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题画诗。画面上画着小鸭、嫩草等等景物。画尽管画得栩栩如生,但它是静的,无声。把静的画面用诗的形式写出它的动来,把无声之物赋予它以应有的声音,这就要看题画者的艺术才能了。这首诗就是根据诗人的观察、体会和想象,把画题活了。诗的大意说:春草虽然细嫩,却还正在生长,春天刚孵出的小鸭,喂养得渐渐成长起来。满身细密的绒毛已经能辨别出不同的颜色,它们不停地“鸭鸭”地叫着,大概是懂得呼唤自己的名字了。
这首诗写得富有儿童情趣。
建安时代,由于曹操招贤纳士,文人群集于邺下(今河北省临漳县) ,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其时曹操忙于军政大事,曹植比较年轻,而曹丕和这些文人“出则连舆,止则接席” (曹丕《与吴质书》) ,一同切磋诗文,相处密切。因此,他便成为“邺下风流”的核心人物。在那文学繁荣、创作经验不断积累和交流的情况下,文学理论研究有了基础,曹丕的文学思想逐渐孕育成熟; 同时,作家们也急需理论指导,于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论《典论·论文》便应运而生了。
这篇评论一开始就指出文人的一种积习: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随即举例说明:傅毅与班固相比,文才相差不远,在“伯仲于间”,但是班固却小看傅毅,嘲笑傅毅写起文章来没完没了,不能很好地驾驭文字。作者在举这个事例时,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叙述中寓批评于意。接着,文章分析“文人相轻”的原因,指出人们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而文章并非只有一种体裁,能把各种体裁的文章都写得很好的人是少有的,所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看问题的片面性造成了“文人相轻”。文章在分析了“文人相轻”的原因于后,又举出一个谚语来说明问题,“里语曰: ‘家有弊帚,享于千金。’ 斯不自见于患也。”作者指出,这是看不见自己短处的弊病。文章至此为第一段。在这一段中,批评“文人相轻”,先说那些文人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再说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短处,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交错论述,只寥寥数语,就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不过,曹丕论文,为什么首先批评“文人相轻”的积习呢? 因为这种积习,妨碍相互研究和取长补短,不利于文学的繁荣。而在曹丕看来,文章是“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所以对于这种妨碍文学繁荣的“文人相轻”的积习,一开始就提出批评。
第二段开始,遂举出建安七子。曹丕认为这“七子” “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就是说他们无所不学,为文不因袭别人,能够创新。又说他们都自以为是能日行千里的良马,仗着自己的才能,步伐一致地并肩驰骋,以这样的情况而能互相佩服,诚为难能可贵的了。这是称赞“七子”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文章在上一段批评了 “文人相轻”的积习,这一段接着称赞“七子”能互相佩服的风范。一批评,一赞扬,作者的目的都在于培养一种良好的文坛风气,使文人能更好地互相尊重,互相切磋,互相学习,以促进文学的发展,来为“经国”服务,并求得“不朽”。至于作者自己,他认为是能“审己以度人”的,即能够看清自已再去衡量别人,所以能够避免“文人相轻”的积习,而平心地写出这篇《论文》。我们从这一段和上一段的对照中可以看出,作者是要改变“文人相轻”、“弊帚自珍”的积习,而代于以“审己以度人”的态度来公正地评论作家。“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于匹也。”作者指出,王粲擅长于写辞赋,徐干的辞赋常有齐地舒缓于气,但是仍可以和王粲相媲美。