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文献记载,1281年(元至元十八年)三月,姜彧作为河东山西提刑按察使,借视察水利的机会拜谒了晋祠(晋祠在山西太原西南悬瓮山麓,为周初唐叔虞的封地,其正殿之右有泉,为晋水发源处),曾作《浣溪沙》二首,写“目前之胜概”,后来词被刻成石碑立于晋祠内。此处所选为其中第二首。本词虽为游晋祠而作,但并没有正面描写晋祠本身,而是放眼于祠外的山水,极言山水风光之美,抒发作者为此而陶醉的美好感受。晋祠本身在词中虽未一字写及,但其令人向往之佳处已尽在词中了。
上片写山水的清秀。作品首先从山峰上的云岚写起,一个别出心裁的“滴”字,将山上云朵那鲜润洁净且不断飘浮的质感和动感极为形象地呈现了出来。作者的视线由远而近,接着描写拍岸的河水以及岸边的春草与沙滩。写草言其“香”,状沙称其“暖”与“净”,这些字眼同上句的“滴”字一样,不仅准确地写出了自然物象的特性,更表现出了作者欣喜、畅快的心境。寥寥十余字,已使一处远离尘嚣的山水胜境清晰地展示在了人们面前。至此,作者的欣喜之情也难再自禁,于是发出了“只疑误入武林溪”的由衷赞叹。武林,即今杭州。杭州山水佳称天下,其风光之秀丽是北方一般的地方难以相比的,而词中着一“疑”字,将眼前景色径与江南名胜并提,其秀美程度便也不言自明。
下片写林木的繁茂。作品着意选取了桃与柳这两种北方最常见的树木,描绘了一幅色彩绚丽、生机盎然的春景图。首句写桃,次句写柳。一鲜红,一碧绿。一蓬勃向上,一茁壮下垂。二者形色迥异而相映成趣,从而将一个充满着生命力的锦绣春天捧给了读者。其中“桃无烘日”的描写尤显得新颖别致:一片鲜红的桃林之上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好像不是太阳自己在上升,而是由红艳艳的桃无将其烘托上去的,这是一种非常富于诗意的境界。如此胜境,让词人情愿老于是乡。词末“一尊心事百年期”所表达的即是这样一种心愿。无酒不成欢,面对这般美景,词人自然要开尊畅饮,这不免又勾起了他一直不能释怀的“心事”。他此次游晋祠是以朝臣视察政务的名义而来的,只能是个短暂的驻留,于是遗憾之感也由此悄然而生。所谓“心事”也就是词人尚无法实现的归隐田园寄身山林的心愿。词人将这心愿称为“百年期”,即终生的期待。词人要把眼前这绝佳的山水,作为自己人生的归宿。词人之所以有这样挚切的期盼,固然是因为这山水的美好,同时在他心目中更有一个相比衬的参照系,那就是俗世的喧嚣和官场的污浊。
小词短短六句,以写景为主,描摹物象鲜明生动,且极富层次感,同时善于融情于景而了无痕迹,虽也直写情语,然皆出于自然流露。其语言平易而简洁,风格清新而明快,颇有唐人绝句之意境。
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我”,不一定是作者),是一个久在异乡的人,忽然遇上来自故乡的旧友,首先激起的自然是强烈的乡思,是急欲了解故乡风物、人事的心情。
开头两句,正是以一种不加修饰、接近于生活的自然状态的形式,传神地表达了“我”的这种感情。“故乡”一词迭见,正表现出乡思之:“应知”表现出了解乡事之情的急切,透露出一种儿童式的天真与亲切。纯用白描记言,却简洁地将“我”在特定情形下的感情、心理、神态、口吻等表现得栩栩如生,这其实是很省俭的笔墨。
关于“故乡事”,那是可以开一张长长的问题清单的。初唐的王绩写过一篇《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从朋旧童孩、宗族弟侄、旧园新树、茅斋宽窄、柳行疏密一直问到院果林花,仍然意犹未尽,“羁心只欲问”;而这首诗中的“我”却撇开这些,独问对方: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仿佛故乡是值得怀念,就在窗前那株寒梅。这就很有些出乎常情。但又绝非故作姿态。
一个人对故乡的怀念,总是和那些与自己过去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人、事、物联结在一起。所谓“乡思”,完全是一种“形象思维”,浮现在思乡者脑海中的,都是一个个具体的形象或画面。故乡的亲朋故旧、山川景物、风土人情,都值得怀念。但引起亲切怀想的,有时往往是一些看来很平常、很细小的情事,这窗前的寒梅便是一例。它可能蕴含着当年家居生活亲切有趣的情事。因此,这株寒梅,就不再是一般的自然物,而成了故乡的一种象征。它已经被诗化、典型化了。因此这株寒梅也自然成了“我”的思乡之情的集中寄托。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独问“寒梅著花未”是完全符合生活逻辑的。
古代诗歌中常有这种质朴平淡而诗味浓郁的作品。它质朴到似乎不用任何技巧,实际上却包含着最高级的技巧。象这首诗中的独问寒梅,就不妨看成一种通过特殊体现一般的典型化技巧,而这种技巧却是用一种平淡质朴得如叙家常的形式来体现的。这正是所谓寓巧于朴。王绩的那首《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朴质的程度也许超过这首诗,但它那一连串的发问,其艺术力量却远远抵不上王维的这一问。其中消息,不是正可深长思之的吗?
