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自倚危栏，欲向荷花语。无奈荷花不应人，背立啼红雨。
独自倚危栏，欲向荷花语。无奈荷花不应人，背立啼红雨。
檄是古代用以声讨、征召或晓谕的文告，主要用于军事行动之际。刘勰《文心雕龙》论析檄时说：“震雷始于曜电，出师先乎声威。”形象地说明檄文的特点在于先声夺人。而要先声夺人，檄文必须“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要有理有据，而且理直气壮。《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先声夺人，立论严正，理直气壮，且语言犀利明快，节奏紧促。充分地体现了刘勰所说檄文的特点，不愧为传诵千古的佳作。此文属骈体，骈四俪六，对仗工整，用典切实，又清新自然。
全文有三个层次。
檄文一开始就将武则天置于被告席上以“伪”字开头，以示武氏君临朝政的非法，接着列数其罪。从私生活到政治面貌，对武氏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尤其抓住武后先后侍奉太宗父子，致使李唐皇室背上乱伦之名，将武后置于不仁不义的境地。并揭露武后在后宫中的种种恶行，将之比作祸国的吕后和褒姒。
次写李敬业讨武是势在必行，民心所向之举，因此义师无敌，声势夺人。在一番严厉的声讨后，作者接着描绘徐敬业一方师出有名。“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这四句用雄健的词采，夸张的形容，表现了义师的声威和必胜信念。
第三层申明大义对王公大臣动之以情，发出号召。“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先让百官自惭自励，再从正反两面痛陈利害得失。“共立勤王之勋，无废大君之命”，则封赏进爵，“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文章最后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震人心弦的警语作结，显示出巨大的威摄力量。
此檄是千百年来檄文中的上乘之作。理直气壮，气势磅礴，手法上先抑后扬，使武后的劣行与徐敬业的正义之举形成鲜明的对照。而且声泪俱下，具有极大的煽动力。据《新唐书》记载，武则天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时，惊问是谁写的，继而感叹说:“宰相安得失此人？”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此檄的锋芒犀利，气势磅礴，具有极强的鼓动性。
作者一改前人以散文写檄文的习惯，采用骈文的形式，巧妙地利用了骈文句式节奏分明的特点而使其自始至终壮气贯通。对武则天罪行的揭露，对李唐王朝的忠诚、说功，对义师起兵的宣告等都用了急促的节奏和变化的句式，使文章的气势咄咄逼人，让读者无庸争辩而不得不服从。同时作者还利用骈文的对仗、用典、夸张等表现手烘托文章气势，对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表现出强有力的说服力和号召力，不愧为中国散文史上的不朽名篇。
这是一首咏史诗，题写于梁元帝萧绎所撰的《金楼子》书页之上，主要内容是抒发对梁元帝萧绎焚书之事的感慨。不过诗中所言焚书的史事是两起，这两起历史事件却不是一回事。
焚书之事，历来最为士人所痛心。书是人类经验认识的结晶，是知识的储藏，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得以沿袭的重要载体是属于人类的财富。焚书之事并不始于秦始皇，焚书之事在秦之后也屡屡有之。不过，秦始皇的焚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焚书事件，以至于遮掩了其他的焚书之事。如果就书籍而言，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的损失却未必大于梁元帝萧绎的焚书。秦始皇焚书影响之大，一是由于是统一政权所采取的大规模行动，地域之广，涉及的人群之多，与此前的六国焚书相比，影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二是秦始皇的焚书是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实行，若有违抗，国家就有严厉的惩处，充分表现了专制政权的粗暴与专横。但是，秦始皇的焚书却并非是“尽焚其书”，而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为了钳制士人的政治批评，确定皇帝“别黑白而定一尊”的绝对权威，李斯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批曰：“可。”这段文字说得很清楚，在这一次禁焚书籍的政治举措中，有实际的生活功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被禁焚之列，有关社会治理的法令之书也不在被禁焚之列，被禁被焚的是那些会启示人的思想、带动人的思考的书籍，一是史书，二是战国以来的以儒学典籍为首的诸子之书。而这两类书籍的被焚也规定了范围：史书中要焚毁的是非秦国的历史之书，也就是说，只许保留秦的记忆，借此以构建秦之统一天下的历史合理性；诸子之书则禁止在民间流传。朝廷中的博士之官要备皇帝的顾问，要参与政治的决策，仍然需要广泛的知识，故皇家图书馆中收藏的“《诗》、《书》、百家语”不在禁焚之列。因此，秦始皇的焚书是为了在民间实行禁学而愚民的政策，行为虽严酷，焚毁的书籍种类与范围都是有限的。