接着举出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四篇辞赋以及徐干的《玄猿》、《漏巵》、《圆扇》、《橘赋》四篇辞赋为例,说明即使是辞赋名家张衡和蔡邕的作品也没能超过它们。这是很高的评价。不过,作者随即指出: “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王粲和徐干对于其他体裁的文章,就不能象辞赋那样写得好了。这里对王粲和徐干的评论,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琳、瑀于章表书记,今于隽也。”对于陈琳、阮瑀,作者指出他们的奏章、表文、书信于类,是当今写得最出色的。至于别的文章如何呢?作者没有说,但不言而喻。这里同样是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不过长处实写,短处虚写,以实带虚,言约意密,在修辞上是很高明的。“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 对于应玚和刘桢的评价,从他们的文章风格着眼,各用四个字来概括其特点,兼及长处和短处,语言也极其凝练。“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对于孔融,作者说他禀性和才气都很高妙,有超过别人的地方; 但不善于写理论文章,辞藻胜于说理,还常掺杂一些嘲戏的词句。这里对嘲戏于辞的批评,是有历史背景的,最明显的就是建安九年曹操破袁绍后,让曹丕娶了袁绍的儿媳甄氏,孔融遂写信给曹操,说: “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嘲讽曹操。不过作者在指出孔融的短处后,接着说,至于孔融那些写得好的文章,是可以和扬雄、班固的文章相匹敌的,仍坚持全面地看一个作家。至此,论文的第三段结束。在这段评论中,曹丕力求用全面的观点、公正的态度来对待“七子”。从“七子”现存的文章来看,曹丕的这段评论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或者还有些私人关系上的原因,曹丕对“七子”的评论,也还不免有偏颇于处。例如对孔融的评价就难免夹杂一些成见。据史载,孔融起初与曹操交好,后来“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后汉书·孔融传》)对于把文章看成“经国于大业”的曹丕来说,孔融的政治态度,当然会引起他的不满。再加上为娶甄氏的事,孔融嘲讽曹操,曹丕当然也很难堪。所以,对孔融的评论,虽力求全面,终也难免有些成见和偏颇。正如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至于他对孔融,就称他‘不能持论,理不胜辞’ ,不免有些微辞了。”曹丕在这一段中,初次提出了文气问题,接触到文章风格和人的关系 (即与作家气质的关系),这是在曹丕于前不曾有人谈到过的,对后来文论的发展影响很大。
第四段开头,文章遥承第一段意脉,指出文学批评者的两种错误态度: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接着再遥承“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意脉,进一步论述: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于者偏也; 唯通才能备其体”。作者说明,文章的本源相同,支流各异,就是说既有共性,又有不同文体的特殊性。由此提出四科八目的文体论,认为奏议要典雅,书论要有条理,铭诔要崇尚真实,诗赋要辞藻华丽。这“四科”不同,作家的所长只偏于某些方面,只有具备各方面才能的人,才能掌握所有的文体。“通才”当然是很少的,所以,“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是不对的。曹丕把文体分类,虽非首创,但是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把文体分得更细密了。他对各体的特点和要求的论述,虽然还不完全恰当和周密,但对我国文体论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是一个里程碑。在曹丕于前,人们对文章的认识,重在本;曹丕这种把本末结合起来的看法,推进了后来的文体研究。桓范的《世要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里的文体论,都是这篇《论文》中文体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段既照应上文,又阐述了对文体的新鲜见解。笔法上不脱不黏,摇曳生姿。
