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六年(1890),黄遵宪在伦敦任驻英使馆参赞,以乐府杂曲歌辞《今别离》旧题,分别歌咏了火车、轮船、电报、照相等新事物和东西半球昼夜相反的自然现象。诗人巧妙地将近代出现的新事物,与传统游子思妇题材融为一体,以别离之苦写新事物和科学技术之昌明,又以新事物和科学技术之昌明,表现出当时人在别离观上的新认识。因此,《今别离》既是乐府旧题,又反映了今人——近代人别离的意识,是当时“诗界革命”和黄遵宪“新派诗”的代表作品。
从结构上看,四诗各自独立成篇:首篇写轮船、火车载人远去;次写抵达异域后,以电报向家人报平安;三写寄相片以慰离愁;四写思妇,欲梦佳期,而东西半球昼夜相反,眠起不同,佳期难梦。但在内在逻辑上,四诗又一线贯穿,首尾相衔,是一组小型组诗,表现了“今别离”的特点和近代人相思别离的全过程。
古、今别离的不同,首先在于别离时所用交通工具的不同。不同的交通工具所激发的离情别绪,就有快慢、浓烈、强度和类型的不同。第一首咏火车、轮船,即以古代车舟反村,以当今火车、轮船的准时、迅速,表现近代人离情别绪的突发与浓烈。全诗的核心是一组对比——
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别离,行止犹自由。
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明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
其中有发车之准时:“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有马力巨大的“万钧柁”,不畏打头石尤风,决无“愿得篙橹折,交郎到头还”之可能性。其迅疾:“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望影倏不见,烟波杳悠悠”。故其离情,既不似李白“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之缓慢;更无郑谷“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之从容,倏忽之间,人已不见,此时便只能看一个“快乘轻气冲球“(海上飞艇)的愿望而已。
既已别离,辄起相思。相思何以慰——朝寄平安语,暮寄相思字。遂过渡到咏电报的第二首。
“朝寄”、“暮寄”,寻常家书而已。但驰书之快,迅疾如电,又与通常家书不同。其不同处有四:一非君手书;二无君默记;三无亲呢语;四经“三四译”,已难尽如人意——实是近代电报通讯的特点,以思妇的口吻道出,又贴切、自然而有新意。更有甚者,“只有斑斑墨”以下六句,诗人竟以南朝乐府民歌中谐音双关的艺术手法,以斑斑墨、门前树及江南水乡常见的藕与丝,来描写与电报有关的电讯器材和电讯设施。“斑斑墨”,写的是电码;“两行树”,写的是电线杆;“中央亦有丝”,借莲藕之丝写电线中央的铜丝;“两头系”,写的是相隔万里之遥的两座电讯大楼。藕断丝(谐思)连,仅是谐音比喻;而电线丝却真的能传递相思之情,这比借丝之喻又进了一层。整首诗以思妇接到远行丈夫电报来驰骋想像,展开内心独白,把相思之情与电报的特点高度融合在一起,如刘燕勋所说:“结想俱匪夷所思,直入化境矣。”
别离愈久,思念愈切,慰尔相思,除电报外,还寄来照片——开函喜动色,分明是君容。遂又写照片。
古代别离,虽朝思暮想,却不能面见。经过长时间的别离,倘若“今日见君面”,则一定是夫妻重逢,“既见君子,云胡不喜”。那时的通讯往来,常常是片言只语,雁字鱼书而已,感情的表现形式也仅是“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或“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虽有“画图省识春风面”的方法,却从不用在“—种相思,两处闲愁”上。近代则不同,因为出现了照相术,故能见照片上的的“君面”,虽然不是真的相逢。不过,即使把“君”的照片与自己的照片悬挂在一起,以便“汝我长相从”,但实际上仍隔着千山万水,别恨无穷。或者不如说,由于收到“对面不解语”的照片,反更易惹起自己一般浓浓的相思离别之情。于是,此首便由“自非梦往来,密意何由通”转入第四首。
