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染春江暮，云藏阁道危。行行听取杜鹃啼。是妾此时离恨、尽呼伊。
烟染春江暮，云藏阁道危。行行听取杜鹃啼。是妾此时离恨、尽呼伊。
“抽思”取之于诗篇中“少歌”之首句。对“抽思”的解释，王逸《楚辞章句》谓：“为君陈道、拔恨意也。”朱熹《楚辞集注》认为：“抽，拔也。思，意也。”王夫之《楚辞通释》说：“抽，绎也。思，情也。”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以为：“抽，拔也。抽思，犹言剖露其心思，即指上陈之耿著言。”
从体式上看，此篇有个与它篇不尽合一的独特篇章结构：除篇尾有“乱辞”外（这是《九章》中多数篇所具备），还增加了“少歌”与“倡曰”两种形式，此为它篇（如《离骚》、《九歌》及《九章》其它篇等）所罕见。所谓“少歌”，朱熹《楚辞集注》认为乃类同于“小歌”，是诗章前部分内容的小结。
所谓“倡曰”，即是“唱曰”，是诗章第二部分内容的发端。联系此篇整体内容，这别具一格的“少歌”与“倡曰”至少起了两个作用：其一，内容结构上的转换，由前半部分刻画与君不合、劝谏无望而生的忧思之情，转向了独处汉北时心情的描摹，“少歌”与“倡曰”在这里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使诗篇顺理成章；其二，诗篇的结构体式有所突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避免了单一化叙述的单调与呆板，产生了回旋曲折的艺术效果。
此诗回忆自己向楚王建议革新政治，遭受谗害而被放逐的情况，所写的是把作者蕴藏在内心深处像乱丝般的愁情抽绎出来。全诗流贯着缠绵深沉、细腻真切的怨愤之情，它贯穿了诗的始终，又紧扣了诗题“抽思”，并时时与之相照应。
诗篇一开首即扣住了题目”抽思“——以忧伤入题，用一连串具有鲜明感情色彩的词汇一下子将读者引入了“忧伤”的氛围，从而步入了诗人刻意营造的感情王国。
诗人丰富复杂的情感是随着诗章的逐步展开而渐次委婉吐露的。诗篇先从比喻入手，描述了诗人的忧思之重犹如处于漫漫长夜之中，曲折纠缠而难以解开，由此自然联系到了自然界——“谓秋风起而草木变色也”（朱熹语）；继而写到了楚怀王，由于他的多次迁怒，而使诗人倍增了忧愁，虽有一片赤诚之心，却仍无济于事，反而是怀王多次悔约，不能以诚待之。诗人试图再次表白自己希冀靠拢君王，却不料屡遭谗言，其心情自不言而喻——“震悼”、“夷犹”、“悝伤”、“惦儋”，一系列刻画内心痛苦词语的运用，细致入微地表现了诗人的忠诚与不被理解的窘迫。“望三五以为像兮，指彭成以为仪”，“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一番表露，既是真诚的内心剖白，也是寄寓深邃哲理、予人启迪的警策之句，赋予诗章以理性色彩。
“少歌”后的“倡日”部分，叙述角度有所转换。这部分以由南飞北的鸟儿作譬，刻画了诗人独处汉北时“独而不群”、“无良媒”的处境，其时其地，诗人的忧思益增：“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两句，令人读之怃然。值得注意的是，诗篇至此巧妙地插进了一段梦境的描写，以此抒写诗人对郢都炽烈的怀念，使读者似乎看到诗人的梦魂由躯体飘出，在星月微光下，直向郢都飞逝，而现实的毁灭在空幻的梦境中得到了暂时的慰藉。这是一段极富浪漫色彩的描绘。
诗篇最后部分的“乱辞”完全照应了开头，也照应了诗题。诗人最终唱出的，依然是失望之辞——因为，梦幻毕竟是梦幻，现实终究是现实，处于进退两难之中的诗人，无法也不可能摆脱既成的困境，他唯有陷入极度矛盾之中而藉诗章以倾吐心绪，此外别无选择。
全诗最大的特色，应该是流贯全篇的缠绵深沉、细腻真切的怨愤之情，它贯穿了诗的始终，又紧扣了诗题“抽思”，并时时与之相照应。
文章不作一味的奉迎，在歌功颂德的同时，也意存讽劝。登上阅江楼，览“中夏之广，益思有以保之”；见“四隀之远，益思所以柔之”；见“万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就是登览中处处想着国家社稷人民，既“元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阅夫长江而已”。至于那些“留连光景之辞，皆略而不陈”。文章确实写得庄重典雅，委婉含蓄，是一篇颇具时代特色而又有分寸的应制文字。
阅江楼，在今南京狮子山，为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诏令所建，建成后，朱元璋常登临其上览胜。本文即为宋濂奉诏所写的一篇歌颂性的散文。
宋濂为明初文官中的重臣，朱元璋颁发的诏令多出其手，实为皇帝的左右手。本文既为奉诏而作，其中自不免存在一些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词。但作者又能援引历史上，特别是六朝覆灭的事实，巧妙地达到了“以史为鉴”的目的。寓规劝于叙事，当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宋濂为一代宗师，而且常为明太祖草诏，故其文风庄重浑厚，语言简洁得体。本文堪称代表作之一。文中虽多有歌功颂德的套语，但应把它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来认识。明太祖朱元璋率领农民起义军转战南北，终于推翻了腐朽残暴的元政权，而且在即位后确实采取了一些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应该说是顺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文中提到的“拔诸水火，而登于衽席”，确实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些实际，不能单纯地把它看作是“陈词滥调”。至于写到皇帝在登楼时的种种心理活动，虽然是在赞扬“一统之君”，但颇有弦外之音，即为皇帝敲响警钟，暗寓皇帝要处处关心国事民疾，而不应为观赏胜景而登临。特别是在第三段中，作者援引了古代楼阁的往事陈迹，说明了历史上朝代兴亡的教训，更直截了当地表现出规劝之意。
