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寓言刘蕡被冤贬的情景:高高在上的天帝,安居深宫,重门紧闭,也不派遣巫咸到下界来了解衔冤负屈的情况。这幅超现实的上下隔绝、昏暗阴冷的图景,实际上是对被冤贬的刘蕡所处的现实政治环境一种象征性描写。比起他另外一些诗句如“九重黯已隔”、“天高但抚膺”等,形象更加鲜明,感情也更加强烈。诗人的矛头,直接指向昏聩、冷酷的“上帝”,笔锋凌厉,情绪激愤,使这首诗一开始就笼罩在一种急风骤雨式的气氛中。
颔联从去年春天的离别写到今秋的突闻噩耗,大中二年初春,两人在黄陵离别,以后就一直没有再见面,故说“黄陵别后春涛隔”。第二年秋天,刘蕡的死讯从浔阳传来,故说“湓浦书来秋雨翻”。这两句融叙事、写景、抒情为一体,具有鲜明而含蕴的意境和浓烈的感情色彩。“春涛隔”,不只形象地显示了别后江湖阻隔的情景,而且含蓄地表达了因阻隔而引起的深长思念,“春涛”的形象,更赋予这种思念以优美丰富的联想。“秋雨翻”,既自然地点明听到噩耗的时间,又烘托出一种悲怆凄凉的气氛,使诗人当时激愤悲恸与凄冷哀伤交织的情怀,通过具体可感的画面形象得到极富感染力的表现。两句一写生离,一写死别,生离的思念更衬出死别的悲伤。感情先由上联的激愤沉痛转为纤徐低徊,又由纤徐低徊转为悲恸激愤,显得波澜起伏。
前幅由冤贬到死别,在叙事的基础上融入浓厚的抒情成分。后幅转为直接抒情。颈联以擅长作哀谏之文的西晋作家潘岳(字安仁)和“怜哀屈原忠而斥弃,……魂魄散佚”而作《招魂》的宋玉自喻,说自己只能写哭吊的诗文深致哀悼,却无法招其魂魄使之复生。两句一正(只有……能)一反(何曾……解),相互映衬,有力地表达出诗人悲痛欲绝而又徒唤奈何的心情,下句尤显得拗峭遒劲。
尾联归结到彼此间的关系,正面点出题中的”哭”字。刘蕡敢于和宦官斗争的精神和鲠直的品质,使他在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中获得很高的声誉和普遍的崇敬,当时有声望的大臣牛僧孺、令狐楚出镇襄阳、兴元时,都辟刘蕡入幕,待之如师友。诗人和刘蕡之间,既有多年的友谊,而刘蕡的风采节概又足以为己师表,所以说“平生风义(情谊)兼师友”。《礼记·檀弓上》说,死者是师,应在内寝哭吊;死者是友,应在寝门外哭吊。诗人尊刘蕡如师,所以说不敢自居于刘蕡的同列而哭于寝门之外。这两句,不但表达了侍人对刘蕡的深挚情谊和由衷钦仰,也显示了这种情谊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正因为这样,这首哭吊朋友的诗,其思想意义就远远超越一般友谊的范围,而具有鲜明的政治内容和强烈的政治批判色彩;诗人的悲痛、愤激、崇敬与同情也就不只属于个人,而具有普遍的意义。直接抒情,易流于空泛、抽象,但由于诗人感情的深挚和表达的朴素真切,则显出深沉凝重的效果。
开首四句,即以高度概括的语言、自己亲历的事实,控诉了隋炀帝发动战争和三下江都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隋炀帝在大业八、九、十三年曾三次东征高句丽,仅大业八年一次,就分十二路发兵一百一十三万余人,战死者不下三十万。接着,就以“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来说明这种灾难简直是接二连三。“龙舟”,隋炀帝南下江都时特制的一种大船,据《通鉴·隋纪》载,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共四层,上有正殿、内殿、朝堂及许多其他房屋。儿子被征去打仗饿死途中的余痛未消,自己又被征来拉纤,这已经够痛苦了,更痛苦的是也被陷入了九死一生的困境。
