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首词的小序“填张春溪西湖竹枝词”看，可知这首词为步韵之作。竹枝词为诗体，张惠言一生不作诗，自言：“余年十八、九时，始求友，最先得云珊。时余姊之婿董超然，与云珊锐意为诗。三人者，居相迩，朝夕相过，过即论诗。余心好两人诗，未暇学也。其后三、四年，各以衣食奔走南北，率数年乃一得见，见辄出新诗各盈卷。而余学诗，久之无所得，遂绝意不复为。每见超然、云珊读其诗，恧然以愧”（《茗柯文编·杨云珊览辉阁诗序》），所以，他以词来和友人张伯魁的诗韵。
词的上阕主要写闱中佳秀对“郎”的思念、盼望，写她与“郎”虽有情却彼此音讯睽隔，展示出这位女子多情、勇敢且惊世骇俗的风致。词下阕承上阕的情感，过片即直言“侬”对“郎”的思念与盼望：“南高峰上望郎登，郎愁深，妾愁深。”词中女子对恋人的思念是如此之不可遏止，煎熬其心魂，以致她爬上西湖傍边的南高峰来眺望心中人，希望他也能登上山峰，与其相会。固然，词中女子是否登上山峰我们不必过于坐实来解，这也许只是她的一个想象而已，或者一时的情感冲动罢了，不一定真有其事。那么，她是否与“郎”相会了呢？没有，因为“郎愁深，妾愁深”。如果两个久相睽隔的人能够相会，以慰相思之苦，也许他们的痛苦或者能够得到稍许的冲淡，然而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所以，他们双方的痛苦是如此的深沉。于是，词中女子在心中默默地告诫她的恋人：“郎若愁时，好向北峰寻。”不叫“郎”到我身在其中的南峰来寻找，却叫他南辕北辙到北峰去追寻，显然是有情绪，闹别扭了。或者，词中女子在埋怨恋人太没有胆量了。或者，她对恋人的犹豫不决深感失望。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她脱口而出抛出了重话：“相对峰头俱化石，双影在，照清浔。”意思是：你最好到北峰去找我，那时，我在南，你在北，我们两个都变成伫立的石头，遥相眺望，永远揆隔，只有我们的双影，倒映在清澈的水波中！话说得重了一些，但从这牢骚语中我们可以窥见词中女子的耿耿深情，也由衷的喜欢她那种直来直去，有话就要说的率直、泼辣的性格。
此词写得明白晓畅，中多口语，颇具民歌风味。词中女主公率直且颇有几分阳刚的个性，与唐宋词以来小词中流行的纤弱女性形象相比，颇具几分异量之美。而词中女主人公对恋情的坚贞与不懈追求，也令此词的言情纯真、坦白，楚楚动人。
这首诗所要着重表现的是诗人在艰苦的戎马生活中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
诗的前四句借艰苦的塞外行役生活写自己的愁绪。诗的首句点明诗人所置身的地点是银山碛口。这个地点最突出的特征是风似箭。次句点明诗人行路的时间是一个边塞的月夜。这两句勾划出边地特异的景物：时而狂风大作，时而月色皎洁。这是一个很能触动作者的行役之叹、故乡之思的环境，“愁”，首先由此而来，“愁泪”，首先因此而落。“双双”，可见“愁泪”的不可遏止。而偏偏在这个时候，狂风又卷着沙尘扑到诗人脸上。“飒飒胡沙迸人面”这句表面看似写“沙”，而实际是承第一句写“风”。“迸”，是个极有力的字眼，它反映着沙的力度，而实际上反映着风的力度，使“风似箭”更为具体化。“飒飒”，写出了夜风的凛冽，衬托着夜色的肃杀，也烘托了诗人的愁绪。由“风”写到“月”，写到“泪”，而又写到风，这种回环的写法，把边地易变的天气，狂暴的烈风表现得十分突出。艰苦的戎马生活场景从而展现出来。
诗的后两句格调为之一转。面对如此艰难环境，诗人没有畏怯，他是以英雄男儿自命的。“终日守笔砚”固然可以免受风沙折磨之苦，但那不符合诗人的理想和豪情。“丈夫三十未富贵”中有自愧和自叹，是上文“愁泪”的重要原因；更主要的则是自励和自勉，从而引出末句的豪言壮语：“安能终日守笔砚”，用一句反问作结，十分省力，表现出立功异域，封侯万里的强烈愿望。不难看出，诗人虽然经历了长途艰苦跋涉，但仍充满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全诗前四句写异地风物和诗人愁绪，全从外部形象着手，而后两句则直抒内心，笔法先抑后扬，以慷溉激昂情调结束全诗。全诗风格俊爽豪迈，粗笔挥洒，语言朴素自然，似脱口而出。
李白这首长诗，主要以三位古代圣贤的事迹构作而成。诗人借古抒怀、以典述志，明晰地表达出诗人仕途“穷达”观，含蓄地透露出诗人晚年的悲愁幽恨。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一般尤为仕人遵奉的信条，李白亦不例外。这首诗中以傅说和当尹两典来写“达”。要“达”，一要仕人必须是一个人才，是池中之“龙”，要发圣贤之光，怀圣贤之德，具“佐皇极”之才能；要“达”，二要君主必须慧眼识贤才。殷高宗思贤若渴，梦得圣人，遍访天下，终于在从事筑墙劳动的努力中找到了贤相傅说；当尹不过是商汤妻有莘氏的奴隶，又当过厨子，商汤却不嫌其地位低贱，委以相位。这样，“达”者就能“兼济天下”，一展宏图。殷商时期不被人理解的傅说曾运筹帷幄，大兴殷室，死后亦化为天上星宿，他确是古来圣贤璀璨星群中的佼佼者。当尹的治绩更为辉煌，他助汤攻击夏桀，又历佐卜丙、仲壬两王，当太甲无道时，他果断地将其放逐于桐宫，自己摄政，直至三年后太甲悔过修道，才复其帝位，忠心辅助。这种政绩，不由得使诗人无限虔诚地吟出了“旷哉至人心，万古可为则”的赞美。由此可见，“达”既是有才、适才、用才、成才的过程，又是君臣相悦、共治国政的过程。因此，“达”成了有为仕人、贤才政治上的最高理想。
第三个孔子的典故是写“穷”。时世乘谬，运命不济，圣贤仲尼也无可奈何。孔子一生奔走于卫、陈、齐、楚等列国间，四处碰壁。他自卫入晋，闻赵简子杀二贤臣，曾感慨贤才求仕五路。他也曾登鲁国龟山，作《孔子龟山操》，视季桓子若龟山之蔽鲁，深感自己手无权柄，仕途窘穷，无法实现三代仁政，不得已而归来牑下，厄而著《春秋》。诗中三个典故均举名相大贤的事例，分析仕途甘苦，发穷达之论。
诗中大部分篇幅写古时贤达者的丰功伟绩，表现了诗人对他们的艳羡、赞美和自身“怀才不遇”的感慨；而在孔子的典故中既对圣贤大德的儒家鼻祖一生窘穷寄于同情，还为自己与之类似的“穷”途末路悲愤不已。诗人所以举孔子为仕“穷”的例子，还因为孔子明知理想难以实现，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追求从政理想的精神与自己产生了共鸣。综上所述，李白的仕途“穷达”观以“达”——入世济民为核心的，他的忧喜备份由此而来，他的进步、伟大也由此而来。
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然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生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本。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本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本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然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固然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然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本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本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总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