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唐天宝十四年(755年),东平郡王、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从范阳起兵叛乱。范阳即幽州,在今河北省,古属燕国、冀州。“冀马燕犀动地来”即是说此事件。逃难路上,六军威迫唐玄宗下令缢死了“红粉”杨玉环。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初,玄宗也抑郁而死。所以说他“自埋红粉自成灰”。
杨贵妃佳人绝色,明皇认为她能“倾国倾城”,以至放心地“从此君王不早朝”。果真如此,危难来时只要玉环使个媚眼,就不愁安禄山不“倾马倾人”,也就不必路经马嵬仓皇逃难了。
冯浩注说“两‘自’字凄然,宠之适以害之,语似直而曲”,这话很有道理,这两个“自”字确实包涵了唐玄宗的无限痛苦。他不得已杀了杨玉环,也不得已使自己一片真情化为飞灰,这就和《长恨歌》里哀婉的“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长恨歌传》里的“上知不免而不忍见其死,反袂掩面,使(兵卒)牵之而去”相近,不由自主地起了恻隐之心,有相似之处。李商隐毕竟是个重于“情”的男子,尽管他对荒淫误国者含有更多的痛恨心理,但当他面对两个生死分离的情侣的时候,尽管知道他们误国误民,心中却又油然而生了那恻隐之心。
第二首,开首即说“海外”,指杨玉环死后,唐玄宗曾令方士去海外寻其魂魄,在海外仙山会见了她,杨授以钿合金钗,并坚订他生之约的传说故事而言。诗人以玄宗心情设想,直说九州更变,四海翻腾,海外徒然悲叹,而“他生”之约,难以实现。三四句承上铺写。“空闻”、“宵柝”,即未闻“宵柝”;“无复”、“报晓”,即不用“报晓”。此皆承上两句“徒闻”、“未卜”之意,暗指杨玉环被缢于马嵬事。五六句转入实事。“此日”指贵妃赐死之日,“当时”指七夕相约之时。“六军同驻马”指禁军哗变,李、杨两人的爱情也一同“驻马”了,幻灭成空。“七夕笑牵牛”,意为七夕之夜,长生殿上两人曾欢笑密约,并笑牵牛织女一年一度相见之短暂;“ 当时”曾“笑”他人,而今却不如牵牛织女之长久相恋;相比之下,令人可悯而又可笑。诗人把六军愤慨之情与长生殿秘密之誓,相映成趣,议论深刻,笔锋犀利。七八句以反诘语气反衬作结。言贵为天子,但反不如百姓的爱情甜蜜,生活幸福。诗人借“莫愁”以寄托感慨。以“如何”来反问,暗含指责。
这是一首政治讽刺诗,锋芒指向了李唐前朝皇帝唐玄宗。 一开头夹叙夹议,先用“海外”“更九州”的故事概括方士在海外寻见杨妃的传说,而用“徒闻”加以否定。“徒闻”者,徒然听说也。意思是:玄宗听方士说杨妃在仙山上还记着“愿世世为夫妇”的誓言,“十分震悼”,但这有什么用?“他生”为夫妇的事渺茫“未卜”;“此生”的夫妇关系,却已分明结束了。怎么结束的,自然引起下文。
次联用宫廷中的“鸡人报晓筹”反衬马嵬驿的“虎旅鸣宵柝”,而昔乐今苦、昔安今危的不同处境和心情已跃然纸上。“虎旅鸣宵柝”的逃难生活很不安适,这是一层意思。和“鸡人报晓筹”相映衬,暗示主人公渴望重享昔日的安乐,这又是一层意思。再用“空闻”和“无复”相呼应,表现那希望已幻灭,为尾联蓄势,这是第三层意思。“虎旅鸣宵柝”本来是为了巡逻和警卫,而冠以“空闻”,意义就适得其反。从章法上看,“空闻”上承“此生休”,下启“六军同驻马”。意思是:“虎旅”虽“鸣宵柝”,却不是为了保卫皇帝和贵妃的安全,而是要发动兵变了。
正因为如此,才“无复鸡人报晓筹”,李、杨再不可能享受安适的宫廷生活了。
