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作为儒学的经典文献之一,张载的《西铭》在传统社会即备受赞誉而传诵不绝,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篇铭文虽然仅有250余字,但却为人们安身立命之道的确立构筑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弘阔的境界。直到今天,这篇铭文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人生追求,仍然有着积极而丰富的意义。
张载认为,佛老的盛行和儒学的衰微,是导致当时社会价值体系多元冲突的思想根源。张载批评佛道二教,“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间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佛教否定现实世界的实存性而追求自我的涅槃寂静,道教否定现实世界的运动性而追求个体的长生久视,虽然二者立言本旨有所差异,但都否认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实存性,失却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抛弃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因而不是合乎世界本真和社会需要的价值观,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弘扬积极入世、关怀现实的儒学价值观。故张载以千古寥寥之勇,造道关中,与佛老计得失,为儒学阐新命,他仰思俯读,博闻强记,稽天穷地,探赜索隐,终其一生而未尝止息,最终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实际,确立了以儒学为价值本位、以“天人合一”为理论特色的哲学体系。《西铭》正是张载哲学思想和价值理念的集中表现。
张载以社会现实为终极关怀,他所要继承的,是以孔孟六经为代表的儒学价值观,他所要确立的,是以博大胸襟关怀社会、关注民生的现世主义。孔子道“仁”,孟子言“善”,张载则认为“仁”是人的价值本性,提倡以“仁”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张载对孔子仁学和孟子性善论的综合发展。在张载看来,“仁”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与自我有亲缘关系之人的孝悌友爱,而是对包括自我、家庭、社会、自然等所有存在的无限的、普遍的关爱,将这种源于自然、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推及社会中所有人乃至宇宙万物,是张载价值理念的基本取向。
为了实现社会全体对“仁”的价值理念的认同,张载主张发挥自我心灵的知性作用,面向宇宙寻求人的价值本性的根源。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命题,并在宇宙观的基础上论证了其价值观的真实性、合理性。在张载看来,整个宇宙是充满“太和”之气的整体实在,天地万物的品类咸亨,皆是“气”大化流行的结果,故个体之我不仅和他人,而且和宇宙中一切存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气”。张载的“气”论,肯定了宇宙万物存在的实在性、整体性、运动性、和谐性,是对虚妄的、孤立的、静止的、对立的佛道世界观的有力批驳,这种万物一体的宇宙观,是张载“仁”学的宇宙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张载建构了一个“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宇宙社会观。在《西铭》开篇,张载讲“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乾卦至健,代表自强不息的精神;坤卦至顺,代表厚德载物的品性;乾坤精神是宇宙演化运动的内在动力,万物生生不息的终极根源。在宇宙万物之中,天地相互交感而创生万物,至诚无私的庇养万物,是乾坤精神的最伟大体现者,故堪称人类万物共同的父母;人类和万物则共同禀受天地而生,故自我和他人为相互依存的血脉同胞,万物和人类是亲密无间的友好伙伴。张载重构了宇宙中一切存在者的亲和关系,对现代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启示作用。
为了高扬以仁为本的价值理性,张载还从宇宙论的角度来说明人物之性的问题。张载认为,万物在气化生成过程中,不仅获得了不同的“形”,而且禀受了共同的“性”。人和物的禀性是同一的,既有来自于“气”散之本原状态的“天地之性”,又有来自于“气”聚之暂时形态的“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价值本性,“气质之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由于人类和万物禀受之“气”有清浊、偏正的不同,故在宇宙中有不同的地位。在所有的存在之中,“得天地之最灵为人”,只有人得天地正气而与之并参,故只有人才能发扬“天地之性”,这就是人的价值使命。张载的性论,不仅说明了现实中人物之性的二重化特征,说明了“仁”作为价值本体的终极依据,而且为人发扬这种价值本性关照万物确立了基础。