全文有叙有议，骈散兼备，更显出作者非凡的功力。“声教所暨，罔间朔南，存神穆清，与天同体”，“登览之顷，万象森列，千载之秘，一旦轩露”之类的四字句，读起来铿锵有力，颇具音韵美。“江汉之朝宗，诸侯之述职，城池之高深，关阨之严固”等五字的排比句，又把当地的气象万千的场面尽摄眼底。特别是第二段中的“三思”，更是把人的心情刻画得淋漓尽致，确实功力不凡。
阅江楼。
雄视吴楚阅江楼，评说成败帝王侯。
云锦绝技惊天下，金陵官话撰石头。
友好远航垂青史，共和首义傲亚洲。
诗文书画历代秀，稻作玉雕岁月稠。
南通州余西古镇精进书院任侠家作于南京陋室，2011年3月18日。
这是一首怀古感时之作，是抒发其吊古思今之感慨。由于当时清统治者推行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故此词感情写得比较隐曲，显得怨而不怒，醇而不烈。张子房祠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当作者北上经过彭城拜谒西汉开国功臣张良(字子房)祠时，不禁心潮飞卷，而填写了此词。
此词上片怀古，写张良，下片慨今，写遗庙;上片重在记事、议论，下片重在写景、抒情。作者以雄深雅健之笔，写尽沧桑兴亡之感，属于词风“悲壮”而“与秦缶燕筑相摩荡”(曹尔堪《曝书亭词序》)之佳什。
作者于上片以简炼的笔墨勾勒出张良一生的大关节，于记叙与评论中寄寓其怀念、仰慕之意。首句“当年博浪金椎”气势夺人，写出张良复仇报国的豪侠英姿。张良家世代相韩，当韩国被灭，张良“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锤)重百二十斤”，“狙击秦皇帝博浪沙(在今河南原阳县南)中”(《史记·留侯世家》)。作者对张良此豪举所包含的爱国精神充满了赞誉之情。词之次句“惜乎不中秦皇帝”则一转折，为“金椎”即铁锤“误中副车”(同上)而未击中秦始皇之功败垂成深表惋惜。“咸阳大索，下邳亡命，全身非易”三句乃记叙刺秦王未成，“秦始皇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同上)的史实。“咸阳”为秦国首都，指代秦王朝，“索”即搜索;下邳，秦县名，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张良能死里逃生，确实“全身非易”，对此作者流露出为之庆幸之意。后张良在下邳圯上得黄石公赠《太公兵法》，异常珍视，常习诵研究，而满腹韬略，乃为沛公刘季所用。对此，作者又别具只眼，予以评说。词接下转入议论：“纵汉当兴，使韩成在，肯臣刘季?”据《史记·留侯世家》，“项梁立楚怀王，良乃说项梁曰：‘君已立楚后，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项梁使良求韩成，立以为韩王，以良为韩申徒(按：官名，即司徒)。韩王将千余人西略韩地。得数城，秦辄复取之。往来为游兵颍川。”后韩王被项王杀于彭城，张良乃逃归汉王刘季。作者认为即使汉朝当兴，但如果韩成不死，张良将辅佐韩成恢复韩国，而不肯向刘季称臣的。这也是对张良不忘故国的爱国精神的赞扬，但表达得较为曲折。“算论功三杰，封留万户”，这是指张良与萧何、韩信被汉王称为“三杰”，汉王对张良“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之功极为奖赏，即封之为留侯，食万户。“留”，秦县名，故址在今江苏沛县东南三十五里。词意在这里是一扬，接下又是一抑：“都未是，平生意。”正如《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乃称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张艮可贵之处是一心为国复仇，而并不贪图荣华富贵。作者写此词时，故国朱明王朝覆灭时间尚不长，其寄兴深微之处是可以体会的。
下片由怀古转向现实。从写张良其人转向写张子房祠，故云：“遗庙彭城旧里。”“遗庙”即张子房祠也，其地处彭城(今徐州)旧里。但今日之“遗庙”经过历史风雨的侵蚀破败不堪。词人以苍凉的笔触描绘道：“有苍苔、断碑横地。”“苍苔”是古老岁月的象征，“断碑横地”，亦是社会变迁的写照，其中蕴含着作者深沉的历史感。而张良祠四周的江山似乎依旧：“千盘驿路，满山枫叶，一湾河水。”此“山”当为谷城山(在山东东阿北)，“水”当为下邳沂水。驿路、枫叶、河水尽管看去变化不大，但毕竟时移境迁，物是人非，所谓“沧海人归，圯桥石杳，古墙空闭”。这是说张子房祠早已泯灭，不仅其人归沧海，连圯上桥石都不见，庙墙内则空空如也。这荒凉废庙正无声地诉说着一代名臣张良的故事，悲叹着沧桑兴亡的历史活剧。当然，这种感情其实是属于词末引出的来拜谒张子房祠的作者的：“怅萧萧白发，经过擥涕，向斜阳里。”“萧萧白发”是作者塑造的衰老的自我形象，与此时此地的环境氛围十分协调。他吊古慨今，正为爱国者张良之祠今天的残败景象而“擥涕”，可见其内心的悲哀与愤懑。但他怨而不怒，只能以“向斜阳里”的景象寄托哀思。此景颇有辛弃疾《摸鱼儿》“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的意味，并与其另一首《卖花声·雨花台》尾句“燕子斜阳来又去，如此江山”的精神相通，这景中寄寓的乃是悲慨兼惭愧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