这篇骈文通篇采用对比方法,从居、食、行、饮、离等诸多方面,将“德性异,不能相容”的猿与王孙两种不同的习性、行为处处对照,揭露中唐时期统治阶级的罪恶行径,肯定王叔文革新政治的进步主张,表明了自己不与腐朽势力同流合污的坚定立场。文末,以骚体句式不仅继续揭露王孙的罪行,而且连声责问“山之灵”,言辞激烈,痛恨至深,增强了批判的力度。
这篇文章主要由前半段的序文和后半段的骈文组成。
通过对猿和王孙两种善恶不相容的猴子的描述,说明小人当道,君子受侮,不能根据力量大小判断好坏,应该从本质上看善恶的道理。表达了作者“大人聚兮蘖无余”的愿望。即有德行的人团结起来,小人就无法兴风作浪。联系作者经历看内容,不难发现,作者此文是以王孙喻写当时反对革新的顽固势力,以猿喻写当时的革新派,从而表达了自己对顽固势力围攻革新派的愤慨,热情地赞美王叔文集团进步主张,鲜明地表达自己不妥协的斗争精神。
“居异山,德异性,不能相容”,起句总括全文,而后兵分两路,详细比较王孙和猿的种种不同。这对比,笔笔落在自然习性之内,又笔笔归之于“德”,善恶分明,功祸昭然,寓意十分显豁。序文之末和骚体开头,都夹入了作者自己的身影:“余弃山间久,见其趣如是”,“湘水之澈澈兮,其上群山”。这是一个“不容于尚书省”的谪官的身影、一个自信于德能杰出却在政治斗争中被放逐的失败者的身影。他在文章中出现,更拓掘了憎王孙而爱猿的寓意深度。
骚体部分,针对序文所作的事实对比;加以铺陈、渲染,并重复出现“王孙兮甚可憎”,“山之灵兮,胡不贼旃”,“山之灵兮,胡独不闻”,“山之灵兮,胡逸而居”,一唱三叹。呼告和诘问,不仅抒发了作者嫉恶如仇和急于剪除祸害的心情,还表达了对姑息养奸、不辨善恶的最高统治者的不满。
文章以简要生动的笔触,描述猿与王孙的德行和生活习性,堪为状物写形的范例。如写猿“木实未熟,相与视之谨;既熟,啸呼群萃,然后食,焉”。短短数句,就把猿爱惜稼蔬的品德,彼此间互相关心、和乐欢快、和睦相处的情景,传神地表现出来。又如,写王孙“乖离而不思。有难,推其柔弱者以免”。仅短短两句,就把王孙相互不相善、落井下石的冷酷残忍兽性写得淋漓尽致。这种简要生动的笔法,显示作者细微的洞察力和强劲的表现力。
文章又以鲜明的对比,歌颂猿的品德,鞭挞王孙的丑行,相映成趣。一般的类比法,往往取其形似,而此文却别开生面,从德、食、居、行以及其后果。全面对比,这就有力地表达了爱之深、恨之切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特别是在对比中,猿以失败而告终,平添了悲剧色彩,激起人们的关切。
文章还运用复沓迭唱法,抒写作者对王孙的憎恶。 “王孙兮甚可憎!”句,一连三次重复,表达了作者“物之甚憎,莫王孙若也”的看法,紧扣文题“憎”字,感情湍泻。文气贯通,气势恢宏。取得如此效果的原因是作者不是简单重复,在复沓中有递进意思。二如“噫,山之灵兮,胡不贼旃?”而变 “噫,山之灵兮,胡独不闻?”又变 “噫,山之灵兮,胡逸而居?”由要杀死王孙,而责山神不闻。直至怪山神不管、作者的愤慨不断深化,由感性升华到理性,找出王孙肆行的原因,把矛头直接指向山神,即最高的统治者。
文章通过对猿和猢狲善恶不同的品德的描写,借此影喻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集团和以宦官、藩镇为主体的守旧顽固势力之间势不两立的矛盾斗争。作者满腔热情地赞颂了革新集团美好的品德行为,无情地鞭挞了顽固守旧势力排斥异己、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文末还对妍媸不分,纵恶为非的最高统治者提出严正的责问,表现了一个失败的改革者难得的信心和勇气。
序文主要叙述作者与其友属在石鱼湖上饮酒的事及作者对此事的感受。该诗反映了封建士大夫以酒为戏,借饮取乐的生活情趣。诗的末句说:“酌饮四坐以散愁。”实际上,作者并没有在诗中表现哪一句是在写愁,以及字里行间有什么愁,所以“散愁”一句是无病呻吟。该诗以酒为戏,借饮取乐,抒写了作者的情趣是真的,说作者及其四坐有愁而举杯消愁却是假的。从内容看,该诗无可取之处。
该诗为七言诗,但它的句型与语气,实取之于民歌,既显得顺口,又使人易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