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序中的辛丑，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前一年为庚子，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德、奥、美、法、英、意、日、俄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据《清史稿》卷二四《德宗本纪》：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西太后和光绪自西安还京，并以珍妃上年殉节宫中，追晋贵妃”。所谓“殉节”，实是讳饰之词，西太后在逃离北京前，曾下令将珍妃推坠于宫井之中。洪汝冲的原词就作于这年的十一月。洪汝冲，字味聃(dan)，湖南宁乡人，有《候蛩词》、《蜕庵词稿》。洪汝冲《声声慢·落叶》：“银瓶坠水，金谷飘烟，西风一叶惊秋。凤宿鸾栖，等闲摇落飕飕。春工剪裁几费，肯随波，流出宫沟。吹梦紧，问人间何世，半晌淹留? 连理桃根犹在，甚花难蠲忿，草不忘忧。浸玉寒泉，昭阳往事今休。哀蝉莫弹幽怨，怕稠桑、无语凝眸。谁认取，满荒郊都是乱愁。”彊村这首词是和作，确如龙榆生铨释：“此为德宗还宫后恤珍妃作”(《近三百年名家词选》)。
上片开端三句：“鸣螀颓墄，吹蝶空枝，飘蓬人意相怜”，就给人带来一股悲凉气氛。螀(jiang)，寒蝉。墄(ce)，台阶。颓墄，毁坏的台阶。蓬，蓬草。秋日枯萎，随风而飞。寒蝉鸣叫于毁坏的宫殿台阶之中，悲声哀景，映衬出劫后宫苑的荒凉景象。树叶纷纷坠飞，有如蝴蝶飞舞，剩下满目空枝。蝴蝶本与春风为伴，而在使生命凋零的秋风中，只有萎落、飘亡! 肃杀的气氛，美丽的形象，既切落叶词题，其中又隐现着珍妃的影子。“飘蓬人意相怜”，指光绪离京出逃如蓬草飘飞，也是指光绪在西太后的威迫下难以自主。相怜，说光绪对推坠井下死去的珍妃蕴含无限的怜爱之情，是深探心曲之辞。“一片离魂，斜阳摇梦成烟”，在光绪眼中，死去的珍妃有如一片离魂似的落叶，当年共处的往事昔情，历历难以忘怀，楼空人去，恍然如梦，在斜阳冉冉之中，如梦的往事旧情摇漾不已，隐约而又迷茫。 “相沟旧题红处，拚禁花、憔悴年年”，回忆当年与珍妃相爱情景。相沟题红，唐范摅《云溪友议》记载，唐宣宗时，卢渥赴京应举，偶临御沟，拾得红叶，上有题诗：“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后宣宗放出部分宫女，渥得一人即题诗红叶上者。这里用以指光绪与珍妃两情眷好，似由天定。但珍妃不为西太后所喜，这里以“禁花”，即宫禁中的花，代指珍妃，“憔悴年年”，暗示珍妃为西太后所忌，心境极为抑郁。结尾的“寒信急，又神宫凄奏，分付哀蝉”三句，寒信，寒冷的信息，指秋风。神宫，指光绪所居的宫殿。三句写秋风劲急，落叶纷坠，簌簌有声，如同凄凉的音乐。王子年《拾遗记》记载：汉武帝思念死去的李夫人，赋《落叶哀蝉曲》。词中的“凄奏”、“哀蝉”，暗指此曲，反映光绪思念珍妃的凄凉心情，身分、感情相合，而又时时不忘紧切落叶词题。至此，秋风声，落叶声，哀蝉声，以及心中怀念逝去者的痛苦心声，融化为充塞天地的悲声。
下片“终古巢鸾无分，正飞霜金井，抛断缠绵”三句，曲折道出珍妃被推坠宫井事。本想与珍妃相爱终老，却哪知无此缘分，原因在金井飞霜，隐约吐露了西太后的残酷无情，珍妃的逼坠井中的惨痛情事，从此被迫割断了与珍妃的缠绵情缘。“起舞回风，才知恩怨无端”，表面上写落叶在旋风中飘扬如同起舞，实际上则是写光绪回忆与珍妃的歌吟生活，而这一切都成为永难返回的过去，追寻根源，不由感叹无端的恩怨造成了多少人间憾恨。“天阴洞庭波阔，夜沉沉、流恨湘弦”，用《楚辞·九歌·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诗意，切合秋深落叶题旨，同时更包含着《湘夫人》一诗中所抒写的人天悠隔的痛苦，那如梦、如云、如彩云、如落叶，如昙花的一现，那令人空惘、惆怅的幻灭之感，那浩茫难平的情思，正象那洞庭湖水一样。