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露面的人物,仅有诗人一人,他正从一家花园的高墙下经过,尽管墙头的花朵半隐半现,却依然望见了因枝条受到牵动而引起的悠悠的晃动。诗人由此驰骋想象,他推测在墙的那一边,正有一位美人在摘花,而不只是由风吹的缘故。
此诗从第一句到第二句,一进一退。第一句是一个省去“尽管”或“突然”的让步副句,在文势上作一顿挫;第二句是一个省去“尽管”或“虽然”的让步副句,在文势上作一顿挫;第二句以副词“犹”字反接进行强调,文势振起。诗歌形象由“花半隐”的静态描绘随即转换成“动花枝”的动态描写。视觉形象上的这一跌宕变化,引起诗人心中的疑虑与猜想。故后两句由料想之词“当”字引出。诗人判断止于疑是之间,“当由”与“讵止”(岂只之意)一呼一应,情韵回萦,意味绵长。事实上,是否真的有美人在摘花呢?倒也未必。然而诗人想象如此,希望如此,即使读者也无不但愿生活中有过这样一个小小的插曲,在大墙内外曾经发生过如此戏剧性的一幕。
此诗不仅自身值得玩味,且对后世亦有所影响。《西厢记》写莺莺为约会张生,写了一首很有名的《明月三五诗》:“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后两句就可能受到刘孝威的这首《望隔墙花》的启发。苏轼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中写“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从墙里与墙外进行构想,或许也曾借鉴过此诗的思路。
此曲形容世人爱财如命,为了钱财什么事都做,刻画出这类人贪得无厌、极端自私的形象,隐含着作者对贪婪者的极大讽刺。小令借助贴切的比喻进行夸张,把贪财汉的举止、心境描绘得淋漓尽致。
“一粒米针穿着吃,一文钱剪截充”,开头用两个极端夸张、但又似曾相识的具体形象——一粒米用针穿着吃,一文钱剪成几块来花,勾画出贪汉可笑可鄙的神态,一下子就触及到了这类角色重要的特点之一——悭吝。这种漫画手法是民间文学的讽刺作品中经常运用的,直截了当,泼辣痛快,形象鲜明,一语中的。“但开口昧神灵”,可以说是进而揭穿了贪汉性格的本质。他们为了钱财,无时无刻不昧着良心。“但开口”三字虽平俗然而深刻,把贪汉散发着铜臭的灵魂揭露无余,简单而透彻,一点也不含糊,也体现出民间语言的特色。
接下来,作者用两个比喻形容贪汉两种表现形式不同,但本质毫无二致的生活哲学:“看儿女如衔充燕,爱钱财似竞血蝇。”他们对待自己的儿女就像衔充筑巢的燕子,辛辛苦苦,真是“甘为儿女作马牛”;对待钱财则如同嗜血的苍蝇,玩命地吮吸,丝毫也不放过。这两种态度,实际上都是这类人贪得无厌、极端自私性格的表现。他们不但为自己打算,从封建宗法观点出发,还得为子孙后代打算。为此,他们不惜损人利己,格外拼命地攫取钱财。这两句曲文,是生活经验丰富的人民群众对贪汉性格特征的高度概括,比喻通俗,都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但都用得恰到好处。
贪汉如此贪婪,结果却是:“无明夜攒金银,都做充饥画饼!”没日没夜的积累钱财,其实金银财宝,什么都不是,最后是“画饼充饥”,全是徒劳,一场空。至于为什么如此,作者没有明说,而是留给读者去体会。
这支小令讽刺的是社会上常有的人与事,这类人的下场,读者是能想象得出的。他们伤天害理,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到头来不是为财害身,就是被儿女牵累,甚至于贻害儿女,绝少有好结果。作者用“画饼充饥”的典故来概括他们的下场,余味无穷,发人深省。
诗前二联用几个典故追溯金廷覆亡的原因。首联以讽喻的笔致,揭示亡国的根源在于金廷最高层在决策思想上对蒙古南侵野心缺乏足够的警戒和清醒的认识。一“初”一“已”呼应紧凑,提示了问题的紧迫和严峻。而金廷满脑子求和思想,对蒙古入侵毫无准备,这是它必然走向灭亡的内在根源。颔联以追悔的语调,指出亡国的原因还在于金朝军队在军事上丧失战斗力,无力抵御蒙古军队的入侵。他只知道金军如汉代霸上驻军一样真把军事守备当做儿戏,谁料到竟导致神州沉沦,江山易姓!“只知”、“谁谓”,流水而对,以意外的惊愕,表达出诗人内心极度的震撼和后悔。