思妇收到电报,怨无寻常并坐语,况经三四译;收到照片,恨对面不解语,仍觉忧心忡忡,自觉“密意”难通,于是寄希望于“梦”。忽然,她又想到,由于“君”与“妾”之间“相去三万里,昼夜相背驰。”昼夜既相背,眠起即不同,“恐君魂来日,是妾不寐时。”妾处“举头见明月”,君处“侵晓刚披衣”。彼此既不相闻,故“魂梦难相依”。连梦也做不到一块,这比起以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相思可以“梦佳期”的张九龄,以及自信“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苏东坡来,不仅“以至思而抒通情,以新事而合旧格,质古洲茂,隐恻缠绵”,且确是咏古人未见之物,发古人未发之情,“辟古人未曾有之境”(陈三立语)。
这组诗的佳处,自然还不止以上所说,诗人以其深厚的古典诗歌修养,将新事物成功地溶入古典诗歌的氛围中,也是本诗的特点之一。不过,那些弥漫着古色古香的诗句,在本诗中只起着“旧瓶”的作用,未能与其所装的“新酒”媲美,所以,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说了。
从整体内容来看,诗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概述时势,从开头到“破敌谁能料”;第二部分抒写情志,从“我垂北溟翼”至末。前者是因,后者是果。
在诗的第一部分内,诗人先以四句三个典故,写了安史之乱的征兆。这三个典故都出自《晋书》。前二个见载于《五行志》,其一云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二月,地处洛阳东北的步广里突然地陷,有黑白二色鹅出现,后刘元海、石勒相继作乱;其二云太安时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五马游渡江,一马化为龙”,继尔中原大乱,琅琊、汝南、西阳、南顿、彭城五王同至江东,元帝嗣统。后一个见录于《石勒载记》,谓石勒年十四,“随邑人行贩洛阳,倚啸上东门。王衍见而异之,顾谓左右曰:‘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这三个历史故事生动地展示了安禄山叛乱前的种种迹象,显现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险局势。事情的发展果然像这些迹象所预示的那样,拥军自重的安禄山不久便率领如狼似虎的叛军,践踏了中原大地,焚烧了唐朝历代帝王的祀庙。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肆杀戮,使夕阳也收敛了它的余晖。号称帝王之城的洛阳已被攻陷,整个世道变得像险峻的山势那样不可预测;往日流传于民间的“人闻长安乐,出门向西笑”(桓谭《新论》)的俗语,这时成了对现实的绝妙讽刺;而最令人悲伤的是人民在战乱中的命运,他们被驱赶着去杀人或被杀,以致尸骨遍野,生命像落叶那样轻微渺小,纷纷败落凋零;面对连绵不断的战火兵燹,诗人展望时局,不禁发出了“破敌谁能料”的怅叹。这段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战火连天、哀鸿遍地的社会现实,读来惊心动魄。而诗人对时局、对民生、对社稷的关心和担忧,也隐寓其间。