孟郊《湘弦怨》诗：“湘弦少知音，孤响空踟蹰”。这里作者把广阔的洞庭湖水、人天永隔的幽怨，与繁声促节的湘弦音声组合在一起，融化为一曲绵绵不尽的流恨，阴阴天宇，沉沉夜色，形象地染绘出一幅色彩阴暗的画面，笼罩着浓重的悲剧气氛。最后以“摇落事，向空山、休问杜鹃”结尾，“摇落”二字，总结全词，揭破题旨。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宋玉《九辩》)其实，摇落又岂止是草木，人生的生死、盛衰，爱情的聚散、悲欢，何尝不是如此! 这样的深悲巨痛，刻骨铭心，时刻难忘，就如空山杜鹃不停止地泣血哀啼，吐诉不尽内心郁结蕴藏的哀伤。
全词紧扣落叶，但又不拘滞于表面的咏物，而是借落叶咏叹光绪与珍妃的悲剧，就光绪而言，他虽贵为天子，但却保护不了自己宠爱的妃子，在西太后的淫威下，眼睁睁地看着珍妃被活活的逼死井中，这既是帝运的衰落，实际上也是整个封建帝制的衰亡。作者将落叶的形象与珍妃的悲惨遭遇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在落叶的飘零坠落之中，隐藏着珍妃的可怜影子。
这首诗的首联点明奉诏犒师的时间，颔联祝赞谢少安出使能圆满完成任务，立功受奖，颈联言取道陕西，回到四川，尾联言回乡会葬其兄的悲恸之情。此诗叙事抒情，浑然一体，起承转合，有神无迹。
首联明写朝廷诏书急如星火，暗写谢少安担负使命的重要。谢少安的活动在诗题中已经标示出来，故诗中不赘述。“二月关河冻欲销”，具体交待了此行犒师的时间，正是乍暖还寒、寒气砭人肌骨的时节，可见谢少安不辞辛苦，不怠皇帝使命，忠君爱国的思想品格。此句虽是叙写谢少安，却也流露出了诗人对友人的钦佩和颂扬之情。
颔联借用班超和霍去病为国尽忠，巩固边疆建功立业的典故，赞许谢少安犒赏军队是为国建功的光荣举动。诗人选用班超和霍去病事，反映了诗人对国事的关心和对谢少安的期望，希望谢少安能为国家建立如同汉代名将班超和霍去病那样的巨大功勋。
颈联“秦云晓渡三川水，蜀道春通万里桥。”转写谢少安赶往家乡奔丧的情形。诗人设想友人谢少安追随浮云、渡过三川、登上蜀道、越过栈桥、经行万里、跋山涉水、历尽艰辛的情景。仅用了两句十四个字，却道出了返回故乡行程之遥远，又表现出了谢少安急迫的心情和眷顾兄长的感情。
尾联不言谢少安如何回到家乡、如何安葬兄长、如何悲痛欲绝。而是描写了谢少安家乡特有的事物和景物：“一对郫简肠欲断”，面对着一对截竹为筒盛酒的家乡酒，因其兄的亡故，悲痛万分，肝肠欲断。往事历历在目，而今物是人亡，其悲难诉，虽没写谢少安的痛哭失声，但此时无声胜有声，“肠欲断”岂不要比哭泣更让人心如刀绞。“鹤鸽原上草萧萧”钨鸽是一种水鸟，又叫脊令。《诗经·小雅·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言水鸟脊令遇难落在原野上，以兴起下句兄弟有难急于相救，后以此比喻兄弟有难急于救助。此句化用《诗经》之意喻兄弟之故的悲哀。“草萧萧”烘托出了一片悲凉的气氛。两句中的物与景都是实写，可又都是诗人的想象，表现诗人对友人的关心、同情和牵挂。
诗的第一句写梦中的境界。作者远离家乡，久久不能归去，又正是大好的春天，思乡之情与眼前之景便衍成一梦，写自己回到了故乡，正是春光洒遍大地，无边无际。这里的“未有涯”三字，既包括姹紫嫣红”、“莺啼燕语”，也有作者的内心活动和无限的喜悦。虽然着笔不多，而喜悦之情却十分明显。次写梦后。一梦醒来，眼前所见却是小栏高槛，环境虽然优美，可惜不是梦中的故乡了，而是“别人家”。在这两句诗中，梦中回到故乡与现实中回不了故乡成了对比，梦中家乡春光大好与醒来“别人家”的“小栏高槛“成了对比。这样便把诗人极度怀念故乡，又恨不得归去的复杂情怀抒发得十分真切。
诗的第三、四句紧承前两句写作者梦醒后的心情和环境。这些描写与第一句梦游故乡相对照，与第二句的描写紧紧相连。这里的“小栏高槛”是“别人家”，这里没有了梦游回乡的欢乐，有的只是自己五更独眠，苦闷、惆怅，室内只有残灯一盏，窗外还有纷纷的落花。这样便把诗人的内心世界，把诗人的情态和愁容展示出来，环境的凄凉冷落也写得逼真形象。这样，总观全诗，作者思乡这个题意便表现得更为完整了。