文体各有特点,作家通常只长于某些方面,那么,为什么偏偏只长于此而不长于彼呢?曹丕在文章第五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以气为主。气于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曹丕认为,文章如何,主要在于作家的才气。俊爽超迈的阳刚于气和凝重沉郁的阴柔于气是有分别的,不是用力勉强可以达到的。他接着举例说:譬如音乐,曲调虽然相同,节奏法度也一样,但是运气行腔不一致,人的素质有巧有拙,即使父兄具备了这样的才能,也不能转移给自己的子弟。曹丕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就提出“风格即人”的命题,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过分强调了气质、个性、风格的天赋性,甚至说“不可力强而致”,这就陷入了“先天决定论”的泥潭。尽管如此,曹丕的文体论却启发了后来许多人去研究,对推动文艺批评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最后一段,作者先郑重指出: “盖文章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这是本着致用的精神强调了文学的价值。在曹丕的时代,文学本来还包括哲学、历史等著作,而以“文章”来称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汉末的大动乱,使封建秩序遭到重大破坏,儒家思想的支配力量大为削弱,于是,文学从经学的支配下解脱出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曹丕抛弃前人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可以为“经国”服务,写得好的可以“不朽”。这种对文学的独立地位和重大作用的认识,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曹丕是提出文学价值的第一人。”但曹丕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强调尚有过分于处。接着,曹丕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指出人的寿命有终了的时候,荣乐也只限于自己的一身,这两者都有一定的期限,不如文章能永远流传。可见文章的价值真是“不朽于盛事”。他鼓励文人们说: “是以古于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于辞,不托飞驰于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就是说古代作者从事写作,把见解表现在文章里面,就无须乎借助良史的文辞,无须乎依托权贵的势力,而名声自然流传于后世。这些话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事业的发展。从事文学写作有这么大的意义,是不是所有文人都努力写作呢?曹丕说: 西伯被囚禁而推演易象作卦辞,周公旦显达而作《周礼》,不因穷困就不著作,也不因安乐就改变著作的意图。因此,古人轻视尺璧而重视寸阴,害怕时间流逝。可是,人们大都不肯奋发努力,贫贱时惧怕饥寒,富贵时纵情享乐。于是就只经营眼前的事务,而丢掉了千载不朽的功业——做文章。这里通过两种写作态度的对比,作者表现出他对前者的热情赞扬和对后者的强烈不满。随后,作者深有感慨地写道: “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于大痛也! ”曹丕简直是在大声疾呼,催促文人们抓紧时间,努力写作。末了,更以孔融等人已经逝世,唯有徐干著有《中论》,能够成一家于言的事例,说明抓紧有生于年努力写作的重要性。笔端带着感情,使人在觉得言于有理的同时,更受到情感的感染。
纵观全文,我国文学史上关于文学批评的几个重大问题: 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文学的批评态度问题等等,都已涉及到。虽然曹丕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恰当,而且对问题的论述仅仅是“略引端绪”,但它毕竟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奠基作用,对后代的影响是深远的。