在这样一种不断恶化的严重形势面前,素以济天下、救苍生自任的诗人虽有拯百姓于水火的远大抱负,却看不到在当时实现这种抱负的现实途径,因此心情矛盾而复杂。“我垂北溟翼”一句,即透露了诗人怀有平定战乱和拯救苍生的雄心。“北溟翼”典见《庄子·逍遥篇》:“北冥有鱼,……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其翼若垂天之云。”李白作有《大鹏赋》,以大鹏自喻,诗中也多自比大鹏。他在描述安史之乱的严重局面后复用此典,其意不言自明。但鉴于诗作于天宝十五载(756年)春,那时的局势还在继续恶化,平叛的力量尚未集聚并付诸实施,诗人看不到出路,因此只能避乱隐居,以待时变。“且学南山豹”一句即反映了他这种以屈求伸的“心态”。“南山豹”典出《列女传》,其记陶答子妻云:“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远害。”诗人于此,正用“藏而远害”之意,但这个“藏”又不是消极无为的退避,而是“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就是积聚力量,陶冶品行,以求在时机到来时能有所为。这二句诗在内容上承上启下,是联结述时与抒怀二部分的枢纽。
接下去,诗人以轻快的笔调,先记叙了在安徽宣城与崔钦的愉快交往。“欢娱每相召”,说明诗人与崔钦在这时过往甚密,相处甚欢。胡床玉笛,仰空长啸;杨花满城,把酒临眺,友人间相得自乐、不拘形迹的情景宛然目前,令人留恋。然后诗人以“忽思”一句转入对行将前往的剡中风光的描述。水石清妙,雪明天地,风开湖山,一派风光旖旎的江南景色,读来又令人神往。“闷为洛生咏”是说心情烦闷时将诵书吟诗,加以排遣。所谓“洛生咏”,据《世说新语·轻诋篇》刘孝标注,是指洛下书生咏音重浊,此借指吟咏诗作。这句与下句说明诗人虽然将避地剡中,过一种闲适放旷的生活,但内心并不平静,要籍诗酒来抒发烦闷。正因有这二句作衬垫,诗人下面想象避地剡中将垂钓溪岸、移舟月边的隐居生活,才显得既闲适而又迫不得已,这里也隐含了前面所说的“藏”字。诗的末四句,表露了诗人重性情、轻利禄的一贯思想,同时又可看作是对友人崔钦的好言劝慰。诗人既珍重与崔钦无拘束的交往,又对他的“华发长折腰”颇不以为然,指出不要为官禄所苦,来寻求道家清静无为的奥妙,否则将会受到陶渊明的嘲笑的。他在这里巧妙地运用了为人熟知的陶渊明因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辞官的典故,把自己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的话含蓄道出,言意均至,颇见深情。
从整篇诗作来看,前后部分的叙述似不协调,且内容风格的反差也极明显。前者沉著悲愤,深沉中饱醮血泪;后者则轻松明快,清新中满含情谊。但过渡自然,结合巧妙,全从题意行文出发,是一篇情深意切的临别赠言。
勤政楼原是唐玄宗用来处理朝政、举行国家重大典礼的地方,建于公元720年(开元八年),位于长安城兴庆宫的西南角,西面题曰“花萼相辉之楼”,南面题曰“勤政务本之楼”。
公元729年(开元十七年)旧历八月五日,唐玄宗为庆贺自己的生日,在此楼批准宰相奏请,定这一天为千秋节,布告天下。并以马百匹,盛饰分左右,舞于勤政楼下,又于楼中赐宴设酺,“群臣以是日进万寿酒,王公戚里进金镜绶带,士庶以结丝承露囊更相问遗”,千秋节也就成了一年一度的佳节。然而由于玄宗晚年“勤政务本”早成空话,到安史之乱爆发,只得被迫退位,唐王朝江河日下,千秋节也随之徒有虚名了,甚至连当年作为赠送礼物的承露丝囊也见不到了。诗的第一句说佳节空在,是总论,第二句说丝囊已无,则是抓住了“承露囊”这个千秋节最有代表性的物品来进一步补衬,使得“名空在”三字具体着实了。
这首诗的后两句写诗人移情于景,感昔伤今。杜牧善于以诗论史,借古讽今。“惟有紫苔偏称意,年年因雨上金铺”。这两句采用《诗经·王风·黍离》的笔法,用宫院中的植物茂盛生长暗示王朝兴衰之意。
《诗境浅说续编》云:“开元之勤政楼,在长庆时白乐天过之,已驻马徘徊,及杜牧重游,宜益见颓废。诗言问其名则空称佳节,求其物已无复珠囊,昔年壮丽金铺,经春雨年年,已苔花绣满矣。”金铺,是大门上的一种装饰物,常常做成兽头或龙头的形状,用以衔门环。用铜或镀金做的,叫金铺,用银做的叫银铺。紫苔是苔藓的一种,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
这两句诗从表面看,写的是景,是“勤政楼”的实景,但细细体味,就会感到这十四个字,字字都饱蘸了诗人感昔伤今的真实情感,慨叹曾经百戏杂陈的楼前,经过一个世纪的巨大变化,竟变得如此凋零破败。可以想象,当杜牧走过这个前朝遗址时,所看到的是杂草丛生,人迹稀少,重门紧闭的一片凄凉景象。
