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描写旅客思乡之作。
先写旅邸的夜景,然后转入梦境,通过对梦中江南暮春夜景绘声绘色的描写,词人把自己的情绪全部隐藏到具体的景物背后,诗情含而不露,情景交融。落笔之处,尽显词人对故乡的深深思念之情。
“兰烬落,屏上暗红蕉。”“兰烬”,兰膏燃烧的余烬。起二句八字写夜深人静,室内昏暗,灯花已经残落,画屏上鲜红的美人蕉,在微弱的灯光下,颜色也已显得暗淡,这正是入睡的时刻。这是一个寂寞的夜晚,隐约地透出人的黯然心情,经过这一铺垫,下面便转入了梦境的描写。
“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萧萧。人语驿边桥。”后三句进入梦境,却完全是另一种景象:梦中的江南,情调清朗,色彩明丽,梅子正熟,风景绝佳。恰在这时,夜雨轻飘,船泊泽国,笛声悠扬;人语驿桥,春水碧波。这里,有景,有情,有色彩,有声音,还有人,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难忘的夜晚!梦里梦外,都是夜景,但现实的夜如此凄清、冷寂,蕴涵着丝丝哀怨;而梦中江南的夜,却是那样欢乐、愉快、醉人。今昔对比,作者对江南故乡怀念的深情,隐约可见。
全词从室内屏风上的人工画面、写到室外江南水乡真实的自然图景,由绘色(红蕉、黄梅)到绘声(吹笛、人语、夜雨潇潇),亦即从视觉到听觉,构思新奇,意境清幽,动静兼备。全篇通过叙述一个轻柔恬美的梦境,描绘了江南初夏迷人的景致,亲切温和,意蕴无尽。
这篇序文实是为荔枝图画写的说明,其说明对象是荔枝。作者运用说明从整体到局部、由外表到内核的说明顺序以及作比较、打比方等说明方法,层次明晰、详略得当地描摹了荔枝的形态。
作者先从大处着笔,“荔枝生巴峡间”点明荔枝的生长环境,接着便从细微处对荔枝本身的各个部位及其特征加以具体说明。文章最精彩的部分是这段用比喻描绘荔枝的文字:“树形团团如帷盖。叶如桂,冬青;华如橘,春荣;实如丹,夏熟。朵如葡萄,核如枇杷,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醴酪。”这里采用日常生活中习见的十种物体作比,使未见荔枝者借助以往的经验对荔枝产生具体的印象。“不识者与识而不及一、二、三日者”完全可以借助帷盖、桂、橘、丹、葡萄、枇杷、红缯、紫绡、冰雪、醴酪这十种可以感知的东西,获得对荔枝具体而形象的感受。每一个比喻自然妥帖,与荔枝本身的特点贴近。而对色、香、味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特点,仅用“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加以简要说明。最后点明作画时间、作画者、主持人及作序目的,略作交待即收住。
全文短短不到一百三十个字,不仅写出了荔枝的出处、外形、味道,而且还写出了摘下后短期内的变化情况,是一篇优秀的说明文小品。
一般认为此诗作于屈原临死前,是诗人的绝命词。此诗历述作者不能见容于时的原因与现状以及南行的心情,为自己遭遇的不幸发出了浩叹与歌唱,希望以自身肉体的死亡来震撼民心、激励君主。全诗语句简短有力,颇有气促情迫之感,反映了诗人的实际感受与心境,在情感与表达形式上与诗的内涵浑然一体。
诗篇开首先刻画诗人南行时的心情,两句极度表述忧郁、哀伤心理的诗句,一下子扣住了读者的心弦:“伤怀永哀兮”、“郁结纡轸兮”,——表明诗人在初夏时节步向南方时,悲愤的情绪已达到了难以自抑的地步。客观环境对此时人物的心绪起了极好的衬托作用——“眴兮杳杳,孔静幽默”,唯此“杳杳”“无所见”、“静默”“无所闻”,才更显出“岑僻之境,昏瞀之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
