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而今、追思往事，奈向梦也难到奴边。自恨不如兰灯，通宵尚照伊眠。恰道无缘。被人劝休莫瞒天。多应是、前生负你，今世使我偿填。
至而今、追思往事，奈向梦也难到奴边。自恨不如兰灯，通宵尚照伊眠。恰道无缘。被人劝休莫瞒天。多应是、前生负你，今世使我偿填。
碑文高度颂扬了韩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并具体描述了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怀念之情。碑文写得感情澎湃，气势磅礴，被人誉为“宋人集中无此文字，直然凌越四百年，迫文公（按指韩愈）而上之”（《苏长公合作》引钱东湖语）。黄震甚至说：“《韩文公庙碑》，非东坡不能为此，非韩公不足以当此，千古奇观也。”（《三苏文范》引）
起笔两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劈空而来，突兀高亢，豪迈警策，一下子就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作者并没有急于要说出具体是谁能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和如此深远的影响，而是继续泛论这种伟人的作用，能“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接着又举出申侯、吕侯是岳神降生，傅说死后变为列星的古代传说来说明这类伟人降生到这世上来是有目的的，从这世上逝去后也能有所作为。这就为下文论述浩然之气作了充分的铺垫，蓄足了气势。于是，文章顺势引出孟子的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说明这种气无所不在，“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接着，连用三组排比句，从所遇对象的反应、此气存在的条件和此气存在的方式这三个方面来具体予以描述、评论。“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这组排比句是说，突然遇上这种浩然之气，能使人失去其原有的贵、富、智、勇、辩，可见其威力之大。文章又用“是孰使之然哉”这一设问句，引出对此气存在条件的评述：“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实际上是强调此气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正是因为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所以它的存在形式也变化不一，并不固定：“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以上三组排比句，如江海横流，浩浩奔涌，襄陵浸天，势不可挡。而为了疏荡其气，使文章形成顿挫，在一组和二组之间，用一设问句“是孰使之然哉”，表示意思的转换；在二组和三组之间，用一因果连词“故”，表示上下层之间的因果关系。三层写完，又用“此理之常，无足怪者”予以归纳小结，使其开合有序，奔放中现出严谨。这一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虽带有相当的夸张和较浓的神秘色彩，但浩然之气并非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确实存在着的，这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正义的力量和精神。因此，它的影响极为深远，比如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将其写入著名的爱国诗篇《正气歌》中，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它在今后还将沾溉后人，涵育百代。
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作了充分的描述、评论，韩愈的高大形象已隐隐出现，于是二段顺势转入评述其道德文章。碑文先强调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之后，不仅统一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儒家思想也完全解体。先是道教和佛教盛行，到了晋朝，又出现释、道合一的玄学。因此，从儒家的立场来看，儒道丧失、异端并起的说法并非夸张。再看文风，魏、晋文章已开始骈偶化，到了南期，骈文占了绝对的优势，讲究平仄押韵，堆砌辞藻和典故，内容空虚，陈言泛滥，连反对过于骈偶化的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也依然采用骈文，可见其势力之大，已积重难返。即使进入唐朝，在政治、经济上出现了贞观和开元盛世，并先后出现了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贤相，对于衰弊的文风，也无法改变。直到贞元、元和之际，“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用“谈笑”“麾之”“靡然”等词语来强调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号召力之强、声势之大，是完全符合文学史实际的。接着，碑文连用四个排比分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以此从文、道、忠、勇四个方面来盛赞韩愈的道德文章和为人行事。一个分句一个方面，概括力极强，气势也极其充畅，因此这四个分句也成为整个碑文最警策的名句而流传千古、脍炙人口。而韩愈在文、道、忠、勇这四个方面的表现，正体现了上文所写的浩然正气，所以苏轼强调说：“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这样，将一、二两段完全挽合起来。至此，读者才充分理解，原来碑文首段所放笔泛写的浩然正气，实际上是句句都在描写韩愈。由此可见此文立意的精巧，用心的良苦。