当然,对社会伦理的构建是张载价值观的主题内容。张载认为,对天地的“孝”落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要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事,尽心尽力关照他人和社会。张载借助传统宗法关系描述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在张载看来,自我和他人虽然是同胞关系,但由于各自存在境遇、社会地位不同,所以在社会上的具体职责也不同。但所有的人也应该尊重圣贤,并以之为榜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就自我人格和社会公德。
张载还从宇宙观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命”和“遇”的问题。在张载看来,“命”是上天赋予,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价值本性,对此,人应该修身以俟之;而“遇”则是气质所禀,是富贵贫贱、福祸寿夭等生存境遇,对此,人应该超然以待之,“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人生的顺境,是上天对我的恩泽,人生的困境,是上天对我的考验,“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只有坦然地对待生平所遇,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的价值本性,才能超越外在境遇对自我的困扰,达到人生的永恒安宁。
张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实现自我和他人、家庭和社会、人类和自然的统一和谐,要实现这种社会理想,首先要在对宇宙无限性、整体性、和谐性的认同的基础上,确立宇宙的基本精神也即自我的价值本性,只有认同了天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广大仁性,并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尽职尽责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尽心尽力地去关照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才算是发挥了天地之性,而无愧于天地之间。这是张载为中国人构建的具有儒家情怀的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
这首诗在江南秋雨成灾的背景下创作而成,诗中描绘了江浙一带农民的悲惨生活情景和作者的深切同情,以及对苛税弊政的揭露抨击。全诗分为二大段,前八句为第一大段,写雨灾造成的苦难,后八句为第二大段,写虐政害民更甚于秋涝。这首诗叙事抒情,间用议论,写得真实动人,含蓄而情深。
诗的开头二句写今年粳稻的成熟期甚晚,幸亏没有多时秋天就来到了。点明了秋收的季节。紧接着诗人运转笔锋,直写雨灾。“霜风”二句写滂沱大雨使快成熟的粳稻无法开镰收割。爬梳的农具因长期大雨潮湿而发了霉,镰刀也生了锈。这里用农具“出菌”、“生衣”来表现灾情之严重,使常景变成了奇句,显示出诗人独特的艺术才华。
“眼枯泪尽雨不尽”,这是化用杜甫《新安吏》:“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的诗意。在即将收割的秋季遇上连续如注的大雨,农民必定忧心如焚,伤心得落尽眼泪。必不忍心看着金黄色的稻穗倒伏在泥田里。“茅苫”二句由内心的伤痛转写抢收的行动。为了抢救粳稻,农民在田头边搭起了茅草棚,住宿在里面看管了一个月。好不容易盼到了晴天,赶紧抢收运载而归。然而他们却不能享受这辛勤劳动得来的果实。
“汗流”以下八句通过谷贱伤农的事实,抨击了造成钱荒的新法流弊。诗人先叙述农民担粮入市,汗流浃背,磨肿肩膀;后写米价低贱就同糠和碎米一样。经过多么艰苦的劳动,换来的却是那么微薄的收入。“卖牛”二句承上揭示了赋税的繁重。农民无奈只有卖牛凑钱纳税,为了烧饭,只得拆下屋里的木头,以解救燃眉之急,而顾不上明年的饥荒。这种夸张的笔墨,与司马光在熙宁七年(1074年)《应诏言朝政阙失状》中所写农民“若值凶年,无谷可粜,吏责其钱不已,故卖田,则家家卖田;欲卖屋,则家家卖屋;欲卖牛,则家家卖牛”一样,都是片面的夸大言辞。不过,在新法条例中,如青苗法、免役法等都规定赋税要钱不收米。当时百姓有米而官府不要米,百姓无钱而必要钱。这就造成一时米贱钱荒的社会问题。诗中“官今要钱不要米”,触及时政流弊的实质。“西北”句是指当时为了抗击西夏,王安石采用王韶的建议,对西北沿边羌人蕃部进行招抚,虽有利于巩固边防,但也花费了不少钱。这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而官吏催逼,唯钱是求,使农民走投无路,难以为生。最后二句借用典故收结,把全诗的气氛推到了高潮。龚遂任勃海太守,黄霸任颍川太守,他们都是以恤民宽政著名的官吏。这里的“龚黄满朝”是带着明显嘲讽意味的。“河伯妇”,是用《史记》中西门豹传的故事。在战国时邺县豪绅与女巫假托“河伯娶妇”,敲诈勒索,残害百姓。西门豹任邺县令时,为民除害,施计把巫婆投入河中。作者借用来表明百姓被逼得无路可走,不如投河自尽。这种用意苏轼后来在元祐元年(1086年)写的《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中说得很明确:“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雇妻子、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朝廷忍复行之欤?”
