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自古创来,以“别”为题的作品,多有悲凄缠绵之作,常囿于个人感情圈子之内,而司马光的这首送别诗,却能俯瞰九州,追溯千古,将历史、现实、希望结合起来,以诗的美启迪友人的沉思,用历史的光辉烛照前进的道路,感情深挚而不浮露,境界高人一着。
富顺在四川南部,与云南近邻。古代,包括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的广大地区,《史记》、《汉书》称为“西南夷”;《三国志》、《华阳国志》称为“南中”。历代王朝很早就注意到这一带地方的开发,秦代李冰、常頞,先后修筑从四川通往云南的路,长约二千余里,宽约五尺,史称“五尺道”(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还在西南地区设置官吏。汉代承秦制,继续派唐蒙等“凿石开阁”,修筑官路,直达建宁(今云南曲靖);汉武帝时,兵临云南,滇王降汉,汉武帝仍命其为“长帅”,赐“滇王”印,先后置益州、越嶲、牂牁、犍为等郡,西南地区自此有了全国统一的行政建制;汉王朝还实行移民屯田,内地的先进耕作技术渐传边疆。首联以简练的笔墨概括了这些史实。
在注意加强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联系的同时,一些有见识的官员,还注意边疆文化的提高和民族的团结。西汉的文翁在汉景帝末期任蜀郡太守,在成都设立学校,入学得免徭役,一时“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华阳国志·南中志》)。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对南中大姓的叛乱,并不单纯以武力征服,而是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对其首领孟获“七擒七纵”,使其心诚悦服。诸葛亮还吸收一部分民族上层人物为其“属官”,参与蜀国中央政权。结果,南中安定,无复后顾之忧。诸葛亮南征,恩威兼施,然而教化尚未顾及。“欲使”二句即于此着眼。二句一气直下,意谓朝廷欲将文翁的教化施于南中孟获之辈,使之发展成为文明之域。
南中地区,古人多视为蛮荒之地,其实,这里物产丰饶,民风淳朴,蜀锦、桐华布、筇竹杖,远在西汉就已销售国外,风味饮食亦多,蒟酱就是其中之一。蒟酱,一作“枸酱”。一说是,一种胡椒科植物做的酱,味辛辣(《史记·西南夷列传·索隐》);另一说是鸡棕酱,蒟、鸡同音,为内地人误记(尹艺《鸡棕油》)。鸡棕本是一种香菌,向来被视为“山珍”。明代谢肇淛《滇略·产》说:“鸡棕,……土人盐而脯之,熬液为油,以代酱豉。”南中蒟酱,汉代就已销往邻近地区。南中民间歌舞丰富优美,巴渝间流传的《竹枝词》就是其中的代表,它含思婉转,色彩明丽,唱时以鼓笛伴奏,同时起舞。唐代刘禹锡曾据以改作新词,脍炙人口。“盘馐”二句即选取这两件有代表性的事物,说明了南中风物之美。
尾联二句,诗人劝友人在途中开怀畅饮,切莫频起乡思之情。言外之意是,南中之事大有可为,不可因忧思而自伤心神。司马光毕竟是政治家,颇有眼光。诗中所发的主张是针对唐宋以来的弊端而发的。唐代天宝年间(742—756),杨国忠等贪边功以邀宠,对南诏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进攻,结果全军覆没,自此西南兵戈不息(见《新唐书·南诏传》、《旧唐书·南诏传》);宋太祖赵匡胤则“挥玉斧”,把大渡河以南之地划出疆界(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使继南诏而起的大理国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受到阻碍。司马光对友人的谆谆嘱咐,表现了他对西南地区的深切关注。