诗人不写别的,偏偏从紫苔着笔。这是因为紫苔那无拘无束,随处生长,自得其乐的样子深深地触动了他此时惨淡失意的心情。失意之心对得意之物,自然格外敏感,体味也就更加深刻了。
作者以紫苔见意,又从紫苔说开去,用紫苔的滋长反衬唐朝的衰落,小中见大,词浅意深,令人回味。说紫苔上了金铺,是一种夸张的手法。当年威严可畏的龙头兽首,而此时绿锈满身,如同长满了青苔一般,这就进一步烘托了勤政楼被人遗忘而常年冷落的凄凉衰败的景象。这里,“偏称意”三字写得传神,“偏”,说明万物凋零,独有紫苔任情滋蔓,好像是大自然的偏宠,使得紫苔竟那样称心惬意。这笔法可谓婉曲回环,写景入神了。
这首诗是诗人在极度感伤之下写成的,全诗却不着一个“悲”字。从诗的整体看,诗人主要采用明赋暗比的方法。前两句写的是此刻之衰,实际上使人缅怀的是当年之盛;后两句写的是此时紫苔之盛,实际上使人愈加感到“勤政楼”此时之衰。一衰一盛,一盛一衰,对比鲜明,文气跌宕有致,读来回味无穷。
《江夏行》与《长干行》写的是同类题材,同样采用女子口吻的代言体形式,两个女主人公的遭遇则有同异。江夏女子的丈夫也在外经商,她的凄苦较多,而幸福的回忆却较少。
江夏女子与丈夫的结合,感情基础较之长干女夫妇似乎薄弱得多。这位江夏女子自幼多愁善感,向往爱情几乎是她惟一的精神生活。她的幻想是“为言嫁夫婿,得免长相思”,不免把爱情问题看得太简单,她还不知道“负心汉”的含义,就委身商贾。殊不如商贾的生活方式特点之一是流动性大,根本不可能“白头不相离”的。
她所委身的这男子,似乎较其他商贾更为重利轻别:“自从为夫妻,何曾在乡土”;“东家西舍同时发,北去南来不逾月。未知行李游何方,作个音书能断绝。”他的去处是扬州,乃是大都会,温柔富贵之乡。同去的人都还知道有个家,唯独他不回来。于是江夏女子痛苦得发疯,心理上发生了变态。她妒嫉一切少妇:“正见当垆女,红妆二八年。一种为人妻,独自多悲凄。”她痛悔昨日的轻信:“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
由此看来 ,李白笔下的妇女题材绝非千篇一律,妇女问题在大诗人笔下得到了多角度的反映。《江夏行》与《长干行》彼此是不能替代的。此诗较前诗比兴为少,赋法为主,又运用了五、七言相间的形式,音节上更见灵活多致。不过,大约是即兴创作,较少文字推敲,此诗比《长干行》出语稍易,腔调稍滑,不免在艺术上略逊一筹。
从诗题中不难看出这是一首邀请朋友赴约的诗歌,诗人着力刻画他的书斋的清幽雅致,意在表达对杨补阙的盛情,期待他能如期来访,而这些主要是通过对书斋周围景物的准确、细腻的描绘来实现的。
首联中“茅茨”为“茅屋”之意,在这里指的是诗人简朴的书斋。“薜帷”指“薜荔的墙帷”。应理解为墙上长满了薜荔,显示了居所的自然状态。句中用得最妙的是“带”字,应为动词“像带子一样环绕”,与第二句中的“生”相对应,能充分的引发读者的想象:山泉沟壑萦绕着诗人的小屋,浮云彩霞似从小院中升腾而起。此联为全诗的起笔,远观书斋,山环水绕,云蒸霞蔚,如赏人间仙境。
颔联与颈联写书斋周围的景物,“竹怜新雨后,山爱夕阳时。”是此诗是最出彩的句子,二者为倒装句,先突出了竹林山色令人怜爱,而后又以“新雨后”“夕阳时”修饰,指出它们令人怜爱的原因是雨后新绿、夕阳渲染,如此遣词造句,不仅让这些景物融入了人的情感,而且让它们具有了极强的色彩感,使读者很有质感地感受到竹林高山的清秀壮丽。
“闲鹭栖常早,秋花落更迟。”写了这里的鸟与花。白鹭早早的休息,只因一个“闲”字,充分说明了这里的幽静:鸟儿少有人打扰,便可过着悠闲舒适的生活。秋花迟迟不肯落下,只能说明这里的环境适宜它们生长,便可久驻枝头。写鸟、花意在突出书斋环境的清幽雅致、清新宜居。
尾联写诗人早已让家人把那缀满绿萝的小径打扫干净,原因是昨天与杨补阙的约定。一如“花径缘客扫,蓬门为君开”之妙。诗人在上文极力地推崇书斋的环境,意在引出这个约定,希望朋友能如约而至。
此诗用字精准,形式工整,手法独到,写景唯美,表意含蓄,值得后人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