第三联的:“此日”指杨妃的死日。“六军同驻马”与白居易《长恨歌》“六军不发无奈何”同意,但《长恨歌》紧接着写了“宛转蛾眉马前死”,而“此日”即倒转笔锋追述“当时”。“当时”与“此日”对照、补充,不仅其意自明,而且笔致跳脱,蕴含丰富,这叫“逆挽法”。玄宗“当时”七夕与杨妃“密相誓心”,讥笑牵牛、织女一年只能相见一次,而他们两人则要“世世为夫妇”,永远不分离,可在遇上“六军不发”的时候,结果又如何?两相映衬,杨妃赐死的结局就不难于言外得之,而玄宗虚伪、自私的精神面貌也暴露无遗。同时,“七夕笑牵牛”是对玄宗迷恋女色、荒废政事的典型概括,用来对照“六军同驻马”,就表现出二者的因果关系。没有“当时”的荒淫,就没有“此日”的离散。而玄宗沉溺声色之“当时”,也不曾虑及“赐死”宠妃之“此日”。行文至此,尾联的一句已如箭在弦。
尾联也包含强烈的对比。一方面是当了四十多年皇帝的唐玄宗保不住宠妃,另一方面是作为普通百姓的卢家能保住既“织绮”、又能“采桑”的妻子莫愁。诗人由此发出冷峻的诘问:为什么当了四十多年的皇帝唐玄宗还不如普通百姓能保住自己的妻子呢?前六句诗,其批判的锋芒都是指向唐玄宗的。用需要作许多探索才能作出全面回答的一问作结,更丰富了批判的内容。
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
这首诗是戎昱的组诗《塞下曲》中的第六首,即 最后一首。其它五首都是五言六句的古诗,这一首是 五言律诗 。此题一作《塞上曲》 ,唐新乐府辞,属 《横吹曲》。
在唐代,边塞诗作很多,或写气候的酷寒,或勾 勒山势的险峻,或渲染战斗的激烈等等,以显征战之 苦。而此诗着重在描写人物,通过刻画一位戍边老将 的形象,表现了经久不息的残酷战争给边塞将士带来 的苦难,寄寓了渴望和平的美好愿望。
首联“北风凋白草,胡马日骎骎 ”,点染了边塞紧张的战场气氛,据《汉书·西域传》王先谦补注谓 白草“春兴新苗与诸草无异,冬枯而不萎,性至坚韧”。 白草为北风所凋 ,其风之大,其气之寒,可以想见。 另外《诗经·邶风·北风》有“北风其凉,雨雪其雱”, 朱熹在《诗集传》中认为北风是象征国家的危乱,所 以此处也指边境形势十分险恶,下句紧接着写外族军 队正在加紧寇边,步步向要塞逼近 ,军情非常紧急。 骎骎,马走得很快的样子 。这两句,把边塞的环境, 沙场的气氛形象生动,显得笔势凌健。虽然边将这个 形象还没有出场,却做足了烘衬和铺垫之功。
中间四句,着力刻画边将的形象,表现其久戍不 归的痛苦心理 :“夜后戍楼月,秋来边将心。铁衣霜 露重,战马岁年深 。”在秋天的夜晚,清冷的月光照 着城楼上的戍边老将,他凝望着秋空中的明月,不禁 想到万里之外的家人,心中涌起一阵凄楚之情。渐渐 地,他的铁衣上凝结了一层厚厚的霜花,他相依为伴 的战马不时发出嘶鸣,似乎也在感叹戍边的岁久年深。 秋月本为寻常之物,但与戍楼联系起来,就暗示出了 边将的思家之念。铁衣是边将随时披戴之物,覆以重 重的霜花,足见边地之苦寒,边将的心情也可想而知。 战马,更是边将不可须臾分的伙伴,连牲口也苦于久 戍边地,更不必说人了。四句诗中,作者选取了与人 物紧密相关的景物、事物,使之不着痕迹地高度融合, 组成形象的画面,而人物的心情,也从画面中自然流 出,收到了感动人心的效果。
这四句诗在句法上也很有特色。前两句诗是两个 名词性词组,中心词是“月”和“心 ”,而读者却可 以从与“心”字相对的“月”中去体味、领悟丰富的 含义,使得诗句极为简练、含蓄。后两句又变换句法, 改为主谓结构 ,重点突出了“铁衣”和“战马”,实 际上突出了对边将形象的塑造 。这种句式上的变化, 既强调了重点,突出了形象,又带来了节奏上的轻重 变化,读来更富节奏感,表现了作者娴熟精湛的技巧。 最后两句,“自有卢龙塞,烟尘飞至今”,是诗人 从边将的形象中自然引发出来的深深的感叹,表达了 对从古至今延绵不断的战争的厌恶。“卢龙塞”,古地 名,三国魏称卢龙郡,在今河北迁安县西。