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令极力刻画天台山高峻、险绝、阴森、寒冷的自然景观。“攒雪剑”，“挂冰帘”使画面具有动感。然而，这些描写不过是为针砭世情作铺垫。末句笔锋陡然一转，“比人心山未险”，比起世态之炎凉，人心之险恶，陡峭的山崖，山间的阴冷都算不了什么。此曲别具一格，它借写景来讽刺世情，借山势之险恶抒写人心更险恶，从中可见作者对元代世道危艰、人心险恶的社会现实的慨叹与愤懑。这种风格刚健，以景取譬，直抒感慨的作品，在张可久曲中并不多见。
全曲可分两层：前五句为一层，突出天台山和天台山飞瀑之险，从而为第二层（“比人心山未险”）的议论作好铺垫。
第一层：写山与瀑布之“险”。前两句分明写实，写雪剑‘‘峰攒”，写冰帘“悬崖”，突显这两种实景之险峻高寒。继之三句，对前两种实景作进一步的渲染烘托。猿之哀，鸟之啼，风之吼，三种声音之出现，使“险恶”的天台山染上更为悲凉凄厉的氛围。通过这奇妙并层层深化的景物描写，酿造一种一触即发的“险恶”势态，第二层写人心更加险恶便显得意味无穷。
第二层：写人心之险。这层就一句：“比人心山未险”，并且以之煞尾，颇出人意外。不过，上下观照，读者恍然大悟，原来前面所写的天台山之“险”全在于托出这一句。也因为有了这一句，才使全曲艺术境界大大超出一般的写景之作，成为格高意深之杰作。真乃豹尾。
作者将写景与议论巧妙结合，寓情于景，情与景交融，构成作者所要表现的某种意境。张可久善于写景，他的写景意念极为高超，所酿造的“险恶”意境非常奇妙。天台山因其高，所以寒，以致峰攒白雪，水挂冰帘；因其险，所以峰如剑，崖如悬，又招来哀猿、杜鹃、飞廉。然而，作者用意不在写景，而是通过写景去揭露险恶的人心。在作者看来，实现这目的，由“议论”手法去完成最得当，于是便出现“比人心山未险”这一收煞句，从而达到写景为议论服务、议论深化写景的艺术效果。正由于两者紧紧相连，结合得当，于是一种针砭世情、痛斥奸心的愤恨之情表现得既鲜明又新颖。
上片以推心置腹的知心话语慰抚老师。纳兰性德词人直言人生在世，没有什么事情是值得让恩师在京城中熬到头发花白的，能够归乡隐居，在优美如画的清溪上垂钓，自得其乐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这是词人善解人意，对清白儒雅的老师在官场内部争斗中蒙冤后辞职归乡的选择，给予的最深切的同情与支持。
下片写那些看似纵情享受荣华富贵的衮衮诸公，实际上得到的只是身外的得时浮华，是在虚度人生。当然，事出无端，与老师分别之际，车马萧萧，西风凄紧，孤雁南飞。恩师此番得去，就与自己再难见面了，因此纳兰性德心中悲凉不已，鼻酸泣下，细雨蒙蒙中，别情依依，唯有频频挥手以酬知己了。在伤心地慰藉老师之后，最后，纳兰性德还是忍不住吐露了自己愤世嫉俗的情怀：要知道，那些朝廷得势的形形色色的人，的确得到了许多身外浮名，但都是虚掷岁月，人生有多少雄心，就有几番噩梦，最终都是泪点霜华织。
刚刚中举的纳兰性德，似乎应该是春风得意、前途无量的时候，然而这位年轻的贵公子，却写出这样词章，可知其内心深处对人生价值，另有不同凡俗的理解。这封学生写给老师的信，也成为文学史上同类作品中情深谊长的上乘之作。从全词看，词人的座师蔡德清先生此番被迫回归故里，可以说是受了不白之冤的。作为弟子除了填此以示同情和宽慰之外，也只能徒唤奈何了。但此篇中在慰藉座师的同时，也抒发了词人愤世嫉俗的情怀。
这篇文章是苏轼所写的一篇书信体文论，作者用生动简洁、舒展自如的笔墨，称赞了谢民师的诗文，并借此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信中指出，文章要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幸甚过望，不可言也”，是依着一般书信的规格，开头寒暄几句，并从中流露出“坐废累年”的感慨，同时也对谢民师的热情相待以及二人的文章知交表示特别的高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发于客套寒暄，但却又不仅仅流露于一般文人的那种故作姿态。作者在问候致意之中，自然而然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章显得真切诚挚。本来如“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这些话都属于一般性的客套，但联系到苏轼这个人，则就是出自内心肺腑了。苏轼一生坎坷多难，遭际极不平常，晚年又被谪贬岭南，历尽艰辛。他虽然不失通达，但是一生磨难，也形成了他对命运的感慨。何况作者在这里并不停留于这种客套，而是直接言及自身，“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这里紧扣上文，不但概述了自己处身的环境，而且包含了内心深处的叹息。