后二联抒发国破家亡的情愫。颈联借用历史故实,抒写被羁管出京的凄凉心境。上句用丁公化鹤的典故,倘若汉代丁令威化作白鹤飞到青城城门的华表柱上,看到金朝生灵涂炭,他当然“应有语”,慨叹“城郭如故人非昔”。这正是金亡后人民惨遭蹂躏的真实写照和高度概括。下句用金铜仙人辞汉的典故。铜铸的仙人尚且流泪,而作为有血肉之躯的人,诗人他们的心情就不言自喻。这两句,一“去”一“来”,正切合“出京”和“来”青城“暂居”,用典精切工巧,含蕴深广,可谓“于极工炼中,别有肝肠崩裂之痛”(清沈德潜语)。尾联揭示历史巧合,哀叹亡国悲剧的重演出于天意安排。青城是北宋靖康元年(公元1127年)十一月金接受北宋徽宗、钦宗二帝降表的地方,宋廷后妃、皇族都被俘虏北去,金灭北宋。而一百年后,亡国的金廷皇太后、两宫嫔妃及诸宗族在此被杀戮,诗人和其他官员作为蒙古军队的俘虏也暂居于此。兴在青城,亡在青城,历史的巧合让诗人感慨不已。在他看来,一“兴”一“亡”,恰恰是天公的意旨。金廷之“兴”已成“古”,金廷之“亡”正是“今”。这一“古”一“今”终将被历史的潮汐淘汰,唯有记载金廷兴亡的青城继续存在,给后人留下一面明镜,让人们观览和记取国家兴衰存亡的历史经验。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促使诗人写下了这首立意深刻精警的诗篇。
诗用了几个典故以寓亡国之痛。“霸上真儿戏”,用《史记》载汉文帝语,暗讽金国军纪松弛,早已潜伏危机,不料竟因此亡国;“华表鹤来应有语”,用“汉丁令威学道成仙化鹤归来,城郭如故人非昔”的故事,比喻京城沦陷,“人非昔”矣;用“魏明帝迁徙汉长安铜盘人”故事,喻国祚转移。用古事古语,不着痕迹,如出诸己,是善用典者。“留着青城阅古今”,劫难之后仅仅青城还在,人物荡然无存矣!青城,是两朝痛史的见证。
元好问“纪乱诗”的一个特点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洞察力。他往往把对现实的悲怆情怀与对历史的批判意识融合在一起,从而增加了诗的思想深度。诗人在国家沦亡的悲愤中,对国家武备松驰而招致败亡的历史教训作了深刻的省察。其他如《出都》、《岐阳三首》等,也都表达了诗人对金朝败亡原因的理性思考。
这是一篇别致的“劝学篇”。记述了李氏力学苦读的成就和家中藏书的情况,赞扬了李氏藏书以遗来者的仁者之心。同时它从历史角度考查了书籍的发展及对社会的重要作用,批评了当时科举士子“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浮浪风气,强调了认真读书的必要性。全文结构清晰、叙议结合,是一篇关于古代藏书的难得佳作,也是读者了解宋代藏书状况的参考史料。
文章一开始就论述了书的宝贵,作者举了两类东西作陪衬,如“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使人见了喜欢、听了悦耳的好处,但并没有普遍使用的价值;金石草木丝麻等物品,有普遍的使用价值,但又有使用损耗和来源短缺的弊病。在这两个陪衬下,作者才引出书籍的宝贵——有上面两类东西的优点,而没有它们的缺点,不论什么人都能从中得到一些益处。运用这种对比方法,既生动又通俗,书的宝贵价值一下就显示出来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也是说书宝贵和读书的好处,但含义庸俗,引人入邪。该文的对比方法,内涵健康,人人明白,富有新意。
“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这句话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意思是说从孔子起,人们就很重视读书。那时书很少,只有周朝王室的书很多,求书很难。作者从不同角度举了例子,一是楚国很大,可是只有左史官倚相能读懂上古时代的书籍;二是达官贵族如韩宣子、季札,也是到了鲁国才见到《易象》和《诗经》这类书;三是当时一般读书人,能见到六经的也很少。这些都说明孔子时代求书很难,学习条件很差,但是那时候的读书人却学习得很好,“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德”。作者采用博证法,有意增强可信程度,并非繁文缛节,另一个作用可以反衬古代读书人的刻苦认真。“非后世君子所及”,既总结上文,又引出下文后世读书人存在的问题。
第二段作者采用详略结合的方法,先概述自秦汉以来,书逐渐多了,得到书籍已经很容易了,但学者却“益以苟简”,学习态度越来越不那么认真了。这是从历史的角度作简要的叙述,再从亲身见闻方面加以证明。苏轼先从自己听见过老儒先生讲起,“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是指求书难;“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是叙述学习刻苦。