此诗虽偏于议论,不铺陈文采,也不刻意求工,然而在质朴的语句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而且感情诚挚,含意深远,在宋人五律中属于佳作。这与诗人“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的敦朴性格也是一致的。
“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自古创来,以“别”为题的作品,多有悲凄缠绵之作,常囿于个人感情圈子之内,而司马光的这首送别诗,却能俯瞰九州,追溯千古,将历史、现实、希望结合起来,以诗的美启迪友人的沉思,用历史的光辉烛照前进的道路,感情深挚而不浮露,境界高人一着。
富顺在四川南部,与云南近邻。古代,包括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的广大地区,《史记》、《汉书》称为“西南夷”;《三国志》、《华阳国志》称为“南中”。历代王朝很早就注意到这一带地方的开发,秦代李冰、常頞,先后修筑从四川通往云南的路,长约二千余里,宽约五尺,史称“五尺道”(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还在西南地区设置官吏。汉代承秦制,继续派唐蒙等“凿石开阁”,修筑官路,直达建宁(今云南曲靖);汉武帝时,兵临云南,滇王降汉,汉武帝仍命其为“长帅”,赐“滇王”印,先后置益州、越嶲、牂牁、犍为等郡,西南地区自此有了全国统一的行政建制;汉王朝还实行移民屯田,内地的先进耕作技术渐传边疆。首联以简练的笔墨概括了这些史实。
在注意加强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联系的同时,一些有见识的官员,还注意边疆文化的提高和民族的团结。西汉的文翁在汉景帝末期任蜀郡太守,在成都设立学校,入学得免徭役,一时“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华阳国志·南中志》)。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对南中大姓的叛乱,并不单纯以武力征服,而是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对其首领孟获“七擒七纵”,使其心诚悦服。诸葛亮还吸收一部分民族上层人物为其“属官”,参与蜀国中央政权。结果,南中安定,无复后顾之忧。诸葛亮南征,恩威兼施,然而教化尚未顾及。“欲使”二句即于此着眼。二句一气直下,意谓朝廷欲将文翁的教化施于南中孟获之辈,使之发展成为文明之域。
南中地区,古人多视为蛮荒之地,其实,这里物产丰饶,民风淳朴,蜀锦、桐华布、筇竹杖,远在西汉就已销售国外,风味饮食亦多,蒟酱就是其中之一。蒟酱,一作“枸酱”。一说是,一种胡椒科植物做的酱,味辛辣(《史记·西南夷列传·索隐》);另一说是鸡棕酱,蒟、鸡同音,为内地人误记(尹艺《鸡棕油》)。鸡棕本是一种香菌,向来被视为“山珍”。明代谢肇淛《滇略·产》说:“鸡棕,……土人盐而脯之,熬液为油,以代酱豉。”南中蒟酱,汉代就已销往邻近地区。南中民间歌舞丰富优美,巴渝间流传的《竹枝词》就是其中的代表,它含思婉转,色彩明丽,唱时以鼓笛伴奏,同时起舞。唐代刘禹锡曾据以改作新词,脍炙人口。“盘馐”二句即选取这两件有代表性的事物,说明了南中风物之美。
