层对比，从中更可见出结构的精整。而“是曰既醉”的隔章重复，所起作用是将第三、第四这最重要的两章直接串联起来。还有一种《诗经》中经常出现的修辞格——顶针，此诗也有两例，即“以洽百礼”之后接以“百礼即至”，“子孙其湛”之后接以“其湛曰乐”。这两个顶针修辞在同章中仅隔两句，相距很近，也是诗人为加重语气而作的刻意安排。另外，“钟鼓既设，举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献尔发功”，这一段又是排比句，且两句一换韵，有很强的节奏感。
这首诗首联“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直接指出一口井如果没有了水，固然是废井；倘若有水而无人汲，也依然是废井。诗人从这个角度比喻作诗。颔联“笔砚为辘轳，吟咏作縻绠。”中的“笔砚”、“吟咏”互文见义，皆指创作活动。辘轳是汲取井水的起砚装置，即在井上树立支架，上装可用手柄摇转的轴，轴上绕绳索，系上水桶，摇转手柄，使水桶一起一落，汲取井水。縻绠即井绳，与前辘轳意思相同，都是借汲水的过程，喻指作诗时思绪飞动的状态。那么，既然天天要作诗，诗思会不会枯竭呢。作者认为不会，正如从井里汲水一样，虽然每天都汲，可是“朝来砚汲引，依旧得清冷”，给人的感觉仍是全新的。
这首诗的尾联“书赠同怀人，词中多苦辛。”点明该诗是赠给“同怀人”，同时贾岛是中唐苦吟诗派的砚要代表人物。尽管他曾说过“言归文字外，意出有无间”（《送僧》）一类的话，但落实到作诗上，却从无“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气韵，而总是在费尽心思地雕章琢句，仿佛是要通过“渐修”得到作诗的真谛。这种诗的艺术风格，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贾岛》一文中也作过论述：“贾岛同时代的人，初唐的华贵，盛唐的壮丽，以及最近十才子的秀媚，都已腻味了，而且容易引起一种幻灭感。他们需要一点清凉，甚至一点酸涩来换换口味。”僧房和山野的清寂幽僻就与“清凉”和“酸涩”有着密切的关系，而通过苦吟的手段来达到这一境界又是一些才气一般却又希望有所作为的诗人的较好方法。所以，前人认为晚唐五代是贾岛的时代不无道理。《唐摭言》卷十曾记载了晚唐李洞尊崇贾岛的事迹：他铸贾岛的铜像，经常手持念珠念贾岛佛。如知道谁喜欢贾诗，他就手录贾诗赠之，并再三叮咛说：这无异于佛经，应该焚香而拜。李洞的做法虽有些极端，但足以说明贾岛诗的独特风格对晚唐五代诗人的深刻影响。综上所述，就不难看出该诗尾联中的“多苦辛”。
这首诗前三句平平，诗人说自己已经抛开了书籍很久了，腰束干粮袋四处奔波，加上路途上蚊子和苍蝇之扰，其实也无法读书，但他毕竟是一条书蛀虫，读书是他前世欠下的债，为了还这个债，——于是，结句“黄河浪里读书灯”就跳出了！
“河出伏流，一泻汪洋。”到过黄河的人们，谁能不被它九曲横空、万浪啸天的气势和力量所震摄？它那狂放无羁的暴烈和雄奇，也似乎只有同样狂放无羁的诗仙李折，才足以挥动如椽巨笔，为之写照传神——“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这就是李白描摹过的那水来“天上”，波颠万里的壮奇黄河。
而今，正是从这一派震荡天地的黄河浪影里，驶出了一艘傲岸不驯的行船，时令正当秋夜，水天一片迷蒙。但在波涌浪叠的船窗前，却可见到我们的诗人宋琬，正须髯飘飘，就着高烧的烛灯，执卷诵读！
倘若这是在庐峰月下，对茅窗孤灯，聆松涛千仞，那境界一定将格外清美幽渺吧？倘若这是在西子湖畔，仰修竹千竿，听游鱼唼喋，于执卷吟赏之际，也一定会更添几分韵致吧？但“黄河浪里读书灯”之句，却把这“读书”的背景，转换在了壮奇雄阔的浪涛之间，而且是在烛照浪影的舱间“灯”下，那境界又岂是上述这境所可比拟？
此刻的舱中当然也是幽清的。幽清得连一只令人憎厌的蚊子苍蝇都没有。然而这幽清，又是以何其惊心动魄的舱外之景为陪衬的啊：浩荡的黄河在夜天下狂暴喧腾；荧荧的船火，还可照见一阵又一阵掀天浊浪崩裂眼前；涛声隆隆，如疾雷碾过船之两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突然推出挑灯抚髯，执卷而诵的诗人近景，那气度和仪态，该带有怎样一种睥睨古今、笑傲万浪的沉静和潇洒！
如果说“黄河浪”所蕴含的，是极大的动荡之境；那么“读书灯”所显示的，则是迥然相异的静谧之境。这两者本来很难相容，诗人却以身临的浪舟读书之兴，将它们奇妙地组接在了一句诗中。大“动”与大“静”由此相反相成，雄奇的“黄河”夜浪之涌，与潇洒的诗人“读书”身影，由此相叠相钱，辉耀了整首诗行。一个为前人不到的崭新诗境，在行舟黄河的诗人宋琬笔底，就这样兴象峥嵘的创生了！
这诗境的创生虽说出于偶然，却是宋琬悲苦生涯中哀愤之情的必然触发。倘若不是在顺治七年、康熙元年“两度系狱”，饱尝过宦海沉浮的险恶“风涛”；倘若不是憎恶于“白鸟（蚊子）苍蝇”式谗人的陷害，厌倦于“久抛青简束行幐”的仕途奔波，而向往着一种放浪无羁的自由生活——那么，宋琬又怎么会觉得，黄河的“掀天浊浪”，并不比“人间”的风涛险恶？又怎么会激发在“黄河浪”中化身“蠧鱼”，挑灯诵书而一“酬夙债”的豪兴？
由此反观此诗之前三句，你便不会因为它们的吐语平平而以为无足轻重了——其实，“久抛青简束行幐”之卑陋，“白鸟苍蝇甚可憎”之烦嚣，恰都是运笔上的一种铺垫和反衬。它们之存在正是为了在结句中造成诗情的巨大逆转，以翻出一个之与截然不同的人生境界。有了这卑陋和烦嚣的反衬，“黄河浪里读书灯”之境，便愈加见得雄奇潇洒，超世脱俗，而令你无限神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