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题中的“纵”字,不可轻易放过,表明了诗人游览的尽兴和满足。
起句平易流畅,直抒胸臆,诗人毫不掩饰对繁华的扬州城的赞叹。扬州城漫长的街道上,家家户户比肩而居,似乎并无特出之处。但打开想象,似乎摩肩接踵的人群,鳞次栉比的高楼,和各式各样的店铺,都一起涌到了眼帘。出语平淡,但是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次句出现了三个意象:月、桥、神仙。共同营造了扬州城傍晚的秀美繁华,首句主要是针对白天繁华的扬州城,而夜晚,却别有一番风味。每到傍晚,扬州城的娱乐场所竞相热闹起来,到处彩灯高挂,妓女们争奇斗艳、逞技献巧,或吟诗,或唱曲,或跳舞,尽情地享受着美好的太平时光。天上的郎朗明月和华彩的人间灯火珠联璧合,交相辉映。
第三句“人生只合扬州死”,诗人笔锋一转,不写“生”而写“死”,如此美好的时光,诗人应该沉迷享乐还来不及,而诗人却想到“死”,初看似乎不近人情,细思方觉巧妙,其中寓含了诗人深深的眷念之情。诗人完全为扬州城的繁华所陶醉了,他已经舍不得离开这里,生的时候可以选择长居扬州,而死后也要葬在扬州。诗人以其设想之奇险而出人意料,读之令人拍案叫绝,惊叹不已。这句诗是全篇中之警策。“死”被写得活色生香,将扬州城令人神往的美写到极致。诗人用死事入诗,且又是诗人现身说法,造成了极为传神的夸张效果。
第三句为扬州景物传神,第四句则只是第三句的具体补充。“禅智山光好墓田”,禅智寺本隋炀帝故宫,既是炀帝故宫,其山光水色之秀美,自可想见。故宫遗址而作好墓田,全然诗家口吻。细玩诗意,除极赞扬州风物这层意思外,对隋炀帝亦或略带微讽。
此诗用夸张而又细腻的笔法,盛赞了扬州优美的风光,抒发了对扬州的喜爱之情。诗人用笔出语惊人,以死事入诗,表明喜欢之深与热爱之切。除极赞扬州风物外,此诗对隋炀帝奢靡误国亦略带讥讽,其中隐寓了人事之沧桑变化,造成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全诗五章,写冬寒时节诗人复还藩邑雍丘时的复杂情思。第一章以朔风起兴,抒写怀念魏都之情;第二章转入抒写自己身世飘泊的感伤;第三章慨叹自己的处境;第四章透过朔风素雪,向疑忌他的远方君王发出责询;第五章抒写对未来生活的瞻念之情。此诗时而借用典故,时而化用前人名句,时而运用对仗和比喻,显示了诗人对诗句的锤炼之工,见出曹植之诗“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特色。
大约诗人落笔之际,正是朔风怒号之时,所以首章即以朔风起兴,抒写“用(以)怀魏都”之情。魏都洛阳,远在雍丘西北。诗人在那里,曾经度过美好的青春时光,留下过少年的宏大梦想。从黄初四年(223年)七月离开那儿以来,至今又已五年了。朔风北来,听去似乎全都是往日亲朋的呼唤之声。古诗有“代马依北风”之句,说的是北方代郡的良马南来,一闻北风之声,便依恋地嘶鸣不已。马犹如此,人何以堪。诗人因此凄楚地吟道:“愿骋代马,倏忽北徂(往)。”他是十分希望驱策代马,迎风扬蹄,飞快地驰往洛阳。不过,诗人此时的怀念国都,已不是为了寻回少年之梦,而是志在“捐躯济难”、列身朝廷、报效国家。每当凯风(南风)吹拂,他总要记起“蛮方”(指江南)还有“不臣之吴”。他在此年上明帝的《求自试表》中,就以“辍食忘餐,奋袂攘衽,抚剑东顾,而心已驰于吴会矣”之语,表达了愿为征吴大业效力的急不可待之情。此章结句“愿随越鸟,翻飞南翔”,亦正化用了古诗“越鸟巢南枝”之典,抒写了诗人南征孙吴的壮志和渴望。其辞促情迫,正与上引《求自试表》之语异曲同工。
然而,诗人的这一壮志,总是化为碎坠的泡影。他的政治生涯,大多是在不断流徙的“汲汲无欢”中度过的。诗之第二章,由此转入对自己身世飘泊的感伤抒写。“四气(节气)代谢,悬景(日、月)运周”,时光荏苒。诗人于太和元年(227年)徙封浚仪,至此复还雍丘,这一别正如一俯一仰,相隔并不太久。但在痛惜于光阴流逝的诗人眼中,却是“脱(忽然)若三秋(年)”,未免生出年华不再的失落之感。回想当时“初迁”,雍丘还是百花盛开的春日;而今重返故地,却已是“素雪云飞”的冬季。这四句,化用了《小雅·采薇》的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将自身流徙往返的凄怆之感,与千年前西周戍卒重返家园的物换星移之伤,融为一体,显得愈加深沉、酸楚。
第三章慨叹自己的处境。