尾联二句,诗人劝友人在途中开怀畅饮,切莫频起乡思之情。言外之意是,南中之事大有可为,不可因忧思而自伤心神。司马光毕竟是政治家,颇有眼光。诗中所发的主张是针对唐宋以来的弊端而发的。唐代天宝年间(742—756),杨国忠等贪边功以邀宠,对南诏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进攻,结果全军覆没,自此西南兵戈不息(见《新唐书·南诏传》、《旧唐书·南诏传》);宋太祖赵匡胤则“挥玉斧”,把大渡河以南之地划出疆界(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使继南诏而起的大理国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受到阻碍。司马光对友人的谆谆嘱咐,表现了他对西南地区的深切关注。
此诗虽偏于议论,不铺陈文采,也不刻意求工,然而在质朴的语句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而且感情诚挚,含意深远,在宋人五律中属于佳作。这与诗人“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的敦朴性格也是一致的。
金山在江苏镇江。宋时原本矗立在长江之中,后经泥沙冲合,遂与南岸毗连。山上之金山寺为著名古刹。作者在乾道三年(1167)三月中旬,舟过金山,登临山寺,夜观月色,江水平静,月色皎洁,如同白昼,此情此景,诗人心中生起无限的遐想和情思,于是写下了这首著名的词篇。
词的上阕描写雄丽的长江夜景。“江山自雄丽”二句,既写出江山雄伟、壮阔的气势,又点明夜间登临时的风露与春寒的感觉。“寄声月姊”二句,运笔不凡。“玉鉴”,指玉镜。词人置身于雄丽金山之中,驰骋着奇幻的想象:他对月倾吐心声;欲借用她那珍贵的玉镜来了望这美妙的景色。“幽壑鱼龙”三句,承上意而具体描绘登山寺所见的各种景象。也许是借助着宝镜的神威吧,词人的视角不仅能看到天上的无数星辰倒影在浩渺的江面上,随着微波摇动,山下的烟雾,一片迷漫,而且还能窥视躲藏在深水沟壑里的鱼龙在张口悲啸。晋书其意。“涌起”二句,由大江转写山景。“白银阙”借指金山寺。《史记·封禅书》说海山三神山“黄金银为宫阙”,《艺文类聚》卷六十二引作“黄金白银为阙”。苏轼游庐山作《开先漱玉亭》诗云:“我来不忍去,月出飞桥东。荡荡白银阙,沉沉水精宫。”写金山上开先禅院等建筑物在月下的奇妙景象有如仙山上的银阙晶宫,可以参读。“危驻”犹高驻,紫金山指金山。山在江中,寺在山上,亦如水中涌起。
下阕接前结山上意指,写词人在山头观月的遐想,由自然景象的描写转而抒发富有浪漫气息的感情。“表独立”三句,既是作者对自己的一幅素描画像,又是词人心胸的袒露。“表独立”化用屈原《九歌·山鬼》“表独立兮山之上”句意,表现出词人屹然独立在金山之巅的潇洒出尘的神态。“飞霞佩”,韩愈《调张籍》:“乞君飞霞佩,与我高颉颃。”这是在服饰上来描绘。
“切云”,古代一种高冠的名称。《楚辞·涉江》:“冠切云之崔嵬。”“漱冰濯雪”二句,承上进一层抒写自然外景沁入词人内心的感受。作者完全沉浸在如冰雪一样的月光里。感到整个世界是那么广阔洁净,又是那么深高幽远,似乎在万里之外的细微景物也能看得清楚。
“回首三山何处”三句,由上面不同凡俗的气象转而,引出古代传说中的三神山,即蓬莱、方丈、瀛洲。但这里不是李清照《渔家傲》词中“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的意象,而是把内心浓郁的感情移进虚拟的物象中,转化成心灵的情致创造出另一种美妙的艺术境界。词人说:听说神山上的群仙,一个个都在向我打招呼满面笑容地邀我去邀游那缥缈虚幻的世界。
最后二句分别化用李白《送友人》“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和韩愈《送桂州严大夫》“远胜登仙去,飞鸾不暇骖”的诗意。借写由不暇骖转化为骖鸾腾飞,登仙而去了。“翳凤”,以凤羽作华盖。“骖鸾”,用鸾鸟来驾车。词中结尾的虚拟与首起的实景,首尾照应,构成一个虚实相合、情景交融的整体。