此地形势 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唐置卢龙节度使,以抵御突厥、契丹、回纥的入侵,战火始终未断。作者从月夜 戍楼中的老将,联想到了久远的历史,想到残酷的战 争至今不息,给人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苦难。本诗针 对当时唐帝国对边防的无能,久久不能平息边患,因 而使得将老兵疲,给将士带来了痛苦,具有讽喻作用。 如果说,第一联只是展示老将出场的背景,为人物形 象的出现作铺垫,那么尾联就是在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之后 ,作者对其内心所作的更深层次的解剖和引申, 使思想在形象的基础上得到了自然的升华,从而揭示 出更为深远的意义。首尾两联互相照应 ,互相补充, 互相生发,又使得中间两联所描写的老将的形象更为 生动,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这首诗不仅句法富有变化,而且用字也特别凝炼、 准确、形象。动词“凋”字,用以表示北风对白草的 强大威力 ,“飞”字用来说明烟尘的接连不断和弥漫 无际,都极为有力、准确。形容词“重”字、 “深” 字,更具有双重含义 ,不仅写出霜重、年深的情况, 而且进一步表示出边将内心的深重痛苦,十分形象而 又含蓄。前人评价昱的诗“滥觞晚唐 ”,就是指其 遣词造句严整工稳而言,但诗人的“匠心”表现在诗 中却堪称羚羊挂角不着痕迹。
此诗以回忆开头,为自己勾勒了一幅少年英雄形象。“忆昔作少年,结交赵与燕。金羁络骏马,锦带横龙泉。寸心无疑事,所向非徒然。”诗人少年时代,结交的朋友都是豪杰之士,座下骑的是金羁络头的骏马,身上穿的是鲜艳夺目的锦袍,腰间佩挂着龙泉宝剑,心里头没有什么疑难可怕之事,干什么事情都是所向无敌,马到成功。好一派豪放狂傲的气派!“赵与燕”,古云燕赵多豪杰,这里是借地名来比喻人。“金羁络马头,锦带横龙泉”是化用鲍照“聪马金络头,锦带佩吴钩”(《结客少年场行》)的句子,这或许是写实,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少年时代对功名的追求。“寸心无疑事,所向非徒然。”这两句把少年李白志大无畏,藐视一切,以为事业必成,功名必得的自信和狂妄表达得淋漓尽致,传神至极。
李白少怀大志,要“济苍生”、“安社稷”,希图“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他曾多次自比管晏,并以大鹏自喻,希望一展宏图。可是,后来“遍干诸侯”,“厉抵卿相”,都累累碰壁,累累失败。直到玄宗天宝二年(743年),诗人四十三岁时,由道士吴筠推荐,玄宗皇帝命他供奉翰林,成了担任起草文书之类的侍臣。然而,仅仅两年时间就被解职放还了。所以诗人在回忆了自己少年时代的天真和狂妄之后,接着说:“晚节觉此疎,猎精草太玄。寸名束壮士,薄俗弃高贤。”经历了四十多年人生的风风雨雨之后,才觉得自己少年时代的豪情壮志太寸疎狂妄,太不切实际。为了求得寸名,少年的豪气和锋芒差不多消磨殆尽了;那世俗的社会,小人得志,鸡犬升天,不可能容得贤人志士。不如像杨雄写《太玄经》那样,探求宇宙人生的哲理,淡泊宁静地过日子。这里所谓的“晚节”,按詹锳《李白诗文系年》,其时诗人不过四十七岁,这当然是指诗人经历政治失败后的心境而言。“猎精草太玄”,用杨雄事。杨雄是汉代大经学家,早年也很有政治抱负,因参与王莽政变几乎丧命,后潜心学问。诗人援引杨雄的事例,表示效法之意。“寸名束壮士,薄俗弃高贤”这两句与诗人的另一首诗《送族弟》中的“寸手无壮士,穷居使人低”两句很相似,都是愤世嫉俗之词,说明世俗卑污,正直有才能的人不能得到任用;即便侥幸得以任用,也不可能施展才能,实现抱负。因此,很自然地引出自己供奉翰林这段辉煌而短暂的历史来。