苏轼这首讥讪新法的诗篇,它的特点并不是用政治图解的方式来表达思想倾向,而是选取典型的生活情景和人物的行动,通过叙事抒情,间用议论的方式,形象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真实动人。全诗的结构布局紧紧扣住诗题的“叹”字,写得层次分明而又步步深入。首先叹息稻熟苦迟,其次哀叹秋雨成灾,复次喟叹谷贱伤农,末以嘲讽官吏,逼民投河作结,更令人怵目惊心。整个诗篇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诗人对劳动农民苦难遭遇的深切同情,尽管这是与反对新法的偏见交织在一起,也是不能轻易抹煞的。
全词上片纪事、写景,下片抒怀明志。文字简单、明了,沿袭了诗人一贯的写作风格,豪迈、自信依然是毛泽东在这首词中的两大元素。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首句即破空而来,气魄非凡。诗人在闲庭信步的从空间让阅读者看到的是一种大气派。“凌云志”借井冈山的巍峨写出了诗人的“凌云”抱负。三十八年前诗人在此立下的天下抱负,今天早已经实现,如今他一路征尘归来,重访故地,心情是何等激动与自豪。诗人在走过他自己当年曾经战斗过的每一处地方时,都留下了深情的目光和不尽的思绪。这是最容易为人所理解的词意。然而,“重上”的含义仅仅是重回、重游吗?为何“重上井冈山”又是诗人“久有”的“凌云志”呢?这只是一次感情的寻觅回归,还是执政党领袖对使命的深层呼唤?
巍巍井冈,山高林密,竹繁花盛,树茂草深。涧水潺潺,莺歌燕舞,“高路入云端”,三十八年前的旧地,如今变了新颜。这让走在井冈山、站在井冈山的毛泽东禁不住思绪万千、感慨万千。他透过眼前的景色不仅看到了当年的腥风血雨,也看到了自己坚定不移的信仰所起到的作用。也因此,诗人激动、豪迈、自信,挥毫写下“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这是一种驻足回首的豪迈与慷慨,也是诗人即将进行新一轮革命行动的信心和决心。
诗人展示一幅绚丽多彩图画:蓝天绿树,黄莺婉转,紫燕飞翔,溪涧流水潺潺;举目仰望,盘旋的高路,插入白云渺渺的云端。字里行间,洋溢着诗人无比喜悦、轻松而舒畅的心情。流畅明快的笔调,抒发了诗人对井冈山变化之美的赞颂。
诗人采用以小见大的手法,形象的描绘了井冈山的变化;它是当时国民经济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呈现祖国新貌的缩影。
湖南黄洋界海拔1343米,群山巍巍,云雾茫茫,形势其险要,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诗人以轻松、舒畅的情怀来到黄洋界哨口,攀登鬼斧神工般“鹰隼难度,猿猴难攀”黄洋界,其他“险处”岂能阻挡雄姿虎步,何须再看?诗人由眼前景色,荡开一笔,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
上阕描述诗人重上井冈山经过,叙事、写景、抒情溶为一体;表达了诗人欢快的情绪和豪迈的气概。
下阕开头三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壮伟遒劲地展现了井冈山以及整个革命斗争时期的风雷激荡,红旗漫卷的壮阔场面。井冈山猎猎红旗,打碎帝、官、封枷锁,变成没有压迫,人人平等,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诗人运用白描手法,不仅照应前文“重上井冈山”,点出离别的时间;而且浓缩时空距离,表达了抚今追昔丰富的情感。