陈应行在《于湖先生雅词序》中说:张孝祥“所作长短句凡数百篇,读之泠然洒然,真非烟火食人辞语。予虽不及识荆,然其潇洒出尘之姿,自然如神之笔,迈往凌云之气,犹可以想见也。”所谓“非烟火食人辞语”,大体都指这一类词作。但是这首词的艺术构思,独具一格。词人面对如此雄丽的江山、洁白的月色,心物感应由外在的直觉,渐渐地发展到内心的感受,相互渗透,从而创造出一种更为浪漫的飘然欲仙的艺术境界,显示出作者的奇特才气和旷达的心胸。
这是韩偓晚年寓居南安之作,与《安贫》表现同一索寞情怀,而写法上大不相同。《安贫》直抒胸臆,感慨万端;此篇则融情入景,兴寄深微。
春尽,顾名思义是抒写春天消逝的感慨。韩偓的一生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变故,晚年寄身异乡,亲朋息迹。家国沦亡之痛,年华迟暮之悲,孤身独处之苦,有志难骋之愤,不时袭上心头,又面临着大好春光的逝去,内心的抑郁烦闷自不待言。郁闷无从排遣,唯有借酒浇愁而已。诗篇一上来,就抓住醉酒这个行为来突出“惜春”之情。不光是醉,而且是连日沉醉,醉得昏昏然,甚且醉后还要继续喝酒,以致衣服上溅满了斑斑酒痕。这样反复渲染一个“醉”字,就把作者悼惜春光的哀痛心情揭示出来了。
颔联转入写景。涓细的水流载着落花漂浮而去,片断的云彩随风吹洒下一阵雨点。这正是南方暮春时节具有典型特征的景象,作者把它细致地描画出来,逼真地传达了那种春天正在逝去的气氛。不仅如此,在这一幅景物画面中,诗人还自然地融入了自己的身世之感。那漂浮于水面的落花,那随风带雨的片云,漂泊无定,无所归依,正是诗人自身沦落无告的象征。扩大开来看,流水落花,天上人间,一片大好春光就此断送,也可以看作诗人深心眷念的唐王朝终于被埋葬的表征。诗句中接连使用“细”、“浮”、“别”、“断”、“孤”这类字眼,更增添了景物的凄清色彩,烘托了诗人的悲凉情绪。这种把物境、心境与身境三者结合起来抒写,达到融和一体、情味隽永的效果,正是韩偓诗歌写景抒情的显著特色。
颈联再由写景转入抒情。为什么要说“人闲易有芳时恨”,大凡人在忙碌的时候,是不很注意时令变化的;愈是闲空,就愈容易敏感到季节的转换,鸟啼花落,处处都能触动愁怀。所以这里着力点出一个“闲”字,在刻画心理上是很精微的。再深一层看,这个“闲”字上还寄托了作者极深的感慨。春光消去,固然可恨,尤可痛心的是春光竟然在人的闲散之中白白流过,令人眼瞪瞪望着它逝去而无力挽回。这正是诗人自己面临家国之变而不能有所作为的沉痛告白。下联“地迥难招自古魂”,则把自己的愁思再转进一层。诗人为惜春而寄恨无穷,因想到:如有亲交故旧,往来相过,互诉心曲,也可稍得慰藉,怎奈孤身僻处闽南,不但见不到熟悉的今人,连古人的精灵也招请不来,更叫人寂寞难堪。当然,这种寂寥之感虽托之于“地迥”,根本上还在于缺乏知音。“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韩偓此时的孤愤心情,同当年的陈子昂确有某种相通之处。
七、八句抛开议论事理,转入抒情。借流莺相顾、春愁略解,含蓄地表达了对“春尽”的感伤和悲叹之情。诗人在这里虽然没有具体写自己是如何苦闷,表面上冲淡了全诗的悲剧色调,但其无限苦闷之情却形象地表现出来。
这首诗有叙述,有描写,有议论,三者紧密结合是其主要特点。这首诗描写景物具体形象,“细水浮花归别洞,断云含雨入孤村”这些诗句,真实地描绘出春天雨前农村的美景,有很大的艺术魅力。这首诗语言流畅优美,对仗工整。通篇扣住“春尽”抒述情怀,由惜春引出身世之感、家国之悲,一层深一层地加以抒发,而又自始至终不离开春尽时的环境景物,即景即情,浑然无迹,这就是诗篇沉挚动人的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