“西津海鹘舟，径度沧江南。”词人一开篇就以泼墨式的手法，大笔挥洒，刻画出了一幅烟雨送别图。在一派烟雨之中，那船儿十分轻捷地从渡口离开，径直地渡过沧江，消失在迷茫的远方。这里，词人没有直接去写送者和行者，而只以津、舟、江、雨所组成的浑茫开阔的图画把二者都包容在其中。词人将“径”字加于“度”前，大有深意。“径”，直也。即使是妻悲女啼，情意绵婉，即使是气候恶劣，雨急浪险，船还是径直开走了。一字着力，用心良苦，寄情于景，令人回昧。
“双艣本无情，鸦轧如人语。”三、四两句，词人采用“移情于物”的手法，出人意料地把摇动双橹而产生的连续低沉的声音当做触媒，由此而来的设想“荒诞”而又人情。连这本无生命、无感情的“双艣”也为上述的送别场景所感动，像一个阅尽人间悲欢的老人那样发出深情的喟叹，此时郁积于词人心中的感情也就不言而自明了。“双艣”“人语”的内容应充斥换头。当然，这实际上也就是词人的内心独白。前两句化用故事，对偶天成。这本来是两个各自独立并完整的故事，词人却借双艣之“口”把二者联系在一起，效果顿时强烈起来。一方无行，一方痴情；一方薄幸，一方坚贞。相比之下，人们很自然就会得出一敬一贬的结论。
“挥金陌上郎，化石山头妇。何物系君心？三岁扶床女！”最后两句以反诘呼起，透出更加强烈的感情。词人在“有什么东西能系住你的心”这一问之中，已经是在谴责丈夫之负心。接着，又以家中还有刚刚能够扶着床沿走路的三岁女儿来进行再一次的劝喻，诚挚委婉，撼动人心。
词人在词中将物拟人，以“物语”传己情。词人在接受这一影响的同时，以“舷语”来写自己心中所想，可谓推陈出新。
这篇文章叙写作者听到雨打芭蕉叶时的精致细腻的感官品味，先听而后思，并连续运用象声叠词和排比博喻句式，将原本单调乏味的声音表达得顿挫扬抑，生动流畅。文章拟物模情，形象细腻；虚实相映，意蕴独特。
从文章中很容易发现它以文字而造就的种种音乐效果，也可以透过全篇文字把握到被作者用心描绘的雨中芭蕉的典雅气质。然而，这篇两百字不到的小品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还是它那超越表层描述的哲学思考。
这是很让人迷惑不解的，像沈周这样一位对于事物的形体、色彩有敏锐感受的画家，何以面对葱绿的芭蕉，不是着意用他的眼，却是用他的耳去“听”这生命成长的节奏。而当他静心倾听那雨打芭蕉的渐沥声时，他脑海里浮现的，不是蕉叶上晶莹的水珠，而是形而上的抽象命题：芭蕉承雨有声，其声假之于雨；雨不集，蕉不虚，声无从起，因而声乃蕉雨相合之结果：蕉静雨动，动静相配以起声，等等。如果对中国古代绘画的特性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可以很快悟到这实际上是中国绘画重神似甚于重形似的基本理论在沈周身上的一种曲折的反映：或许可以进一步说，正因为沈周是一位一流的中国画家，而不是普通的画匠，所以他面对熟悉的绘画对象——芭蕉，才不会古板地专注于它的形，而着眼于它的神，把雨打芭蕉的动人场景当作一个哲学问题来思考。
但《听蕉记》，终究不是一篇高深的哲学论文，而是一曲富有思辩色彩的乐章。这乐章的形式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尤为明显。当作者用“匝匝㴙㴙、剥剥滂滂、索索淅淅、床床浪浪”四串叠用象声词来表现雨点或快或慢、或大或小、或疏或密地打在芭蕉叶上时，无疑可以感到一阵新鲜感。作为一位喜欢与僧侣交朋友而又生活于姑苏水乡的画家，沈周把这种声音同时比喻为如僧人在佛堂内同声诵经与如晚归的渔舟敲响梆榔，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透过这种象声词的娴熟运用与生活化比喻的巧妙设置，也感到一点钱钟书先生所谓的“通感”在沈周身上有着突出的表现。沈氏之所以对于声音的感受如此细致，或许与他对于形体与色彩的敏锐感觉颇有关联，亦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