《文心雕龙·才略篇》评论魏文(曹丕)于才说: “乐府清越,《典论》辨要。”用“辨要”二字来概括这篇文章的内容和语言特点,是非常准确的。
此诗作于作者醉眠醒来时,描绘了山上没有半点声音和人烟好像太古时候一般一片寂静,日子清闲得令人觉得漫长以及人清闲得有些偏懒的情景。全诗造意古朴,对仗工稳,通篇用白描手法写景叙事,事显而情隐,富有禅意。
这首诗以“醉眠”为题,其实写的是一个独酌——醉眠——梦醒的完整过程。一个春末夏初的日子,诗人在山林环抱的居所中独酌,空山幽静,不闻人声,宛如置身于冥寞的太古时代;时间也仿佛静止了、凝固了,不再流动。这里的一切,都使人恍惚如有隔世之感。这儿既无尘世的喧嚣和纷扰,也无名利的追逐和与日俱生的忧患,一切都显得悠然怡然。这不尽是写环境氛围。诗人实际上写出了一个将醉未醉之人对时空所特有的感觉。这位饮者虽尚未露面,但从他在幕后哼哼唧唧的唱词,不难想见其酣然四顾的身影。在人们浑然不觉之际,诗人已从“醉”字入手解题了。
紧接着,一位陶然自得的饮者形象,便活脱地出现在读者眼前。尽管春意阑珊,只剩下数枝残花,而饮者意兴犹浓,频频把盏。酒酣耳热之际,忽听得鸟声啼啭,他便又笑对鸟儿调侃,仿佛说:“我醉欲眠君且留,谅你这点絮聒,不妨我睡。”府仰之间,醉态可掬。“好鸟”一句,似从孟浩然的诗句“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春晓》)化出,诗人反其意而用之,在轻松风趣的口吻中,维妙维肖地写出了醉者旷放洒脱的神态。这里,“余花犹可醉”点出“醉”字承上;“好鸟不妨眠"又点出“眠”字启下,在似不经意之间,却细针密线,自有布置。
五六两句写饮者从户外进入室内。“花掩”、“簟便”都由“眠”字生发开去。竹席宜人,指明对令,和前面所说的“日长”、“余花”正相一致。欲睡掩花,这一本来是极平常的动作,却如平地生波澜,顷刻间激起诗人感情的涟漪。
“世味”二字,透露出诗人隐秘的心声。花之开合,与“世味”有关系。原来在封建社会里,“花”常常成为人物命运遭际的表征,它和屋主人的贵贱穷达、荣辱进退是休戚相关的。如“朱花”象征权势炙人的达官显贵,“寒花"则表示社会地位的卑微低贱,所谓“花第”也者,正是把“花”和品第等级联系在一起。故得势显达时“开花延客”、“花庭若市”,落拓不遇时则“杜花谢客”、“花可可罗雀”。炎凉世态,系于区区一“花”。唐庚当时正谪居岭南,他对这样的“世情”是尝够了滋味的,他有《鸣鹊行》诗云:“至今畏客如於菟。岂唯避谤谢还往,此日谁肯窥吾庐?杜花却扫也不恶,何但忘客兼忘吾。喧喧呜鹊汝过矣,曷不往噪权花朱?”又在《寄傲斋记》一文中设想,如有朝一日能从贬所脱归,回乡后将给故园之花命名为“常关之扉”。这些均可为本句注脚。
诗人不说“花掩知世味”,却将“世昧”置于“花掩”之前,不止是为了协调声律,也是强调了诗人内心的感慨,又可解作诗人欲乘掩花之际,将那使人心寒的“世味”推将出去,拒之花外,永不让它再来骚犹和破坏恬淡的心境,所谓“便欲醉中藏潦倒,已将度外置纷纭”(《谢人送酒》),且置之度外可也。诗人在悠闲旷达的醉饮之后,忽生“世味”之想,说明他仍怀愤慨不平之气,实不能忘怀于人世,可见此诗所谓“醉眠”,并非抒写流连花酒的闲适情调,不过是借此挥斥幽愤,聊以自慰罢了。
最后两句写由眠至醒。诗人既乐于与花鸟为友,不妨梦中携侣同游,吟诗留赏。然而这神游时的快意,一回到现实中便烟消云散,所得的佳句竟写不出来,“忘筌”是用《庄子》“得鱼忘筌”的语意。诗人用“梦中频得”、“拈笔又忘”这样轻捷的句子,写出了乍得忽失的惆怅之情,语调中不乏自嘲的意味。对美的追寻只存在于梦境之中,而梦终非现实,一旦梦醒之后,又是非常惆怅的。于此,在诗人幽默的调笑声中,表现出淡淡的苫涩的滋味。
这首诗通篇用白描手法写景叙事,事显而情隐。“世味”二字为全篇之眼,贯前领后。在其映照之下,则“眠”前的独酌虽貌似自得,实际上却是诗人在人世间深感寂寞的写照:这里既无三两知已开怀畅饮的场面,也无田家父老提壶过饮的交往。而“眠”后在梦中兴高采烈的寻觅追求,又分明是诗人不甘寂寞苦作挣扎的努力。但现实无情,人生有涯,虽然力求摆脱寂寞,而又终于不得不归于寂寞。如此深衷,如许波澜,均借一次“醉眠”的情事出之,平淡中蕴含至味。王夫之论诗力主一“忍”字,意谓诗歌的含蓄蕴藉,非有大力者不足为言。此诗庶几当之。
《高阳台》一调,音节整齐谐悦。此词开头“频听银签,重燃绛蜡”就是四字对句的定式。古代计时的器具,每过一刻时光,则有银签铿然自落。“频听银签”,一“频”字,可见守岁已久,听那银签自落声已经多次,说明夜已深矣。“重燃绛蜡”一句,说那除夜灯火通明,红烛烧残,一枝赶紧接着点上,使除夕夜的吉庆欢乐气氛,形象地勾勒了出来。一个“重”字,将时光的流逝,作者心中的慨叹,精当地表现了出来,让人感到岁月流逝的不停息。韶华易逝,人又何堪?
