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是一篇人物传记。该传略进了对桑怿出身、世系、仕履的介绍以及他最后抵抗西夏为国捐躯的事迹，而是集中笔力描写他在捕捉盗贼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机智、立功拒赏等高贵品质。文章还写了巡检欺骗桑怿、枢密吏索贿、桑怿让赏等情节，暴露了宋王朝从地方到朝廷的吏治腐败，加上“盗贼四起”，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作者有意选取最能表现人物性格和才能的层出不穷的奇特情节，来突出桑怿这位奇男子、伟丈夫，写法颇似《史记》，具有强烈的艺术吸引力。这种介于正史与传奇之间的写法对后世作品颇有影响，明清时期人物传记如宋濂的《秦士录》、魏禧的《大铁椎传》等在构思上都有意模仿此文。

　　欧阳修写桑怿，以捕盗为重点。所谓“盗”，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是单纯偷窃抢夺财物的不良之徒；一类是与封建政权为敌的起义农民。桑怿所捕的盗这两种类型都有，因而他的行为虽有除暴安良的一面，但本质上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这是读者在阅读这篇文章时首先要明确的一点。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作者选择了几个典型事例，有略有详地展开描写，成功地塑造了桑怿这个人物形象。

　　第一个典型事例是汝州近边诸县多盗贼，桑怿主动向县令要求当耆长，“往来里中察奸民”，一举拿获两名盗尸衣的少年，并交县衙绳之以法。第二个典型事例是在郏城和襄城捕盗，突出桑怿的勇敢。郏城捕盗是将他与郏城县尉作对比描写，以县尉之怯衬出桑怿之勇。襄城捕盗则是独写其勇：“闻襄城有盗十许人，独提一剑以往，杀数人，缚其馀。”这两个事例都是简笔描写，却能抓住人物最关键的言行，刻画人物，生动传神。

　　第三个典型事例是桑怿任渑池县尉时招安恶盗王伯，突出桑怿的智勇及胸襟。巡检用伪造的朝廷招降文书欺骗桑怿，要他进招降王伯，于是他“挺身人贼中招之，与伯同卧起十馀日。信之，乃出”。谁知当他带王伯一起下山受降时，“巡检者反以兵邀于山口，怿几不自免”。桑怿上当受骗，几乎丢掉性命，却仍对那位欺骗他的巡检宽大为怀，让他把王伯押解朝廷进请功，如此心胸肚量，实为罕见。

　　第四个典型事例是桑怿当永安县巡检时，用计在一日之间将二十三名恶贼一网打尽。这个事例最曲折复杂，也是作者重点刻画所在。桑怿接受任务后，先准确地分析了群盗的心理：“盗畏吾名，必已溃，溃则难得矣，宜先示之以怯。”接着，描写桑怿在紧闭栅门，向群盗示怯的同时，穿上盗贼的服装私访，经过许多曲折，终于收买了一个能探知贼情的老媪，摸清了群盗的情况。最后，经过周密的部署，桑怿身先士卒，亲自进捕捉最强悍的对手，“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获。”通过这一典型事例，桑怿的智勇已经跃然纸上。

　　第五个典型事例是写他拒绝用行贿手段取得高官，表现了他的崇高品德。第六个典型事例写他立功不愿受重赏的谦逊胸怀。第七个典型事例是写他爱民的情怀。通过这些事例的补充，桑怿这个人物形象已十分高大丰满。最后，作者又出人意表地简略介绍桑怿真实的外貌：身材不算高大，遇人羞涩，不善言辞，与他那力过数人、深通谋略的大智大勇似不相称，然而这正是作者塑造人物的真实丰满之处。

　　这篇传记不仅有鲜明的人物形象，而且结构上也颇具特色。它不像六朝小说吉光片羽式地勾勒名士的举手投足，也不像现代小说围绕中心事件展开情节、塑造人物，而是截取了桑怿性格特征的一个方面的三个具体画面，环环入扣，展示出他的“大智”、“大仁”、“大勇”。这种结构手法酷似当代戏剧的“冰糖葫芦式”结构，清晰紧凑，引人入胜。