三十八年,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中华儿女经受的是血与火、生与死严峻的考验,囊括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民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丰富内涵。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过去”“弹指”看似轻松,饱含着沉重的牺牲和可歌可泣感人的诗篇。胜利果实来之不易,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诗人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豪迈气魄,表达中华儿女凌云壮志。可以飞往昔日高不可攀的天上去摘“月亮”,可以探入深不可测五大洋去捉拿“鱼鳖”,然后谈笑风生、唱着胜利的歌曲,从容而归。酣畅淋漓的抒发了诗人征服宇宙的革命家豪情。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民间谚语;作者把深刻的哲理,用口头语融于诗词之中,诗人此词以议论的手法结穴,不仅首尾呼应,而且启迪、鞭策人们:胜利属于不畏艰险,勇敢攀登的人。世界上什么事都是如此。“无限风光在险峰”,只要有毅力,有恒心,就一定能实现。
下阕诗人触景生情,回顾三十八年革命历程;融情于理,以发人深省、深刻的哲理总结诗篇。
纵观全词,笔调明丽、轻松,挥洒自如;节奏优美欢快,巧妙运用谚语、古人诗句。叙事、写景、抒情、议论有机地结合一体,意境开阔、高远。可以说其艺术性和思想性高度统一,是现代诗词宝库中难得的瑰宝。
卢照邻这首《雨雪曲》是一首边塞诗。此诗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诗中所包含的戏剧化元素,表现为自相矛盾及对立世界的混合。
诗中写冰雪将长城装扮成一个银和玉的宫殿,神仙的宫殿。然而具有嘲讽意味的是,中国的军队正覆没在这里。诗中恰当地保持了“省略战争”的手法,但长城的肃穆景象后面隐藏着征人大量死亡的残暴事件,而长城上空云层“平”展, “平”的另一意义是“平定”。“节旄零落”具有讽刺意义,“零落”一词经常与秋天树木的落叶相联系。征人们全部牺牲了,他们的旗帜像秋天的树叶一样轻柔地飘落地上,而皇帝并不知道这一切,若只看到平静景象和琼玉般关塞的读者也未观察到这一点。他们的“名”,功名,在字面上又指征人的名字,但除了不知名的死者外,整个场面空无一人。
这是一首元宵观灯戏友感怀之佳作,突出中年情怀与往昔的不同,抒写自己中年气衰、叹世事沧桑,和对友人和美夫妻生活的羡慕及自己生活的愁苦。上片写元宵夜晚灯火通明、锣鼓声不决的繁盛景象,景象不改,而自己则已入中年,情味自别,虽旷达如陈敬叟者亦不可免,衬托了作者自己的孤独。“繁灯”两句概说元夕灯光赛过明月,概括了元夕的繁盛,第一句写灯光之多与明亮,第二句写人们彻夜狂欢。形声兼备,概括力极强。三、四句写“物色”依旧,而人近中年,不觉感慨系之,颇有悲凉之感。
下片换头转写闺情,悬想陈敬叟之妻在家色眉拜月,盼夫早归,而陈敬叟却留滞临安,当夜阑人静之时,亦不免愁肠渐生。题中云“戏”,便是指调侃友人夫妻恩爱,反衬自己的寂寞,暗寓着羡慕之情。结尾两句与开头两句相呼应,强化了主题,点出主旨:欢乐时,人们可暂时忘却忧伤,但当欢乐过后,孤寂之感便会重新萦绕心头,突出自己忧愁的心绪,昭示出盛筵必散的哲理,有感伤之味。一个“渐”字,慢慢道出作者委曲幽怨之情。全词层次分明,有真实的人生体验,含蓄有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