再写所见,眼见现在书越来越多,求书极其容易,可是“后生科举之士”却“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历史角度从简,所见所闻从详,重点是落在批评后生科举之士不爱读书的坏习气上。文章前面用“何哉”,后面又用“此又何也”,两相呼应,都是责问不重视读书是什么缘故,表示两重叹息。一问再问,问而不答,留给读者去想,寓劝于问,意味深长。
涓涓流水归大海,作者前面写的铺垫,目的还是在于写李君山房藏书的意义。“余友公择”是交待人物,说明李氏与作者自己的关系。“少时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交待读书和藏书的时间和地点,这是写记的基本要素。“山中之人思之”,是写李君的为人深受山人尊敬。“藏书凡九千余卷”,是说明藏书的数量。“公择既已涉其流”至“以闻于当世矣”这段反映李君读书认真、受益颇深,品行受人尊敬。“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之僧舍”说明李君藏书的与众不同,目的为了“将以遗来者”,它运用重复的修辞手段,有意加以提及。“此仁者之心也”,到此,文章着重颂扬了李君藏书的善举和无私的品质。最后,作者表示要抓紧时间好好阅读李君藏书,以资自补的愿望。同时趁写记的机会,规劝来者和今之学者要爱惜书的宝贵,改变有书不读的毛病。既与前面论述相呼应,又完成了作记劝学的目的。
全文主要采用了议论与叙述相结合的写法,先议后叙,把书的宝贵、求书之难、学者日趋不重视读书的道理和现象写透,再写李君藏书的意义。文章内容层层铺垫、前后呼应,在议论中运用了对比、陪衬、博证等手法,有力地加强了生动性和说服力。作者在语言方面很少用排偶句,大多是参差不齐的散行句,显得十分自然。
这首诗题为“梦中作”,诗人凭借梦中稍纵即逝的霎时间的清灵的感觉,结合平时的心志,自然倾吐而出,如奔泉之出山,清风之振叶。故诗境特奇,非寻常笔墨所能企及。
前半“天际乌云”两句,表面上写雨后新晴景象,实质是针对时事而发,语意双关,自然合拍,寄意深长。楼头的红日,虽然已经照亮山峰,光明满眼;但天边乌云仍重,依然含有雨意,阴晦风雨,仍然可以随时到来。作者身当北宋中期,北方的契丹(此时已称辽国),西边的夏国,虽然在宋真宗、宋仁宗两朝,先后与辽、夏达成和议,并由宋朝岁给两国大量金银和丝缯,暂得相安,但危机仍存,隐忧犹在。赂敌求和,等于饮鸩止渴,不仅削弱了宋朝的实力,更糟的是壮大了对方,形成不战自困的局势。这西边、北边两个强敌,对宋朝随时都有严重的威胁。正如天际乌云一样,一旦翻滚起来,可能乌天黑日、风雨交加,暂时的晴朗,固然也是可喜的迹象,但晴意未稳,并不足恃。过于乐观,势必铸成大错。
后半“嵩阳居士今何在?青眼看人万里情”两句,是作者表明自己心志的活语。在诗里,这两句所表现的是跳跃的感情,作者是文士,是著名的书法家,对于时局,虽则具有敏感和远见,但是他感叹并未能补救时艰,空有拯时济世之心而无力实现,因而不无遁世高隐之情。作者想到嵩阳那里,因为那是高人逸士所居。古代的高士许由,传说曾隐居过嵩山、颍水之间;唐代的隐逸之士,更多栖身于嵩山、少室山;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集中,就有《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送于十八落第还嵩山》、《送杨山人归嵩山》等多篇,表明向往嵩山、少室山之意,尤其是《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并序》那一篇,更能表达李白的心境。元丹丘是位高士,李白曾称他为“丹丘生”。这篇诗的序文说:“元公近游嵩山,故交深情,出处无间,宕信频及,许为主人,欣然适会本意。当冀长往不返,欲便举家就之。”诗中说:“故人契嵩颖,高义炳丹雘,灭迹遗纷嚣,终言本峰壑。自矜林端好,不羡世朝乐。偶与真意并,顿觉世情薄。”嵩山逸人,即指嵩阳居士。蔡襄诗中的后两句,正是运用了李白的诗意。元丹丘是以青眼看待李白的,所以“岩信频及,许为主人”。作者想到宋代当时,像元丹丘那样的高人绝少,而取媚邀宠的人,则到处存在,所以又有欲往无由之叹。诗句说:“篙阳居士今何在?”深致惋惜之情。诗人认为,倘若嵩阳居士仍然存在,他们必然以青眼看人,虽然相隔万里,也是令作者向往的。
全诗从感念时艰出发,借景抒怀,表达了作者忧世有心而救时无术;既慕隐居而又难能如愿的矛盾心情。诗人作为一个文人、一个书生,此诗情调是十分切合身份的。诗的语言明丽新警,婉而多风。陈衍认为这首诗有“神助”,是指诗的境界高远,是梦中偶有会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