既可与上相承，又复往下延伸，显得贴切恰当，毫无斧凿痕迹。接着又具体加以说明，“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这几句话，联系上面，直涉自己与谢民师之间的关系，对于下面将要说的话，还起到一种烘托和对比的作用，这就使得“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这种本属平常之理带有一种不同寻常之情，朴实自然，却又不落俗套。这一部分始于问候致意，结于友好相言，内容一致而又毫不重复，感情单一而又不显呆板，何况其间一逆三折，已经曲尽变化而平直不露。短短几句，既含有转折自然之妙，又具统一连贯之妙；既见思想感情的渐进发展，又见事项说明的环环相因。从这里可以看到苏轼为文巧夺天工的才情。
如果说苏轼文章的自然在第一部分寥寥几句中已极尽承转之妙的话，那么在第二部分则是在自然的变化一致中充分表现了这一特色。实际上，“自然”所包含的意蕴本身就是多方面的。语言、结构承转的工巧自然，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对于苏轼来讲，这些还仅仅属于比较浅显的形式方面的东西。东坡的自然还强调了能够随物赋形，能够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亦即文中所讲的，不仅了然于心，同时要了然于口，了然于手，到达“辞达”的程度。这就要求一种更高的自然表达能力。
第二部分从“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到“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这一部分是整个文章的中心，作者畅谈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上半段叙议结合，旨在达理；下半段评说古人，力图明事。作者先是从评论谢民师的文章作品入手，强调了“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可以说，这一命题正是作者对文章要求的一个根本法则，既有形式的因素，又包含内容的成分。作者以行云流水为喻，生动而富于形象，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云与水不是静止的，它们时刻都在运行之中；云行水流，虽无一定的样式，但其或行或止都必符合一定的规律。作者在《自评文》中对这一点另有过阐释，“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这也就是说，文章之作如同水流一样，因为事物本身是在不断流动变化，所以导致了文章的写作也要不断变化，不能拘于一格。这才叫作“文理自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显得姿态横生。作者根据这一命题，引发了以下的各种论述。对孔子的话“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及“辞达而已矣”的解释，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扩展，其出发点亦无非是表达了作者的基本思想。但这种表达方法又不限于静态的描写，而是予以创造性的发挥。作者虽在说理释意，但并不滞留于夹角之中，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这里讲的文辞与达意的关系以及文辞表现之精妙，似乎已超越了文章的基本命题，但实际上却不然。作者恰巧是从自己的立意出发，但又丝毫不见拖泥带水，也没有游离脱节，更看不到经意刻求的成分。而且这番对“辞达”内涵的发微之见，在最后“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处，又悄然回归，如细细品味，就会感到其与前面所言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之说暗暗相合。这一段所表现出的自然，则主要在于作者对于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清晰认识。这体现了深入内部的自然，表面上的随意挥洒，实际上却是把各各不一的事物，归于一个基本命题，使之体现了统一的主旨。
