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谢池春》用通俗浅近的语言，写离别相思之苦，其中可以看出柳永“市民词”的影响。
开头三句，点出节令，中间隔过四句之后，又说“正佳时，仍晚昼”，继续点出黄昏时分。这样，所谓“正佳时”的“佳”字，才算有着落，有根据。可见章法针脚之绵密。上片写景，以“花径敛余红”等四个五言句子为主体的。这四句，笔锋触及了构成春天景物的众多方面，又各用一个非常恰当的动词把它们紧密相联，点得活生，有声有色，有动有静。“飞絮沾襟袖”一句里，已经暗示了“人”的存，为过片处的“著人滋味，真个浓如酒”作一铺叙。著人，是“让人感觉到”的意思：“滋味”究竟是什么，却不能说得具体，只好用酒来比喻，而且又用“浓”来形容，用“真个”来强调，以诱读者尽量用自己的感受和经验去理解那种“滋味”，从而把这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变得可以体会、可以感悟。
过片后的四个五言句，是这首词抒情部分的核心内容了。这四句写得深，写得细，它把“不见”和“相见”、“相见”和“相守”逐对比较。冠以“为问”二字，表明这还只是一种认识，一种追求，只能祈之于天、谋之于人，可是“天不老，人未偶”，仍然不得解决。“天不老”，本于李贺的名句“天若有情天亦老”，反过来说，天不老也就是天无情，不肯帮忙，于是“人未偶”，目前还处于离别相思的境地，实没有办法，只好“且将此恨，分付庭前柳”。分付，有交托之义。将相思别恨交付庭前垂柳，则留下了各式各样的思索的余地，正所谓含蓄而隽永。
《采莲曲》是乐府诗旧题，内容多描写江南一带水国风光，采莲女娃劳动生活情态，以及她们对纯洁爱情的追求等。
此诗的起首二句中，用了两个“晚”字，强调了一种特定时间背景：笼罩着软和恬静夕阳余辉的傍晚——一个最能引起人的情思，让人沉浸的时刻。“风起”二名转入采莲的描写，从“难渡”中透露出采莲女柔弱纤细的形象。“棹动”二名描绘的采莲场面只有两笔写实的白描：采莲的小船在荷丛中穿过，桨儿不时碰落盛开的莲花，一瓣瓣地飞落湖中，惊起了安详地栖息着的只只白鹭，打破了它们的宁静世界。末二句借物写情，别有一种趣味：采莲人欲归了，可是荷丝缠绕着她的柔腕，菱角又牵拽着她的衣裙。实际上是作者留恋这环境，故借采莲人写同。拟人手法运用十分巧妙，全诗情韵顿生。
范云十几岁时，其父范抗在郢府（今湖北武汉附近）任职，范云随侍其侧，年长其十岁的沈约也在郢府为记室参军，一见如故，遂相友好。八年以后，沈约转至荆州（今湖北江陵附近）为征西记室参军，两人分别。这首诗当作于此时，诗题中的沈记室即沈约。史称范云八岁赋诗属文，“操笔便就”，“下笔辄成”（《梁书·范云传》），这首诗就是他早期的代表作之一。
诗的开头便以极平稳的笔调勾画出送别时静谧、安详的环境。“桂水”并非特指某一条水，只是用以形容其水的芳香。王褒《九怀》中有“桂水兮潺湲”句，王逸注云：“芳流衍溢，周四境也。”后人遂常用之，如陆云《喜霁赋》中“戢流波于桂水兮，起芳尘于沉泥。”江淹《杂体三十首》中亦有“且泛桂水潮”、“桂水日千里”等句，均非实指。范诗中用这一词渲染了送别场面的温馨。送别诗，可以写送别时的情景、场面，以及当时人的心理活动，但范云只是用一句诗轻轻带过，遂转入天明登程的想象之中。郢州与荆州，古时均属楚地，故用“楚山”代之。启程的情景是晴空万里，天朗气清。这毕竟是少年人所写的诗，所以，他笔下的离别不是凄惨悲切，而是有一股清新流丽之气贯穿于内，显得轻盈洒脱。沈约《别范安成》诗中云：“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正是这种精神的写照。不过，中国人重视朋友（为五伦之一），重视友情，朋友的离别，总难免有些许的哀愁。“悲莫悲兮生离别，乐莫乐兮心相知。”故而下句以“秋风两乡怨”分写两地相思之怨愁，而以“秋月千里分”合写二人心灵之相通。谢庄《月赋》云：“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所写的正是地有千里之隔，明月人可共见之情。以上四句，前二句偏写景，后二句偏写情，所以转下去便偏写事。“寒枝宁共采”是对二人过去共同生活的回忆，“霜猿行独闻”则是对别后独自旅程寂寥的想象。诗中虽然没有正面写送别，但无论是偏于写景、写情或写事，都暗涉了离别。然而离别只是形体上的分隔，更重要的乃是精神上的合一。结束两句以极其肯定的语气写道：“扪萝正意我，折桂方思君。”“意”通“忆”。“扪萝”、“折桂”由上句“寒枝”引发而来，同时又暗与起句的“桂水”“楚山”相呼应。
这里牵涉到一句诗的异文。“扪萝正意我”中“正意”二字，一作“忽遗”，一作“勿遗”。“忽遗我”意思是：忽将我遗忘。前者似不符合沈约与范云间的感情，且与全诗情绪不一，后者表示的是一种希冀之情，虽然可通，但不如“正意我”所表达出的心心相印之情。另外，从范云诗的整体风格来看，也以“正意我”于文为胜。范诗的结句尤喜以彼我、今昔对写。如“迨君当歌日，及我倾樽时。”（《当对酒》）“尔拂后车尘，我事东皋粟。”（《饯谢文学离夜》）“待尔金闺北，予艺青门东。”（《答何秀才》）“海上昔自重，江上今如斯。”（《登三山》）“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别诗》）等等。而在这首诗中，也只有作“扪萝正意我”，才可与“折桂方思君”相对得最为工稳，也最能体现范云诗歌句法、结构的特色。
此诗在写法上是一句一转，但同样是“转”，如沈约的《别范安成诗》（沈德潜《古诗源》卷十二评为“句句转”），是层层递进式的转，而范云此诗则是句句回环式的转。这种回环式的结构、回环式的句法正是范云诗风的典型。所以钟嵘《诗品》曾评范云诗曰：“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正是抓住了其诗风格的整体特征。《送沈记室夜别》虽然是范云的早期作品，但也不难看出，这首诗已经奠定了范诗风格的基础。
诗人用故设悬疑的手法反映了中晚唐之际的社会现实，揭露了唐朝中央政府对东南四十三州百姓疯狂盘剥的这一事实。
“汴水通淮利最多”，通济渠的开凿沟通了南北的交通，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生人为害亦相和”，这里是指运河的开通对老百姓来说，利和害是连在一起的，中晚唐以后，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祸害变得越发明显。
“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运河成了运输必不可少的渠道，可怜四十三州的百姓一年的劳动果实全都通过这条运河被输往唐王朝的府库，从此陷进了深重的灾难之中。
此诗虽咏汴河，但揭露的却是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诗文由汴河直进船展开议论，既肯定了汴水开通的好处，也鲜明地指出了随之而来的祸害。诗人十分同情劳动人民，斥责了统治阶级利用运河搜刮民脂民膏的无耻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