　　这首诗写诗人偶然遇见的一件日常小事。此诗的头两句是写，作者无意中发现，不知是哪一家的“不系船”随风飘进了钓鱼湾；后两句是写，一位小童正在宅前屋后玩耍，突然发现有船进湾来，以为是有客人来。全诗朴素自然，平淡疏野，诗味浓郁，意境悠远。读罢使人感受到水乡宁静、优美的景色，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

　　“篱外谁家不系船，春风吹入钓鱼湾。”一个春日，诗人也许是在湾边垂钓，或许是在欣赏春景，忽然看见一只小船随着上涨的春水，顺着风势，悠悠荡荡飘进钓鱼湾来。诗人暗想，一定是哪一家粗心，劳作完毕忘了把船系上。诗人在此仅用两笔即勾勒出溪居生活的恬静平和、生意盎然。

　　“小童疑是有村客，急向柴门去却关。”船不系，随流飘荡本是一件普通不过的小事，诗人并没有太多地在意。然而，正在室前屋后玩耍的一位小童却注意到了。他看到飘进来的船儿，以为是客人来了，赶快跑回家，急急忙忙打开柴扉，迎接客人。“疑”“急”二字，惟妙惟肖地刻画出儿童好奇、兴奋、粗心、急切的心理。

　　在诗人笔下，水边的小村，掩闭的柴门，疏落的篱笆，飘荡的小船，构成一幅宁静、优美、富有农村生活气息的图画。诗人还捕捉了这幅图画中一刹那间发生的一件生活小事，刻画了一个热情、淳朴、天真可爱的农村儿童形象。从诗人的描写中，读者仿佛体味到了诗人的悠然自得，领略到了他积极乐观的生活情趣和闲适舒坦的心情。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即既有大人的成熟与老练，又有儿童天真、可爱的童心。有了这样的“赤子之心”，才能观察到人人熟视无睹的生活小事，才能写出人人眼中所有笔下所无的妙趣。以这样的心情去面对普通、烦琐的日常生活，才能坦然旷达，心胸开阔。

　　第一首偈，见于敦煌写本《坛经》。关于这首诗的来历，《坛经》第四节至第八节，有明白的记载：五祖弘忍“一日唤门人尽来”，要大家“各作一偈”。并说“若悟大意者”，即“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弘忍的上首弟子神秀在门前写了一偈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知道后，“遂唤神秀上座于堂内”，说是“汝作此偈，见即未到”，“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因而要他“更作一偈”。而“秀上座去数日，作不得”。惠能的偈语，即针对神秀的《无相偈》而发。据《坛经》所载，惠能本不识字，他先“请人一读”神秀的偈语，然后作此歌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

　　这首偈，同神秀的那一首，在修行方法上具有原则的区别。神秀的那首“无相偈”，使他失去作为弘忍继承人的资格，却成了北宗一派的开山祖。由于神秀强调“时时勤拂拭”，后人以其主张“拂尘看净”，称之为“渐修派”。而惠能的这一首，是对神秀偈的彻底否定，也即主观唯心主义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彻底否定，直接把握住“见性成佛”的关键，被称为“顿悟派”。

　　在《坛经》第二十节，惠能指出：“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于恶；思量一切善事，使修于善行。”这是惠能“顿悟说”的基础。在他看来，“愚人”与“智人”，“善人”与“恶人”，他们和“佛”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迷”到“悟”，仅在一念之间。这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思想，不仅对我国佛教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对于后来的中国哲学理论也有重大的影响。

　　第二首偈，也是惠能针对神秀的《无相偈》所作的。旨在说明“明镜”的清净，也即“自性”的清净，这是佛教徒坚信能到达理想境界人人所共有的主观条件。该偈亦见于敦煌写本《坛经》，但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当属衍文。特别是前两句，虽调换了“身”、“心”二字的位置，实际也是重复神秀的话，不应视为惠能的思想。