从黄初二年(221年)以来,诗人东封鄄城、北徙浚仪、二徙雍丘。八年之中,正如翻越于高山峻谷,忽而“俯降千仞”,忽而“仰登天阻(险)”,尝尽了颠沛流徙之苦。诗人因此慨叹于身如“风飘蓬飞’,不知何时才有安定之所。这两句,与次年所作《吁嗟篇》中“宕宕当何依”、“谁知吾苦艰”之语一样,饱含着诗人无数酸辛和泪水。如果仅仅是飘徙,倒还罢了。最使诗人痛苦的是,当局还明令禁止他与同胞兄弟相往来,这简直令诗人绝望。诗中接着四句,便是诗人绝望之中的凄厉呼号:“千仞易陟(登),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别!”极言险阻之可翻越,更反衬出当局者之禁令正如无情的“雷池”,难以跨越半步。兄弟的分离,恰似生死永别,令诗人怆然泣下。
诗人当然明白这悲剧是谁造成的。诗之第四章,即中断对自身飘泊痛苦的泣诉,透过朔风素雪,向始终疑忌他的远方君王,发出了责询。
前四句运用屈原《离骚》的比兴方式,以“芳草”喻忠贞之臣、“秋霜”比小人,愤懑地大声责问:你(君王)说过喜爱芳草,我就牢牢记着要把它们进献给你;谁料到它们荣华繁茂之际,你却驱使秋天的严霜,使它们归于憔悴凋零!“君不垂眷”以下,诗人又以凛然之气,表明自己的心迹:即使君王毫不顾念,我的忠贞之心,也决无改易。请看看寒霜中的秋兰,朔风前的桂木吧:它们何曾畏惧过凝寒,改变过芬芳之性、“冬荣”之节!“秋兰可喻”二句,于悲愤中振起,显示了诗人那难以摧折的“骨气”之“奇高”。
第五章为全诗结尾,抒写诗人对未来生活的瞻念。
君王既不眷顾,诗人的流徙生涯定是绵长无尽的了。想到这一点,诗人不禁忧从中来。弹琴放歌,虽可借以倾吐心曲,但无知音,没有人能和他同销忧愁;雍丘之地,自然亦有川泽可供“泛舟”,但无同志,没有人能了解他临川思济的政治怀抱。在《求通亲亲表》中,诗人曾这样描述他的孤寂生涯:“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绝。”“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这正是诗人最感痛苦的,难怪他在结句中发出“岂无和乐,游(交游)非我邻(同志);谁忘泛舟,愧无榜人(撑船者)”的啸叹了。
前人称曹植的诗“肝肠气骨,时有块磊处”(钟惺《古诗归》)。《朔风诗》正是一首颇有“块磊”的抒愤之作。诗人抒写胸中愤懑,吸收了《诗经》、《楚辞》运用比兴的成功经验,借助于“朔风”、“素雪”、“芳草”、“秋霜”、“飘蓬”、“天阻”种种意象,情由景生,物随意驱,辉映烘托,将心中的思情和壮志、哀伤和怨愤,表现得九曲回肠、悲惋感人。诗中时而借用典故,如“代马”、“越鸟”之喻;时而化用《诗经》名句,如“昔迁”、“今旋”之比;时而运用对仗和比喻,如“别如俯仰,脱若三秋”等等,均思致灵巧、意蕴深长,显示了诗人对诗句的锤炼之工。
诗人运笔的徐疾变化、辞气的抑扬宕跌,更表现了一种“兔起鹘落”的气象。就一章来说,诗情时有起伏。如首章前四句叙怀思,哀婉低回;后四句抒壮志,辞促情迫。就全篇来说,章与章之间,亦往复回环、顿跌奋扬,呈一波三折之形。首章徐徐振起,二章平缓悠长,三章啸叹直上,四章于结尾忽作金石掷地之声,五章复以悠悠之叹收束。这些,都可见出曹植之诗“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特色(王世懋《艺圃撷余》)。
全诗共十四句。开头的四句,是自写,写自己饭僧前的忙碌。饭僧成为王维晚年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今日,他所迎的是远道而来的高僧,故而特别地殷勤而隆重。“先期扫弊庐”,诗人提前打扫房屋,就为了等候这些远行而来的僧人。
中间六句,写“云峰里”来的高僧。覆釜山的高僧们终于被盼来了。这些僧人们果然不同凡俗,他们的物质需求极低,却异常地虔诚,也异常地专注,除了看道书、诵佛经外,连自己的存在也忘记了。
最后四句是写禅悟。“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二句,写其彻悟。诗人在与高僧们的交流中,享受空门、山林的幽寂之乐。参证了“凡所有相。皆是虚空”(《金刚般若经》)的禅宗要义,彻悟到真正的乐事乃寂灭与涅檗,明心见性,即事而真,达到了一种超现实的“湛然常寂”的境界禅宗圆通静达的启悟。这也使其除去了一切世俗妄念的执,因此,现实中的生命与物质便空幻虚无而显得不重要了,生成了“思归何必深”的处世遇物的生存智慧。这样的收束,类似谢灵运诗的玄言尾巴。其实,王维诗中也有些这样的“尾巴”,因为他也太想将自己的禅悟禅悦直白地表达出来,并传达给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