碑文第三段，完全转换角度，另起炉灶，从论“天人之辨”人手。所谓“天人之辨”，就是分清天意和人为两个方面的情况，也即是：“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人干坏事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天意是不能容忍的；人可以欺骗王公大人，但天意不能容忍人去欺骗小猪、小鱼，因为《易·中孚》的卦象象征着中心诚信，诚信到能感化小猪、小鱼等微细之物，如能扩大到以之施政，一定能获得吉祥，因为诚信正应合着天刚正的美德；人可以用暴力去夺取天下，却不能用暴力去征服匹夫匹妇之心，因为这也体现了天意。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有不少唯心的成分在内，但也不是毫无合理的内核。比如将天意理解为公理和法律，还是可以讲得通的。接着，碑文便从天意和人为的角度，连用排比句进行两相比照，指出：“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镩、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在这两相比照中，前项均属天意，后项均属人为。凡属天意者，韩愈都能取得成功；凡属人为者，韩愈全遭失败。所以结论是：“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这样论说，不仅能与上文论述浩然之气的话完全吻合，不致矛盾，而且主要是突出和强调韩愈受到贬滴、遭遇诽谤、不能安身于朝廷，全是人为的结果，也即是君昏臣奸的黑暗政治所造成的。因此，碑文这样写，不仅是为了歌颂韩愈的忠诚和正直，也寄寓着对韩愈在政治上屡遭陷害打击的愤懑在内。
碑文第四段，重点描写韩愈在潮州的政绩以及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兴办教育事业，故“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水利、根除民患，故“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对于王涤倡议重建韩愈新庙之举，“民欢趋之”。而当有人以韩愈生前在潮时间很短、对潮并不留恋为由认为在潮修建韩庙并无意义时，苏轼直接出面，以“如水之在地中”来比喻韩愈之神“无所往而不在也”，说明韩愈影响之广大深远，既极生动形象，又极具说服力。
碑文最后，为了进一步抒写作者对于韩愈的高度崇敬之情，又展开浪漫的想象，创作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诗中想象韩愈是天仙下凡，“下与浊世扫秕糠”的；他的诗歌成就极高，可以“追逐李、杜参翱翔”；他忠诚耿直，敢于“作书诋佛讥君王”；他感动上苍，“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因而当他离开天廷以后，天帝十分悲伤，仍然将他召回。诗的最后，写作者献上丰厚的祭品，虔诚地向他祷告，希望他能在人间稍作停留，但他却翩然飞回天宫，于是作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涕泪滂沱了。诗中通过这种浪漫的想象，既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韩愈的业绩，天人共鉴，韩愈的精神，感天动地，从而表现一位古文运动完成者对于古文运动开拓者的十分虔敬的心情，又紧密呼应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文心之深细严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综上所述，这篇碑文将议论、描述、引征、对话、诗歌等熔铸于一炉，高论卓识，雄健奔放，骈散兼施，文情并茂。正如王世贞所说：“此碑自始至末，无一懈怠，佳言格论，层见迭出，如太牢之悦口，夜明之夺目，苏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御选唐宋文醇》引）而宋代著名诗文评论家洪迈，则将它与唐代许多著名作家所撰写的韩愈碑、传、墓志等文章相比，指出它完全超越了前人：“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颂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容斋随笔》卷八）
上片落笔先写黄河浊流波涛滚滚，向东流去，永无休止。从空间上写气势之大，从时间上写其存在之久。二者合璧构成动人心魄的自然景观。气魄宏大，雄浑恣肆，为全词定调。“经天亘地”六句，从黄河的源头昆仑写起，黄河从昆仑发轫，横亘于天地之间，狂飚巨浪，激越澎湃，轰鸣震天，六句写尽黄河声威。以下由写景转入人事，黄河流经中原，哺育中原，使中原旺气长存。黄河的声势象征了元朝的国势。当时正是元朝鼎盛时期，词人由黄河的壮阔而想到国家的强大，情景相融，不仅加深描写的力度，而且也符合特定的政治环境和人物心态。
