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独具特色的游宴诗。它通过歌舞酒宴上乐极悲来的感情变化,深 刻地展示了建安时代特有的社会心理。人生短促的苦闷和建立不朽功业的渴求交织成这首诗的主题,表现出“雅好慷慨”的时代风格。
这首诗的章法巧妙,很见匠心。诗歌在以较多的笔墨描写美酒丰膳、轻歌曼舞、主客相酬的情景之后,笔锋一转,吐露出欲求亲友忧患相济、共成大业的心愿,再转为对人生短促的喟叹,清醒地指出“盛时不再来”。至此,酒宴的欢乐气氛已扫荡一尽,乐极而悲来的心理历程完整地表达出来了,引人回忆起开篇的浓艳之笔、富贵之景,更添几分悲怆之情。如此立意谋篇,称得上是思健功圆了。
诗中两个意蕴含蓄的设问句:“谦谦君子德,磬折欲厨求”、“先民谁不死,知命复厨忧”,是展示心理波澜的关键,透露了诗人对于人生意义、生死大关的思考。“欲厨求”,“复厨忧”,寓答于问,大有意在言外之妙。
这首诗之所以为人们所传诵,是因为它通过鲜明的艺术形象,真切地反映了封建社会里一般旅人的某些共同感受。此诗描写了旅途中寒冷凄清的早行景色,抒发了游子在外的孤寂之情和浓浓的思乡之意,字里行间流露出人在旅途的失意和无奈。整首诗正文虽然没有出现一个“早”字,但是通过霜、茅店、鸡声、人迹、板桥、月这六个意象,把初春山村黎明特有的景色,细腻而又精致地描绘出来。全诗语言明净,结构缜密,情景交融,含蓄有致,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游子在外的孤寂之情和浓浓的思乡之情,是唐诗中的名篇,也是文学史上写羁旅之情的名篇,历来为诗词选家所重视,尤其是诗的颔联:“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更是脍炙人口,备受推崇。
“晨起动征铎”,写早晨旅店中的情景。“晨起”,点题“早行”。诗人在开首给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清晨起床,旅店里外已经响起了叮当的车马铃声。这一句话极为简练概括。从“征铎”声我们可以联想到,旅客们有的正在忙着套马,有的正在驾车向外走,热闹非凡。
“客行悲故乡”,这句虽然出自诗人之口,但代表了许多旅客的心声。过去交通不便,身处他乡人情浅薄,总之,当时人们安土重迁,怯于远行。“悲”字,表明客人们离家渐远、前途未卜的悲凉 心情。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这两句是脍炙人口的名句。两句诗皆用名词,代表了十种景物: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内容涵盖 丰富,画面多重组合,可以形成各种景象。例如“鸡声”,“鸡”和“声”结合起来,诗人想起雄鸡引颈啼鸣的形象。同样,“茅店”、“人迹”、“板桥”也会使 人联想到不同的画面。
古时旅客为保证安全,一般都是“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而本诗写的是早行,那么鸡声和月,就是很有特征性的景物。茅店又是具有山区特征的景物。“鸡声茅店月”五个字,便把旅客住在茅店里,听见鸡鸣就爬起来看天色,看见天上有月亮,就收拾行囊,准备赶路等很多内容,都绘声绘色地表现了出来。同样板桥、霜和霜上的人迹也都是具有特征性的景物。雄鸡报晓,夜 色朦胧时,诗人就起床出发,没想到此时外面已经到处都是人迹,自己已经不算早行了。这两句将早行的情景写得有声有色,形象生动,历历在目。
同样,对于早行者来说,板桥、霜和霜上的人迹也都是有特征性的景物。作者于雄鸡报晓、残月未落之时上路,也算得上“早行”了;然而已经是“人迹板桥霜”,这真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啊!这两句纯用名词组成的诗句,写早行情景宛然在目,确实称得上“意象具足”的佳句。
“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两句,写的是刚上路的景色。商县、洛南一带,枳树、槲树很多。槲树的叶片很大,冬天虽干枯,却存留枝上;直到第二年早春树枝将发嫩芽的时候,才纷纷脱落。而这时候,枳树的白花已在开放。因为天还没有大亮,驿墙旁边的白色枳花,就比较显眼,所以用了个“明”字。可以看出,诗人始终没有忘记“早行”二字。
旅途早行的景色,使诗人想起了昨夜在梦中出现的故乡景色:“凫雁满回塘。”春天来了,故乡杜陵,回塘水暖,凫雁自得其乐;而自己,却离家日远,在茅店里歇脚,在山路上奔波。“杜陵梦”,补出了夜间在茅店里思家的心情,与“客行悲故乡”首尾照应;而梦中的故乡景色与旅途上的景色又形成鲜明的对照。眼里看的是“槲叶落山路”,心里想的是“凫雁满回塘”。“早行”之景与情,都得到了完美的表现。