紧接着的下半部分是苏轼对具体作家的评说。以扬雄为例，指出“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这是以实例来说明“辞达”。扬雄的失误主要在于没有很好地掌握“辞达”这一要领，并不在于运用什么形式，所以诸如其所作的《太玄》、《法言》等，虽从形式上加以变化，但由于没有与内容相适应，因而，也不免为“雕虫篆刻”之类。作为反证，苏轼还罗列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作家，论其优劣，以明“辞达”的深刻内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苏轼所竭力推崇的自然是一种把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充分把握与求得准确精当地表达相结合的“自然”。这一段话较多铺张，但却体现了作者的“行于所当行”的思想，虽然仅仅评论具体作家，但在意义上却是一种与前面相衔接的必然。作者讲“因论文偶及之耳”，实则是举其典型加以说明。最后引用欧阳修的话：“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终于与前面相呼应，并且含意双重，耐人寻味。
文章第三部分从“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直到结束，又回涉谢民师信中所及之事，以此作结，并报告自己的行程。这一部分笔墨简洁，从整个书信的角度讲，也是通篇结构的一个自然不可或缺的部分。至于其间记叙事件的明晰而富有层次，则不失大家手笔。
纵观全文，信的前、后两段文字，是谈与谢民师的友情，和对有关问题的答复。中间一段，是信的主要部分，用简洁生动的语言，通过评论谢民师的文章，表述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他指出写文章要“文理自然”，要如“行云流水。与此相联系，又主张辞以达意为主，但又不能忽视文采。在苏轼看来，“辞达”与有文采是完全统一的。要做到“辞达”，首先必须深切体物，对事物作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认识，使之“了然于心”，然后要善于达意，用简洁而准确的语言文字将它表达出来，使之“了然于口与手”，也就必然具有文采，所以他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另一方面，他反对雕琢，反对故作艰深，对扬雄提出了批评。苏轼的这些见解是很有价值的，这也是他一生创作经验的总结。这篇文艺书简，要言不烦，善用比喻和具体事实并引用孔子的话来阐明自己观点。全文笔势流动，挥洒自如，很能体现苏轼文章的特色。
该词上片追述昔日官中的繁华生活，下片设想王昭仪的处境和心曲，代她一诉衷肠。全词多次使用典故，描述了家国破碎的凄惨，将词人内心的哀愁表达地淋漓尽致。
上片主要以追述昔日宫中的繁华生活为主，和王词原作相同。二人身份不同，回忆内容不一。王词中回忆得充之经历，而汪词中多回忆宴会。“天上”三句，借西王母瑶池蟠桃大会的盛况，比喻谢后欢宴的乐。“被午夜”两句，宴会气热烈，通宵达旦，一夜在不知不觉中逝去。“花覆”二句看出场面的豪华。阁外，龙楼房，花团锦簇，香烟绕。帝王将相，气派十足。
“恨黑风”两句，战争的血雨风急降临，豪华顿失。汪词取意于白居易《长恨歌》“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汪词改用“黑风吹雨”的意象，表达十分含蓄。
“人去后”四个三字句，节奏急促，如音节中的快拍，刻画出王清惠北上后的心境：家书断绝，肝肠寸断，无人可诉。这主要写乡愁。“心难说”是翻录王词原作“千古恨，凭谁说”句，讲家愁国恨。时值苍生涂炭，江山疮痍，形势危艰，令人柔肠寸断，加深了“难说”的深度。“杜鹃啼血”常作为国亡家破痛烈心情的象征。“事去”一联，不仅对偶精工，而且内容深广。
“东汴水”句指金灭北宋，“西湖月”句指元灭南宋，十四个字将南北宋亡国历史概括无遗。“西湖月”对应“人去后”其中蕴藏浓浓乡愁。汪元量在北地曾有《向州月夜酒边赋西湖月》长诗：“月亦伤心不肯明，人亦吞声泪如雨。”
词结尾“有谁知”三句，“有谁知”意为此词无他人知，只有己知。“泣”字和王清惠原词中的“泪沾襟血”遥遥相对。汪词引用此典，以镜破喻亲人离散，兼喻国家山河破碎。
汪元量这首和词挥酒自如，用语贴切。和王清惠原作相比，意思相近而不雷同，押其韵而不拘常，丝毫不见丝毫的窘迫和束缚。词中既有对王词的唱和，又倾诉出知己之情，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展现在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