“方今”以下四句,即具体叙述自己所处的困境:当今普天下的收成都不好,路上的口粮简直没有一点点(“些小”),这一去路程有三千里,路遥无粮性命怎能保,恐怕是要死在路上了。“方今天下饥”一句,似轻实重,看似在解释“路粮无些小”的原因,实则已将普天之下民不聊生的境况概括反映了出来。看来,不仅是歌者陷入了“路粮无些小”,“此身安可保”的困境,大多数纤夫、普天下的百姓,怕也都要为无粮而丧命了。
“寒骨”以下四句,是歌者想像自己死后的情景:我的尸骨将被抛撒在荒郊野外,任凭风吹日晒;游荡异乡的孤魂,将在烟雾荒草间哭泣。家中的妻子,将因悲伤而哭坏身体;父母双亲将因盼我归去而望穿双眼。这是何等凄惨的画面。这虽是歌者设想死后的情景,但却是十分真实的。无论远征军士也罢,无论远行民夫也好,该有多少人暴死荒郊,该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兄长饿死青山、全家悲痛欲绝的情景,他都是亲历了的。因此,对自己死后的情景也就描绘逼真。
“安得”第四句,是诉说自己惟一的希望。歌者已自料必死,且尸陈异乡,因此,他只希望能有个义气男儿,将他这无人认领的尸体焚烧,把他的骸骨运回乡里,把他的亡灵引渡回家。这歌者竟不作活着归来之想,而把能将骨骸运回作为惟一的希望,其情也可哀,其境也可知。这是他对“义男儿”的希望,同时也是对逼迫他陷入死亡境地的统治者的控诉。若无隋炀帝的重赋繁役,他何以必死。把人逼到将尸骨运回便算幸运,这是一个何等黑暗残暴的社会。
这是一首直接表达人民悲痛和愤恨的民歌。它全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控诉了隋炀帝给人民造成的灾难,高度概括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语言质朴凝重,情感真切动人。
对这首诗主旨的看法分岐很大,比较流行的旧说有:刺齐襄公(《毛序》:“大夫刺襄公也,劳礼义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诸侯,志大心劳,所以求者非其道也。”)、刺齐景公(丰坊《诗说》:“齐景公急于图霸,大夫讽之。”)、刺鲁庄公(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庄公生而蒙非种之讥,及已即位,而有不能防闲其母之诮,且与其母更道入于齐国,……诗人代为之愧……”)、刺奇童劳成(牟庭《诗切》:“诗人有所识童子美质者,已而离远不相见,常思念之,……及长而复见之,则庸人矣,故悔思之也。”)、戒厌小务大(朱熹《诗集传》:“田甫田而力不给,则草盛矣;思远人而人不至,则心劳矣。以戒时人厌小而务大;忽近而图远,将徒劳而劳功也。”)、戒学者及时进修(刘沅《诗经恒解》:“盖当时有少年,志大躐等求功,不知循序渐进者,故诗人戒之。”),今人新说则有:初耕种时的祷神歌、劝慰离人不须徒劳多思的诗、妇人思念征夫之词、少女恋慕少男的诗,等等。各家之说都有其理由,不过比较各家之说,相对而言,写妻子对远方丈夫的思念之说,较为符合诗篇的文本意义。