此诗两章开篇都以“能兰”枝叶起兴,描述女诗人眼中“童子”的年幼无知。因为能兰的荚实与觽都是锥形,很相像,故诗人触景生情,产生联想。这位女诗人与诗中的“童子”,可能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关系非常亲密。可是,自从“童子”佩带觽、套上韘以来,对自己的态度却冷淡了。觽本是解结的用具,男子佩觽并没有严格年龄限制,与行冠礼不同。据《礼记·内则》记载:“子事父母,左佩小觽,右佩大觽。”《说苑·修文篇》也说“能治烦决乱者佩觽”,故毛传谓觽是“成人之佩”,佩韘则表示“能射御”。当时,贵族男子佩觽佩韘标志着对内已有能力主家,侍奉父母;对外已有能力从政,治事习武。正因为如此,所以诗中的“童子”一旦佩觽佩韘,便觉得自己是真正男子汉了,一下子稳重老成了许多。这本来是很正常的,可是这一变化,在那多情的女诗人眼里,不过是装模作样假正经罢了,实际他还是以前那个“顽童”。最使她恼怒的是,本来他们在一起无拘无束,亲昵得很,而现在他却对自己疏远了,冷落了。因而“童子”的日常言行举止乃至垂下的腰带,无一不惹她生气,看了极不顺眼,甚而觉得这一切都是故意做给她看的。尽管他“容兮遂兮”,处处显示出一副成熟男子的模样,而她偏要口口声声唤他“童子”。“童子”的称呼,正包含着她似娇还嗔的情态,从这一嘲讽揶揄中不难察觉她“怨”中寓“爱”的绵绵情意。
全诗两章重叠,实际只有三个字不同,寥寥数语,就把“童子”态度的变化及姑娘的恼怒心理描摹出来了。这是诗经中惯用的复沓的手法,用以强调本意,诉说“童子”的不解风情。每章前四句一韵,后两句一韵,从乐歌的角度考察,后两句大约是附歌。
戚继光是明代抗倭名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他英勇善战,功绩显赫。并且善诗文这首《马上作》是他骑在马上创作的是一首广为传诵的诗篇。诗中通过对一生戎马生涯的回顾火抒发了他赤心报国、不畏辛苦的战斗豪情。
一、二句“南北驱驰报主情, 江花边草笑平生。”南北驱驰,驱驰,策马疾驰,作者曾先后在南方的福建、广东、北方的蓟(读jì)州等地任职,保卫边疆,抗击倭寇,一故称“南北驱驰”,也就是南征北战的意思。报主情,报答君主(皇帝)的恩情。江花边草,江边的花,边境的草。平生,一生,终生。意思说,我南北征战,守疆卫边来报答皇上知遇和信任之恩;祖国南方江边的花和北方边境的草都含笑地看着我这样度过的一生。第一句,主要写自己的动机,皇上看重了自己,委自己以重任,自己就要很好地报答皇上的恩情。这看来是说忠于君主,实际忠君与爱国并不可分,根本上是爱国,因为给他的重任不是别的,正是领兵保卫边疆安全,抗击倭寇入侵。“南北驱驰”,还有急切奔走的意思,内含着对国家民族的爱和对敌人的恨。第二句以拟人手法,写花草“笑”对自己一生,不仅表明“江花边草”是自己“南北驱驰”的见证,而且写出花草有情,赞许自己平生所尽的努力,具有幽默的自豪感。
三、四句“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横戈,横着拿戈。戈古代主要兵器横刃,长柄,这里泛指武器。这两句明白如话像是信口吟出的,却十分响亮有力。意思说:我一年到头都是手持武器,在马上度过的。作者戎马一生,为国家和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喜爱这种生活,诗中没有流露一点劳累愁苦的情绪,相反,充满了自豪感感和乐观精神。“一年三百六十日”,不是一年,而是年年如此,其间风餐露宿,刀光剑影,该有多少艰辛和危险呀!但作者却说得那样轻松自然,就像家常便饭一样,算不得什么,这是何等的胸怀何等的气概!横戈马上则活画出一位爱国英雄的凛然英武形象。在这样的英雄面前,任何敌人都休想进犯一步它。
这首诗气势豪壮,情调昂奋,是英雄的自白,又是英雄的颂歌。叙述平生,只用“南北驱驰”,便高度概括,然后以“江花边草”加以衬托,凝炼生动。描写形象,先展开开阔的时间空间,接着推出移动着的特写镜头,英雄鲜明高大,神采飞扬,可敬可爱。全诗字里行间,洋溢着难以遏制的自豪和战斗的激情给人强烈的感染。
《范增论》属于史论,是一篇翻案文章。苏轼善于读书,能从书缝中看出问题。一般人读史,见项羽与范增君臣不能善始善终,常为之叹息,认为这是楚失败的原因之一。苏轼却相反,独恨范增不早离开,认为项羽早有杀增之心,还认为义帝之存亡,关乎楚之盛衰,也关乎范增之祸福。全篇并没有贬低范增,篇末还高度肯定范增是人杰,只是惋惜项羽和范增的关系早有裂痕,范增不明“去就之分”。
全文围绕“去就之分”这一中心论旨,逐层展开:首先,简叙历史史实,提出论点:“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早耳。”“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其次,具体论证观点。文章反复分析了项羽杀掉宋义之后,势必要谋害义帝,而范增必然力谏,项羽肯定不从,最终必然疑忌范增等等情势,论证了范增应当在此时离开项羽的主张,批驳了那种认为陈平反间计离间项范二人的传统看法。然后,作者替范增设想,“合则留,不合则去”,“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仍然不失为大丈夫作为;批评范增不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最后,又从另一侧面论述:“增不去,项羽不亡”,“增亦人杰也哉”。作者对范增的谋略、才干表示了肯定,实际上批评了项羽的不知人、不善任。
该文学《公羊传》《谷梁传》解《春秋》经文的表现手法,设为问答,层层推论。如由义帝之立,范增为谋主,推断义帝之兴废关乎范增之祸福,又进而推断项羽弑义帝,范增必反对。由义帝之明推测项羽之杀宋义,义帝必不能堪,又推测义帝必杀项羽,项羽故必杀义帝。一环套一环,有很强的逻辑性。作者征引史料不多,才识、才气胜过才学;在语言表达上多用反诘句,多用感叹句。全文共有七个反诘句、六个感叹句,冷静的理性思考与热烈深切的赞叹、惋惜相结合,使文章笔调变幻无端,抑扬顿挫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