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72年（唐代宗大历七年）左右，诗人刘长卿结束了十年多闲居流寓生涯，以监察御史、检校祠部员外郎为转运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转运留后。题中的鄂州，在今湖北省鄂城县，是转运使署所在地。
首联从御命赴任写起。“多惭恩未报”系泛泛铺垫之笔，主要是用以引出下句。“敢问路何长”，表面似乎在探问路途遥远实际寄寓对人生之路的探索。第二联承“路何长”写次岘阳馆所见之景。“万里通秋雁”句，也寄寓着诗人自己多年来宦海飘泊及此行中旅途劳顿之感。“千峰共夕阳”句，这里的“千峰共夕阳”，透露着旅途孤寂，只能跟千峰共赏夕阳之意。当然，此次赴任，诗人大可游山玩水、逍遥自在的，他在旅途中的这样劳顿孤寂之感，读者只能从他“路何长”一语中所透露的仕途坎坷之感中找到一点线索。第三联，缴清题目中的“怀旧居”。“旧居”有何可怀，诗中只字未道，可见此诗意不在独居。诗里略略点了一下现在离家乡和旧居越来越远了，不过是想加强“路何长”的感慨。
末联重道旅况，回应首联的“路何长”。诗人虽然说的是旅途跋涉的风霜劳顿，读者却可从中读出诗人回忆十数年的宦途，设想未来时的怅惆与踯躅。“敢问路何长”是这首诗的情感主线，诗人于其中融注了封建社会中一个有吏干而敢于刚而犯上的正直知识分子的忧虑和愤慨。
刘长卿曾以“五言长城”自诩，尤工五律。这首诗运用贴切精工、凝炼自然、清秀淡雅而又谐美流畅的语言来写景抒情，诗的感情真挚动人，风格上则工秀邃密而又委婉多讽。为此卢文弓召在《刘随州文集题辞》中，也指出刘诗“含情悱恻，吐辞委婉，情缠绵而不断，味涵咏而愈旨”。
在整部杜集中，《寄韩谏议注》并不是杜诗最高成就和主体风格的代表作品，但是，这首诗深具别样之美，似乎也不是杜甫其他诗作光芒所能掩盖。
此诗虽为七言古体，但在诗歌意象选取、意境营造乃至情感抒发等方面，可以说落笔便得楚骚之风。叶矫然《龙性堂诗话》谓此作“文心幻森，直登屈、宋之堂”，“文心幻森”四字，深识骚意。
起首二句“今我不乐”“身欲奋飞”杨伦《杜诗镜铨》称其“开口便有神游羽御之意”。继而“美人”“秋水”句，沿袭《离骚》隐喻和《兼葭》《秋水》的意境，致怀思韩君之意。“鸿飞冥冥”借《法言》语比韩之遁世。“叶赤”“雨霜”则化用鲍、谢诗写秋深之景象。此诗所化用的诗句，皆以其意境相类，故能水乳交融，整个诗境的营造似茫茫无迹而弥漫八荒，诗人之意绪似从天而至，缘水而生。“岳阳”“洞庭”“潇湘”等地名的频繁出现，点明了韩君屏居之地，也使诗歌带上了浓郁的楚文化地域特色。
此诗又是一篇以浪漫手法观照现实社会的作品。“玉京群帝”以下六句写天宫之事，如天马行空，极意铺张，颇似太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对梦幻仙境的描绘。诗中运用了屈原似的象征和隐喻，使其对神仙世界虚幻莫测、扑朔迷离的描写，笔笔落到现实人间。诗人运用比兴手法，由洞庭秋水的“美人”之思而驰笔于天界仙官之境，表现了“仕”与“隐”的强烈对比，曲尽今昔哀荣之致。“羽人稀少不在旁”，是为韩君政治命运之写照；“影动倒景摇潇湘”，则又照应“美人”屏迹之所在。
“似闻昨者赤松子，恐是汉代韩张良。”言此学仙遁世者，本为王佐之才，尝立功帝室也。以“运筹帷握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汉书·高祖纪》）的韩张良喻韩谏议，颇多称许之意。仇兆鳌《杜诗详注》引黄生语认为杜甫此诗乃借韩君之经历“因以自寓”，置身政治漩窝之中，个人的命运实在难于左右，杜甫对此有切肤之感，故而尤能深刻体会韩谏议“帷握未改神惨伤”的意味。杜甫借韩君以自寓，韩谏议的形象处处可见诗人自己的影子，不禁感慨系之。至于“国家成败吾岂敢，色难腥腐餐枫香”，直不知是写谏议，还是诗人内心之自况。
这首诗作于杜甫居夔后出峡前，诗人大半生飘泊流离，备尝生活艰辛，阅尽世态炎凉，至此已是老病缠身，进人了人生的晚景。“今我不乐”之起兴，点出了诗人当时心境，更寄寓了政治深意，这在结尾部分得到很好的表现，最后四句杜甫表达了其一以贯之以苍生社稷为念的思想。“周南留滞”以太史公司马谈比于韩谏议，对其不复用世深致惋惜。“南极老人”句，表明诗人之着眼，并非止于个人之藏用，而是将国运民生作为其诗歌的终极关怀。杜甫期冀“美人”贡之“玉堂”，乃深惜谏议有韩张、司马之才，本当报效朝廷，匡扶社稷，竟不见容于当世，以至于留滞秋水，终老江湖，实为国家之不幸。
杜甫处身于“老病客殊方”（《壮游》）的困境，尤思贡“美人”于玉堂。这一思想，应该说已经超越了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个人的成败得失和禀性好恶。张子房的功成身退和韩谏议的激流知退实际上颇合于杜甫“色难腥腐”的本心；在仕途上尚不如张、韩走得那么远的杜甫，甚至对韩君之退隐也还隐约流露出稀微的向往，因为韩君在政治上曾经辉煌的成就感正是杜甫所缺少的。但不论如何，杜甫有着更强烈的“葵霍倾太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似的政治热情，一生未曾放弃。“仕”与“隐”的选择，“出”与“入”之依违，贯穿了杜甫整个人生和思想历程。现实的绝望使他“每欲孤飞去”（《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理想的执著又令他“不忍便永诀”（《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幻灭与希望交织成困惑难解的政治情结。
这首诗在诗歌意象与创作风格方面有神接屈子、境妙滴仙之致，但其老成诗笔与曲折情怀，归根到底还是杜甫式的。诗歌遣词造意异常精省凝炼；章法上尤能巧设伏笔，处处呼应，虽纵横驰骋而浑然一体，表现出杜甫一贯严密的诗思和严谨的结构；情感的抒发一波三折，曲尽其意，含晦而深挚。
一篇寄予隐者的诗歌，寄托了生命迟暮的诗人对理想与现实的严肃思考和执着不舍的政治情怀。它所引发时代、社会与个人的今昔之感、哀荣之念，实与老杜同一时期《诸将》《八哀》《秋兴》《咏怀》诸作貌异而神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