“中回圣明顾,挥翰凌云烟。骑虎不敢下,攀龙忽堕天。”这几句写自己得到唐王任用的情况。由于好友吴筠的推荐,又得当朝宰相贺知章的赏识,玄宗皇帝亲自召见,金殿对策,口若悬河;命草蕃书,笔不停辍。玄宗大为高兴,御手调羹,宝床赐食,命供奉翰林,掌理文书。李白以布衣直接晋升翰林,一介书生,得此殊荣,这实在是他人生历程上辉煌的一章。所以,诗人感恩戴德又不无得意地写道:“中回圣明顾,挥翰凌云烟。”的确,李白开始非常兴奋,以为施展抱负的时机已经来到;殊不知当时的唐王朝已日趋腐败,危机四伏。玄宗与贵妃耽于淫乐,不理政务;李林甫等把持朝政,任人唯亲;安禄山等深得优宠,已有图谋。李白对此深为不满和痛恨,同时他的傲岸性格也为权贵们所憎恨。天宝三年(744年),李白就因谗谤而被革职放还,结束了不到两年的帝京生活。“骑虎不敢下,攀龙忽堕天”,这两句十分形象地概括了这段供奉翰林的词臣生活。俗话说“伴君如伴虎”,何况李白又是那种傲视王侯的人,危险性就更大了。杜甫《饮中八仙歌》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虽是夸张,但李白的傲慢可见一斑。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李白在政治上的失败是注定了的。本想攀龙附凤,建功立业,不料反从云天中坠落下来,跌了个粉身碎骨。由于这次教训,诗人认清了政治的黑暗和险恶,决意退避三舍,去修身养性。
“还家守清真,孤洁励秋蝉。炼丹费火石,采药穷山川。卧海不关人,租税辽东田。”这几句表示自己要认真修炼,砥砺高尚品性。首先以秋蝉自励。蝉生于土,升于高木,吟风饮露,乃是高洁的象征。郭璞《蝉赞》云:“虫之精洁,可贵唯蝉。潜秽弃蜕,饮露恒鲜。”接着以学道求仙寄托情怀。李白信奉道教,到处求仙访道。确有记载,说他炼过金丹,受过道箓。我以为李白决不会相信人真能修炼成仙,他这种所作所为只不过是一种寄托而已。最后以高士管宁自勉。汉末管宁避乱辽东海隅三十余年,后魏文帝拜为大中大夫,魏明帝拜为光禄勋,皆辞而不就。皇甫谧《高士传》记载:“人或牛暴宁田者,宁为牵饲之,其人大惭。”文天祥《正气歌》也称道管宁“清操厉冰雪。”
最后写自己佯狂醉酒,辞别友人,回到了诗歌的题目上来。“乘兴忽复起,棹歌溪中船。”诗人本在一片淡泊宁静的气氛中守真励节,忽然来了兴致,便泛舟去游览。“棹歌”,是一边划桨一边唱歌,表现了诗人无拘无束的样子。“临醉谢葛强,山公欲倒鞭。”这里借用晋人山简的典故,形容自己的醉态。山简好酒,耽于优游。镇襄阳时,常常外出游嬉,每次必大醉而归。当地有歌谣曰:“山公出何许?往至高阳池。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时时能骑马,倒著白接。举鞭向葛强,何如并州儿?”“白接”,是一种白帽子,山简因为喝醉了酒,连帽子都戴反了。李白另有一首《襄阳曲》(其二)也是吟咏山简的:“山公醉酒时,酩酊高阳下。头上白接,倒著还骑马。”李白“长安市上酒家眠”,好酒的劲头不亚于这位山公,故常引为知己。“狂歌自此别,垂钓沧浪前。”最后点题,表明与“广陵诸公”辞别,表示自己要做一个狂人,做一个酒徒,随波逐流,苟且偷生。
这首诗文字虽短,但含量极大,差不多囊括了诗人一生的主要经历和思想变化,展示了诗人从一个积极的狂人到一个消极的狂人的演变过程。这当然是李白的人生悲剧,但是,“我不弃世人,世人自弃我”,归根到底,诗人的悲剧是社会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