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 ▶ 828篇诗文
这首词上片吊古伤今,抒发词人心中的沧桑凄凉之慨,下片紧承上片的吊古之意,即景感怀,反复咏叹,强烈地抒发了其内心的失意、惆怅之情。全词运用了渲染、烘托等手法,表现了作者贬谪途中去国怀乡的郁闷忧愤之情。
上阙以两个何句作怀古:襄王在何处,宋玉已作古。词以君王与文臣对举,虽是说古事,却不无现实的寓意。首同襄王。“草绿烟深”的氤氲气象代表了政治的清明昌盛,而“何处是”即谓“是何处”,构句已表达了作者的疑问。更何况这“草绿烟深”。当襄王之时,也只是在“梦里”。次间宋玉,将《高唐赋》中神女之句嵌入词中,朝朝暮暮,飞云行雨,又有何人赏识?“几许愁”实形容愁多。在这巫山之地,想那神女之事,发面为两个问句,作者以历史的思考面表达了对于政治清明昌盛、君臣迟契合作的疑惑与犹豫。
下阙承“暮雨朝云”面起,写春天里那漫天飞飞扬扬的花絮。就像人心里弥漫缠绕的愁绪,花絮点点,牵动着愁绪片片,每一点都叫人心痛肠断,而这花絮却不管不问。径自在空中肆意飞舞。城楼下那茫茫的长江水。城对岸那高高的向南山,虽然指示着东去朝中的谒见,南归乡里的团圆,而“胃臣”的心里却充满着悲伤与痛苦。黄庭坚已在遇救出川的路上,不会再有“断肠”之愁。由上片的怀古感慨,引出虽然已经解除了禁个,但是也已经完全丧失了政治的热情。六年的放逐留下了太深的伤痕,他正在考虑退身之事。人在朝廷,并不自由,更有无端的伤害与打击。这是他已经获赦面仍称“羁臣”的缘故。 他在到达江陵之后,坚决上疏向朝廷辞绝京官面请求外任以养家糊口,是缘于这一路上的思考。
这首诗首句紧承“题中意”而来,从“溪略”写起,使人开篇即进入“溪路千里曲”的山间小溪境界。开篇明义,单刀直入,省去许多闲笔。“千里”极言“溪路”之长,“曲”字极绘“溪路”之形。“千里”而又“曲”,可见“溪路”依山就势、蜿蜒曲折之态。次句点题,写“闻猿”。“哀猿何处鸣?”正是“两岸猿声啼不住”,时断时续,此起彼伏,只闻其声,不见其形。山势之陡峭,森林之莽苍,“溪路”曲折回旋,山水相连又相隔,尽在不言之中。正因为“溪路千里曲”,故不知“哀猿何处鸣”。“猿”前着一“哀”字,富于感情色彩。诗人此时,正处在寂寞、凄怆、哀怨的心境之中,由情及景,故所闻“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以上两句,一从视觉上写“溪路”,一从听觉上写“猿鸣”,而“千里曲”与“何处鸣”又互相映衬,“入黄溪”后的情景宛然清晰。
这样写,尚属平常,当读到三四句时,才使人品出“奇趣”来。诗承上,紧扣“闻猿”写感受。君不闻:“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写的是古代渔民舟子的痛苦生活,故闻猿鸣而下泪,倍感其声凄厉。诗人理当“猿鸣三声泪滂沱”才是。然而不然,诗却说:“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言下之意:孤寂的我早已被贬边州,申诉无效,前途无望;泪已流干,愁肠寸断;这哀猿声声,徒自空啸,我已经没有泪可流,没有肠可断了。这看似“反常”的写法,却更深沉地道出了诗人难以言状的身世之感和“哀莫大于心死”的极度的惆怅和痛苦。
此诗头二句写景,景为情设;后二句抒情,情由景生。溶情于景,情景交融,自不必说。妙在抒情不落俗套。苏东坡曾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
诗人闻哀猿长啸,不写“泪沾裳”而说“泪已尽”,不写“肠欲断”而说“肠已断”,由此带出一个掷地有声的“虚”字来—— “虚作断肠声”。就本应“猿鸣三声泪沾裳”的常理来说,是“反常”;就实际“孤臣泪已尽”的心境来说,又是“合道”—— 合乎泪尽愈苦之道。所谓“翻出新意”,所谓“奇趣”,正在这“反常合道”之中。诗人所以“自放山泽间”,原是为了借山水以遣悲怀,然而结果正如李白所说借酒浇愁一样,“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掩卷沉思,诗人遭遇之不幸,生活之痛苦,情思之含蓄,寄慨之深远,都包孕在这二十字之中。诗的艺术魅力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