梁元帝萧绎的焚书就不同了。萧绎自幼好学，酷爱读书，手不释卷，甚至在患眼疾时也是如此。他在一眼失明之后，不便执卷而读，就安排了专人为他朗读，以代自读。而且是每晚五人轮流值班，通宵达旦，诵读不歇。萧绎涉猎甚广，颇以学问自许，曾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南史》卷八）又在《金楼子序》中说：“窃重管夷吾之雅谈，诸葛孔明之宏论，足以言人世，足以陈政术，窃有慕焉。”他以管仲、诸葛亮为期许，自信有治国平天下之才，而将书籍视为知识与智慧的宝库。因为爱书，故收藏丰富。萧绎在江陵藏书之多，有十四万卷之巨。这里有他的收藏，还有从金陵运来的历代皇家藏书，不仅是经、史、子、集俱全，儒、道释、仙兼备，而且多是珍本。这十四万卷图书是自秦汉以来数百年的精神财富又历尽战乱之后的珍藏。当西魏攻破江陵之夕，萧绎将这批珍藏一炬焚之，又将自己的佩剑在柱上砍折，自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不将珍藏留于敌人，在萧绎，这是血与泪的共泣，是悲与愤的并发。但看他焚书与折剑，有用则珍藏，无用则焚毁，十四万卷历代珍藏与一把佩剑一样，都不过是他个人的私产。萧绎虽然爱书，却并不尊重文化知识的历史公有性。这样的焚书，对文化传承带来的破坏就要远胜于秦始皇的焚书。
李煜此诗正是着眼于萧绎与秦始皇两件焚书事件的区别而发表感慨。前二句以书卷的华丽装饰与“火烧”对比，说萧绎曾有感于荆州焚书而使王粲作品仅存一篇，但是当他自己焚书之时，却连王粲仅存的一篇也一同焚毁了。这是以沉重的感慨来印证序文中两次出现的“尽焚其书”。后二句说即使酷烈的秦始皇，当年也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民间书籍虽然无存，宫廷典籍尚可流传，因此后人才有可能读到“遗篇”。相比于萧绎行为的绝对与自私，秦始皇的焚书可以说是网开一面，对书籍的文化价值有手下留情之意。这层意思以反问出之，与前二句写萧绎事不仅有对比的效果，也加强了语气，对萧绎之举深感痛心。
古人素来有谶语一说，即本来是偶尔言之的事情，最后却成了事实，仿佛冥冥之中有命运之神在聆听与拨弄，人则“不幸而言中”。李煜就萧绎焚书而作的历史批评，表达了他对书籍价值的认识与珍惜，也见出他有超越一己之私的历史识见。可是当北宋攻破金陵城池之际，他却将南唐三代君主所收藏的典籍字画同样付于火烛，这首诗在某种程度上因此而具有谶语的意味。
此词开头的“隋堤路”，是指宋之汴京至淮河一段的水路，因为是隋炀帝所开大运河的一段，故名。“渐日晚，密霭生深树”，写徘徊汴堤而未曾登船之际，但见日色渐渐向晚，浓重的暮霭正从茂密的树林中弥漫开来。
接下来二句，化用杜牧“烟笼寒水月笼沙”诗意，写出主人公独自怅望江天，孤寝船上的情景。
“无情画舸，都不管、烟波隔前浦。等行人、醉拥重衾，载将离恨归去。”这几句写分手时的情景，用的就是借物达意手法。这词写饯别情景是从郑仲贤《送别》诗脱化出来的。王氏所谓“诗意出侧面”，是指诗情借物宣泄，迁怨于物。有情人偏遇着这无情的画舸，它全然不管恋人们难分难舍，将行人连同离恨都载走了。这里迁怨画舸，就是侧写。物本无情，视为有情，以责怪于物来表达自己的离情别恨，是借物达意的一种方式；离恨、离愁是一种感情，都是虚的，然而诗人们却常常化虚为实，将愁恨说成是有形体有重量的东西。这里船载离恨，就是化虚为实。
“因思旧客京华，长偎傍疏林，小槛欢聚。冶叶倡条俱相识，仍惯见、珠歌翠舞。”这是写昔日京华相聚的欢乐场面。“冶叶”句化用李商隐《燕台诗》“冶叶倡条遍相识”。所谓“冶叶倡条”，乃指歌妓。
词中主人公的恋人，也是歌妓一流人物。所以他同歌妓们厮混得很熟，常一起，观赏她们歌舞。这欢乐的回忆，与“渔村水驿，夜如岁、焚香独自语”，恰成鲜明对比。人由聚而散之际，回想欢乐聚会，必添愁情离怀。回忆对比，是很能触发情感的。周邦彦这首词，除用回忆对比外，还有一种对比，就是梦境和现实对比。“有何人、念我无聊，梦魂凝想鸳侣”，这个结尾，词评家多以为写得拙直、率意。这个收尾是不够含蓄的，但是感情还是十分朴实浓烈的。这里用了眼前实境和梦中虚境相对照，现实是舟中独处，梦中却是鸳侣和谐。“鸳侣”一词已近于抽象化，形象不够丰满。但还是足以补出离情别恨的。
此词以宦游途中水驿之夜的情景为中心而将追忆念想层层展开。全词由景及情，由今及昔，写眼前景采用白描手法，叙写追思往事时用借物达意。反衬对比手法，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结句直抒性情而不借景烘托，可谓大巧若拙，别具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