这首诗头两章是写实,采用重叠形式,只换了四个字,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同:首两句直赋其事,意在引出下两句。因丈夫去了远方,家中没有劳力,耕作粗放,本来长着绿油油庄稼的大田,如今全长着深深的野草,见不着一棵小苗,诗人面对如此荒芜的大田,忧心忡忡,感慨万千,不觉脱口说出“劳田甫田,维莠骄骄(桀桀)”。目有所见,心有所感,自伤自怜,自怨自艾,引出一腔怨气,不禁讲出了气话:“劳思远人,劳心忉忉(怛怛)!”实际这不过是思极的反语、伤心语,说“劳思”,恰是刻骨相思。正因为她劳法摆脱相思的痛苦,第三章出现了幻觉,由实转虚,诗人似乎觉得丈夫突然归来,想像他见到离家时还是扎着丫角的小儿子,忽然间已经长大成人了,他惊喜不已:“婉兮娈兮,总角丱兮。未几见兮,突而弁兮。”这一自我构造的虚幻境界,既是对丈夫早日平安归来的渴望,又是对孩子快快长大的期盼。此诗的含蓄美尽在这一虚境之中。清陈震《读诗识小录》评末章前两句云:“换笔顿挫,与上二章形不接而神接”,评后两句云:“奇文妙义,与上四‘劳’字神回气合。”
此诗第一、第二章是隔句交错押韵,即田、人属上古真部韵,骄、忉属上古宵部韵,桀、怛属上古月部韵。第三章四句连韵,属上古元部韵,并皆有“兮”字收尾。译文尽量保留原诗韵式及叠词的运用。
“阑珊火树鱼龙舞”,首句便道出上元节夜里的繁华景象,上元亦是元宵节,元宵佳节,家人团聚,上街观灯赏花,好不热闹。纳兰此处写的火树鱼龙舞,正是当时社会上,元宵节的热闹场景。而后一句写道: “望中宝钗楼远。”所谓“宝钗楼”是指歌楼酒肆,这首词是描写元宵节欢度之后,人们逐渐散去的场景,热闹过后愈发寂寞。那些本来还人满为患的酒肆饭庄,忽然之间就成了空阁,看到这些,纳兰内心不禁一阵寂寥。
“棘韬馀红,琉璃剩碧,待属花归缓缓。”花灯闹市问的花花绿绿,远看起来,仿佛琉璃般星星点点,十分美丽。可惜,这美丽只是一晚上的光阴而已,在夜深时分,随着夜深人静,这花灯会熄灭,这美丽也会黯淡。
“寒轻漏浅。正乍敛烟霏,陨星如箭。”纳兰总是能轻而易举地就从美好的事物中抽身出来,想到凄惨的过往,元宵佳节,本是赏灯愉悦的日子,可是在观赏完花灯之后。纳兰却又想起来过去。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仿佛一支利剑,穿透他的心,让他感受到了痛彻心扉的疼痛。在美丽的夜色中, “旧事惊心,一双莲影藕丝断”。
“莫恨流年似水,恨消残蝶粉。韶光忒贱。”红颜已逝,岁月不饶人,想当日的大好青春时光,是多么意气风发。可现而今,却是人老心老,已经完全找不到当日的影踪了。纳兰暗暗苦闷。
“细语吹香,暗尘笼鬓,都逐晓风零乱。”这词里每一句都透露出纳兰内心的烦忧,与相爱的人相隔千里不能见面,这份痛楚不是人人都能够理解的。
“阑干敲遍。问帘底纤纤,甚时重见?”什么时候才能够重相见,纳兰是在问自己,也是在问苍天。可是,他的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因为月亮不知道人的相思,偏偏要在今夜团圆。
“不解相思,月华今夜满。”真是天不知人情恨,偏偏要圆月捉弄,这人世间的情恨,果真滑稽如斯。
清初学者仇兆鳌《杜诗详注》:此诗上六句写雨中景物,末二句写雨际行舟。风狂雨急,故鸣而有声,既过则细若飞丝矣。草不沾污,见雨之微。风虽乍稀,雨仍未止也。舞燕将子,记暮春雨。行云湿衣,切巫山雨。江舸逆浪,杜甫对冒险营运表示担忧。
清代杜诗研究家浦起龙《读杜心解》:“望晴之词,祝其止舞而挟子以游,停云而振衣适志,已引动欲归义。乳子本说燕雏,仙衣本说神女,公乃借形挈家归去之志也,运古入化。”
当代诗人谢颐城认为仇兆鳌对“舞石旋应将乳子,行云莫自湿仙衣”两句的注解有问题,浦起龙“运古入化”的评语也不恰当。他认为杜甫借“舞石”“将乳子”,表示自己将“挈家归去”;借巫山神女的典故“行云莫自湿仙衣”,是提醒自己不能只顾“行云”、游览潇洒,而延误了归程。同时谢颐城认为这首诗最大的毛病是:“舞石”典故用得突兀,不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