　　第三首偈，见于《六祖法宝·坛经》，流传甚广，为《全唐诗外编》所补录。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是由《菩提偈》第一首演化而成，关键在第三句，由惠昕本带头，契嵩本、宗宝本因之，把“佛性常清净”改成“本来无一物”。这是一种误解，早在宋代即有人提出非议。郭朋认为：“《坛经》的首窜者，不仅不了解‘佛性’论，而且也不了解‘性空’说。”其实，大乘佛教的所谓“空”、“无”，是就“妄心”、“妄境”而言；若就“真心”、“真境”而论，则决非“绝无”。在《坛经》第十五节，惠能有言：“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在《坛经》第二十四节，惠能又说：“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这些都足以证明惠能的思想体系，同“一切万法，自性本空”的理论完全不同。不过在这句话之前，惠能先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他把一切归结于“心”，也即“自性”。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无论如何，把“佛性常清净”和“本来无一物”等同起来，是不适当的。

　　第四首偈，见于《大正藏·坛经》，着重讲修行方法。《坛经》第三十五节，惠能引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接着说：“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坛经》第三十六节说：“若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正心，暗行不见道。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二节说：“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三节又说：“若能心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自不求真外觅佛，去觅总是大痴人。”反复申明向人的自我求真，自我求佛，这是惠能教导其弟子立地成佛的唯一途径。在他看来，求佛的人只图自悟，不假外示，心注一境，化难为易，自能达到目的。论根据。

　　这首词是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闲居带湖之作。上情下景，情景交融。上片以少年春意狂态，衬托老来春意索然。下片风卷残花，当悲，但以“休恨”开解；“花开元自要春风”，一反一正，寓意颇深，耐人寻味。春归无迹，但飞燕却于来时夕阳中相见，则于迷惘惆怅间，掠过一缕欣慰情思。

　　此词分上阕与下阕。

　　上阕以“少日”与“老去”作强烈对比。“老去”是现实，“少日”是追忆。少年时代，风华正茂，一旦春天来临，更加纵情狂欢，其乐无穷。对此，只用两句十四字来描写，却写得何等生动，令人陶醉！形容“少日春怀”，用了“似酒浓”，已给人以酒兴即将发作的暗示。继之以“插花”、“走马”，狂态如见。还要“醉千锺”，那么，连喝千杯之后将如何颠狂，就不难想象了。而这一切，都是“少日”逢春的情景，只有在追忆中才能出现。眼前的现实则是：人已“老去”，一旦逢春，其情怀不是“似酒浓”，而是“如病酒”。同样用了一个“酒”字，而“酒浓”与“病酒”却境况全别。

　　什么叫“病酒”？冯延巳《鹊踏枝》词说：“谁道闲情抛弃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敢辞镜里朱颜瘦。”

　　“病酒”，指因喝酒过量而生病，感到很难受。“老去逢春如病酒”，极言心情不佳，毫无兴味，不要说“插花”、“走马”，连酒也不想喝了。只有呆在小房子里，烧一盘香，喝几杯茶，消磨时光。怎么知道是小房子呢？因为这里用了“小帘栊”。“栊”指窗上棂木，而“帘栊”作为一个词，实指窗帘。挂小窗帘的房子，自然大不到那里去。

　　过片“卷尽残花风未定”，有如奇峰突起，似与上阕毫无联系。然而仔细寻味，却恰恰是由上片向下片过渡的桥梁。上阕用少日逢春的狂欢反衬老去逢春的孤寂。于“茶瓯香篆小帘栊”之前冠以“唯有”，仿佛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关心。其实不然。

　　下阙写道他始终注视那“小帘栊”，观察外边的变化。春风不断地吹，把花瓣儿吹落、卷走，而今已经“卷尽残花”，风还不肯停，春天就会随之破败，如此看来，诗人自然是恨春风的。可是接下去，又立刻改口说：“休恨！”为什么？因为：“花开元自要春风。”当初如果没有春风的吹拂，花儿又怎么能够开放呢？在这出人意外的转折中，蕴含着深奥的哲理，也饱和着难以明言的无限感慨。春风催放百花，给这里带来了春天。春风“卷尽残花”，春天就要离开这里，回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