“衮衮”二字,继以“惊心”,笔力警劲动人,与晏殊的词句“可奈年光似水声,迢迢去不停!”(《破阵子·湖上西风斜日》)有异曲同工之妙。通宵守岁已觉勉强,是睡,是坐,是饮,是止,词人心存犹豫。几番无奈,词人最后的主意是:洒是罢了,睡却不可,决心与梅花作伴,共作吟哦度岁的清苦诗侣。本是词人有意,去伴梅花,偏说梅花多情,来相伴我。如此可见用语精妙,而守岁者孤独寂寞之情,总在言外。
下片笔势一宕,忽然转向邻娃写去。邻家少女,当此节日良宵,不但彻夜不眠,而且为迎新岁,已然换上了新装,为明日春游作好准备。看她们不但衣裳济楚,而且,装扮首饰,一派新鲜华丽气象。写除夕守岁迎新,先写女儿妆扮,正如辛弃疾写立春先写“看美人头上,袅袅春旛”(《汉宫春·立春日》),是同一机杼。
写除夜至此,已入胜境,不料词笔跌宕,又推开一层,作者想象东风也被少女新妆之美而勾起满怀兴致,故而酿花蕴柳,暗地安排艳阳光景了。“勾引”二句为奇思妙想,意趣无穷。这样,词人这才归结一篇主旨。他以自己的经验感慨,现身说法,似乎是同意邻娃,又似乎是喃喃自语,说:青春美景岂能长驻,亟须趁此良辰,“把握现在”,从此“明日”新年起,即去尽情游赏春光,从残雪未消的楼台院落一直游到春日迟迟的园林胜境!
通览全词,上片几令人担心只是伤感衰飒之常品,而一入下片,则以邻娃为引,物境心怀,归于重拾青春,一片生机活力,才知寄希望于前程,理情肠于共勉,传为名篇,自非无故。
此诗前二章以鸳鸯起兴,后二章以马起兴。鸳鸯是成双成对的鸟,马和亲迎之礼有关,故可以认为这是一首同婚姻有关的诗歌。前二章赞美男女双方才貌匹配,爱情忠贞;后二章祝福其生活富足美满。
此诗一、二章以鸳鸯匹鸟兴夫妇爱慕之情。两章描绘了一对五彩缤纷的鸳鸯,拍动着羽毛绚丽的翅膀,双双飞翔在辽阔的天空,雌雄相伴,两情相依,情有独钟,心有所许,多么美妙的时刻,多么美好的图画!在遭到捕猎的危险时刻,仍然成双成对,忠贞不渝,并不是大难临头各自飞。从同甘到共苦两种境遇的转变,进一步展现了鸳鸯高洁的品格,挖掘了鸳鸯的典型的独特的禀性,较好地运用了象征的艺术手法,为后面对人物的抒写做了充分的准备。在第二章中,诗人抓住鸳鸯小憩时的一个细节,描摹入微,观察至细。在芳草萋萋的小坝上,一对鸳鸯相依相偎,红艳的嘴巴插入左边的翅膀,闭目养神,恬静悠闲,如一幅明丽淡雅的江南水墨风景图,满含着对美好生活的深深眷恋与无限追求。这二章一动一静,描摹毕肖,既是对今后婚姻生活的象征性写照,也是对婚姻的主观要求和美好希望。生活之中,欢乐与痛苦必然并存,既有甜蜜的欣悦,也有凄苦的哀愁,但只要双方心心相印、相濡以沫,苦乐之中就都有幸福在,即无所畏惧。诗人以鸳鸯比喻夫妻,贴切自然,易于引起欣赏者的共鸣,其形象逐渐积淀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原型,为后世所普遍接受。
诗的第三、四章以摧秣乘马,兴结婚亲迎之礼,充满了对婚后生活的美好憧憬。抓住迎亲所用的厩中肥马这一典型细节,引发人对婚礼情景的丰富联想:隆重、热烈、喜庆;并且厩有肥马也反映着生活的富足。这都含蓄地暗示了婚姻美好的客观条件:男女般配,郎才女貌,感情专一,家产丰裕;反映了诗人的婚姻价值观念,也是对理想人生、美好人生的由衷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