如果诗人在临终前的心态仅仅只停留于这种悲哀的水准上,那么,无论诗篇本身还是诗人的形象,都难以令人产生共鸣和敬慕。诗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将笔墨仅仅诉诸于个人遭遇的不幸与感伤上,而是始终同理想抱负的实现与否相联系,希冀以自身肉体的死亡来最后震撼民心、激励君主,唤起国民、国君精神上的觉醒,因而,诗篇在直抒胸臆之后,笔锋自然转到了对不能见容于时的原因与现状的叙述。
随之出现的是一系列的形象比喻:或富理性色彩——“刓方为圜”、“章画志墨”、“巧倕不斵”——以标明自己坚持直道、不随世俗浮沉的节操;或通俗生动——“玄文处幽兮,蒙瞍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怀瑾握瑜兮”、“邑犬之群吠兮”——用大量生活中习见的例子作譬,以显示自己崇高的志向与追求;这些比喻集中到一点,都旨在表述作者的清白、忠诚却不能见容于时,由此激发起读者的同情、理解与感慨,从而充实了作品丰厚的内在蕴含力,使之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正是由于有了上述一系列感情的铺垫,故而作者发抒临终前的慨叹便有了厚实的基础与前提,诗篇正文末段的“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人们读来也便更觉悲慨而泫然了。
最后部分的“乱辞”,可以说是诗人情感达到高潮的表露。在前面历述现状、原因、心情等以后,诗人至此发出了浩叹与歌唱,它是全诗内容的总结与概括,也是诗人心声的集中倾诉。毫无疑问,在诗人看来,悲哀是悲哀,理想是理想,决不能因为自己行将死去而悲痛至放弃毕生追求的理想,唯有以己身之一死而殉崇高理想,才是最完美、最圆满的结局,人虽会死去,而理想却永远不会消亡。故而诗人最后唱道:“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此篇在语言上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似有别于《九章》其他篇(《橘颂》除外):全诗句子大都不长,显得简短有力,读上去颇有急促感。从首句“滔滔孟夏兮”到篇终“乱辞”,几乎大多是四言句(加“兮”字为五言),——这显然是诗人的精心设计。
作为临终前的绝命词,诗篇这样的处理,完全符合诗人的实际心境,或换言之,正因为面临自我选择的死亡,才会有气促情迫之感,而运用短促句,正是这种真切心境的实剖,既反映了此时此刻诗人的实际感受与心态,也在情感与表达形式上与诗的内涵浑然一体,从而使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诗人高超的艺术功力与匠心于此可见一斑。
这首诗写诗人在家中和子女的对话,表达诗人怀才不遇的愤慨。全诗采用侧面描写的手法,言近旨远,用贴近生活、朴实自然的语言抒发了作者心中对现实的忧虑和感愤。
诗人在这首诗中表示了自己对于成为诗人感到后悔。此时,他正在家中掌灯,与儿女围坐在桌旁。写作此诗时,他生有一女一子,他们还处于懵懂无知的年龄。当诗人一边敲韵一边思考诗句时,他的小儿女们见了,只是掩口而笑,并不理解他的行为。“窃笑”一词表现了小儿女们似懂非懂的表情,“频”字则突出了诗人思考诗句之久。
面对这种情景,诗人感到非常悲伤,他用一半责备一半自责的语气倾诉了自己内心的苦闷。“尔辈何知”,他对儿女们的窃笺行为感到责备,但同时也宽恕了他们,因为毕竟他们还太小,无法理解自己热衷于吟诗的真正意义。他转而自责,后悔自己写诗,并说“枉抛心力作诗人”。“枉抛”强调了自己精力白白浪费,没有任何价值。但实际上,诗人并不是真的后悔写诗,只是用“自悔”、“枉抛”这些词语来表达自己对于被埋没人才的黑暗政治的曲折抗议。
诗人在这首诗中喊出的,又不仅仅属于他所处的特定时代,而且也是历史上所有的怀才不遇的文人学士的共同心声。“英抛心力作词人”与“枉抛心力作诗人”之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原因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