下片转向对“过黄河”的描写。黄河的气势，振奋了渡河人的心胸，因此在渡河时神采飞扬，慷慨激越，扣舷高歌，歌声“响凝空碧”，透出了词人内心蕴蓄的豪情。“壮游”三句抒写自己壮游天下的雄心，由黄河之壮美联想到祖国河山之壮丽，激发了词人想要历尽祖国名山大川，饱览天下胜境，随处吟咏的愿望。下文还进一步写出他想像汉代张骞一样，乘槎追寻黄河源头，遨游银河，在壮游之中又融进浪漫成分，在浪漫想象的传说故事的基础上进一步抒写“过黄河”的激情豪兴。乘浮槎究河源，是对上片黄河源头的照应，上下一气，首尾照应，用“我欲”、“谁夸”领起，是词人主观意识的体现，总揽全文。全词把黄河雄壮的气势和自己的豪迈胸襟互相渗透，妙合无隙，风格雄浑闳肆，气势磅礴。
词中没有着意渲染残春景色，而是旁处落笔，侧笔取妍。
起句“沙际春归”，语似直露，而画面见于文字之外。之所以说说春从水边归去，北宋诗人苏轼的《春江晚景》中所说：“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也就是说，春来之时，柳树发芽，杨柳青青，而春归之时，柳絮飘飞，随水而去。真有唐代诗人韩愈在《晚春》中说的“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最终却是“花落有意随水流，流水无心恋落花”。这里就表现出了残春时节凋落的花瓣随着流水飘去的景象。故吟咏“沙际春归”四个字，乃觉无字处有意，空白处皆是画。次句“绿窗犹唱留春住”，诗思奇妙。不说自己思春、恋春，却说旁人春归而不知，犹自痴情挽留。词牌有《留春令》，绿窗中人或是歌妓之流。或许不必定有此人此唱，不过是作者设置的一种境界，借说绿窗少女的歌声以表达自己惜春的情怀。这是词体幽微宛转处，作者掌握和运用得很成功。“问春何处，花落莺无语”二句，熔铸前人词中意象，而翻进一层。欧阳修《蝶恋花》：“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王安国的《清平乐》：“留春不住，费尽莺儿语”。黄庭坚《清平乐》：“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上述诸作，或问花，或问鸟，不论是落花还是莺啼，总还有点春天的影子。在这首词中，不仅是问而无答，乃更无可问讯。“花落莺无语”，春光老尽，连点声息都没有了，更能体现“春意已尽，无可寻觅”的意境。
词人对春天是无限的眷恋的，也是没有放弃才对春的追求。所以，下片词人接着写道：“渺渺吟怀，漠漠烟中树。”“渺渺”即悠远的样子。意思是说，满腹情怀远望寻觅，满眼所见是雾气沉沉中隐隐约约的树林。这里，词人化用了南北朝时期著名诗人谢眺《游东田诗》中“远树暖阡阡，生烟纷漠漠”的诗意。词人极目远望，不见春之踪影，只见雾气沉沉中的树影，心中无限惆怅。于是，词人写道：“西楼暮，一帘疏雨，梦里寻春去。”“西楼”也许就是在西边的一座楼，也许就是一座楼的名称，在诗词中经常用到，也许就是一种情怀的表现。比如，李清照的《一剪梅》中的“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李煜的《相见欢》中写道的“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他们都有用了“西楼”，但各自有不同的情怀。元好问这里的意思是说，寻春无果，只有在日暮上西楼，在隔帘听雨中求得好梦，在梦中去寻觅了心中的春意。特别是最后“梦里寻春去”一句很有用意的。梦境本来是虚幻的，可词人偏偏要到梦中寻觅。从这里，我们不但感觉到词人对寻春的执着与对春的深情，而且也能感受到词人即使伤春，也没有那么失望，那么感伤，毕竟是在“长安中作”，比起“悲秋”来，感觉还是要温和多了。结句“梦里寻春去”，语淡情深。现实之春确已逝去，而词人不作绝望颓唐之想，还要到梦境中去追寻。这种对美好事物的执着追求，也正反映了词人年轻健康的心理情绪。
该词在艺术特色上，语浅意深，意蕴深厚。侧面落笔，尽情抒写。以梦结尾，提升境界。
这首诗写的是作者人到中年后的一些感受。郑谷当时寓居长安，面临着新春的到来。漠漠秦云（长安旧属秦地），淡淡天色，正是西北春天的典型景象。望见这个景象，诗人自然会想到，又一个春天降临人间。但随即也会浮起这样的念头：跟着时光推移，自己的年岁不断增添，如今是愈来愈品尝到中年的滋味了。
中年，往往是人的一生中哀乐感受最深切的时候。青春已逝，来日几何，瞻前顾后，百感交集。诗中不作过多的描述，只是抓住对花无语、借酒浇愁两个细节，就把那种思绪满怀的复杂心理状态烘托出来了，笔墨经济而又含蓄。
那么，诗人究竟在想些什么呢？底下一联为我们略作提示。“故第”，即旧时的住宅。寻找故第，只见苔色满墙，斑驳难认，意味着追怀平生，遗踪恍然。“春田”，指家乡的农田。由连夜雨声，触发起春田的忆念，暗示要弃官归隐，安度余生。上句是回顾，下句是展望，正体现了人到中年时的典型思想活动。作者借故第、春田、苔色、雨声等事物反映出来，形象鲜明而又富于概括力。
然而，往事既不可追，来日也未必可期；现实的处境一时难以摆脱，衰迟的年华更无情地逐日而去。在这样的矛盾交织之中，除了翻出旧诗稿来修改几遍，琢磨一下自己作诗的技巧，还能用什么方法来排遣心头的烦恼呢？结末两句表面说的“自喜”，实际是在年事虚长、无所作为情况下的自我安慰。透过外在的平静气氛，分明可以体会到诗人那种强自压抑下的无聊索寞心绪。
郑谷的诗以轻巧流利见称，反映生活面不广，从本篇也可以得到验证。此诗涉及中年的苦闷，虽不无时代政治的投影，而主要仍限于个人的感兴，社会意义不大。但文笔清新，思致宛转，尤善于用简炼明白的语言表达凝蓄深沉的情思，在其作品中亦属上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