　　“试问春归谁得见？”这一句问得突然，也令人感到难于回答，因而急切地期待下文。看下文，那回答真是“匪夷所思”，妙不可言；离此而去的春天，被向这里飞来的燕子碰上了，她是在金色的夕阳中遇见的。古典诗词中的“春归”有两种含义，一种指春来，如陈亮《水龙吟》：“春归翠陌，平莎茸嫩，垂杨金浅。”一种指春去，其例甚多，大抵抒发伤春之感。

　　诗词中的“春归”有两种含义。一种指春来，如陈亮《水龙吟》：“春归翠陌，平莎茸嫩，垂杨金浅。”

　　一种指春去，其例甚多，大抵抒发伤春之感。

　　辛弃疾的名作《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亦不例外。而这首《定风波》却为读者打开广阔的想象领域和思维空间，诱发人们追踪春天的脚步，进行哲理的思考，可谓另辟蹊径，富有独创精神。

　　把春天拟人化，说她离开这里，又走向那里，最早似乎见于白居易的《浔阳春·春生》：“春生何处暗周游？海角天涯遍始休。先遣和风报消息，续教啼鸟说来由。展张草色长河畔，点缀花房小树头。若到故园应觅我，为传沦落在江州。”

　　黄庭坚的《清平乐》，则遵循这种思路自制新词：“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

　　王观的《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构思也很新颖：“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

　　辛弃疾《定风波》的下阕和上述这些作品可谓异曲同工，其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

　　“风压轻云贴水飞，乍晴池馆燕争泥。”作者用轻快的笔触三涂两抹，就把一幅生机勃勃的春天画图描绘出来。他既没有用浓重的色彩，也没有用艳丽的词藻，而只是轻描淡写地勾勒出几样景物，感染力很强，呈现了一股清新的春之气息。在一个多云转晴的春日里，作者徜徉于池馆内外，但见和风吹拂大地，薄云贴水迅飞，轻阴搁雨，天气初晴，那衔泥的新燕，正软语呢喃。按理说，面对着这春意盎然的良辰佳景，作者也应该心情振奋、逸兴遄飞了，但紧接着一句却是“沈郎多病不胜衣”。作者竟自比多病的沈约，腰围带减，瘦损不堪，值兹阳和气清之际，更加弱不禁风了。首句连用三个动词“压”、“贴”、“飞”，构成连动句式，振动起整个画面。次句把时、空交互在一起写：季节是春天（由燕争泥可推知），天气是初晴，地点在池馆内外。这两句色彩明快。第三句点出作者自己，由于情感外射，整幅画面顿时从明快变为阴郁；这一喜、一忧、一扬、一抑，产生了跌宕的审美效果，更增加了词的动态美。诗意到此出现了巨大转折，为过渡到下片做好了准备。

　　“沙上不闻鸿雁信，竹间时听鹧鸪啼。”鸿雁传书，用《汉书·苏武传》中典故，诗词里常用这个典故。鸿雁不捎个信来，而鹧鸪啼声，更是时时勾起词人对故旧的思念。“沙上”“竹间”，既分别为鸿雁和鹧鸪栖息之地，也极可能即作者举目所见之景。作者谪居黄州期间所写“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的情境，与此词类似。

　　“此情惟有落花知！”落花本无知；但由于作者的移情作用，竟使无知的落花变成了深知作者心情的知己。这样融情入景，使得情景交融，其中含蕴的“韵外之致”（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就耐人寻味了。唐代皎然《诗式》说：“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这句则至少包含了三重意思：一、“惟有”二字，说明除落花之外，作者的心情都不明了；二、落花能够理解作者的心情是由于作者与落花的命运相似；三、落花无言，即使它理解作者的心情，也无可劝慰。

　　全词仅上片开头两句写景，第三句抒情，用的是先实后虚的手法。下片则虚实结合，情中见景。在苏轼笔下，不仅“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而且于情语中也往往见景物。这是一种很高妙的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