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净洗铛”，虽然是说做好烹调的准备，其实这正是做事或修养身心时虔诚、认真态度的体现。煮肉如此，做一切事情，均须如此。读者可以从这小心翼翼的“净洗铛”中，窥见到苏轼平时修养身心之严谨、真诚。“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水放得不多不少，火要不大不小，这样煨炖，才能将肉烹得又烂又有滋味。苏轼告诉我们，具体实践中，每个环节都要做得稳妥，仔细，来不得半点马虎。透过这一丝不苟的准备与实际操作，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烹调本身，而是与对待人生、修炼自身的一种兢兢业业的精神了。
“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不时他自美”。煮猪肉，只要方法得当，缓缓煨炖，到了时候，它自然滋味醇厚，美不可言。这两句，说的是煮肉，而当我们联想到人生的时候，不是正好发现，它切中了那种急功近利的社会人生弊端吗？人生的成熟感悟，是需要时间的。好大喜功、气浮心躁，得到的可能有一时“战果”，其实是失败的结局。
“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人生的精彩往往就在平淡的日常生活当中。像猪肉这司空见惯的食物，人们并不觉得里边有什么奥秘可寻；像炖煮猪肉这样的家常之事，人们也容易忽略探讨其中精益求精的可能性。苏轼的叹息，除了猪肉本身之外，另有一种可供联想的可惜之意——人们在面对生活中种种事物时，或不肯，或不愿意去深入了解并挖掘其潜力。读者应该从他的叹息中，理解猪肉之情以外的深意——真善美就在我们每日每时的生活当中，发现、创造美，乃是我们大有潜力可挖的人生使命与快乐。联想到苏轼在以上所举《答毕仲举书》里把吃猪肉比为修养身心的象征，将那虚无缥缈的（佛学）“龙肉”之类的玄谈加以屏弃的哲理思考，我们或许能更深层理解“黄州好猪肉”这四句诗歌的另一番味道。
“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正因为对亲自创造的烹调艺术，十分满意，所以作者竟吃了“两碗”。“两碗”，不但写出了胃口的满不，更写出了心灵的惬意。作者仿佛早就料到了他人的议论与惊诧，他风趣地说，我吃猪肉，腹满心惬，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外界对我的褒贬，尽可至之度外。了解佛学的读者，知道佛家最讲“心安”，强调看轻外物（包括他人的议论）、重视内心的安定，因此，可以说，东坡的这一“饱得自家君莫管”之平淡结尾，其实是展现了他的佛学修养，蕴涵了深刻的人生感悟的。
值得说明的是，在吟《猪肉颂》之时，苏轼并没有对他的“猪肉观”的人生思考做刻意的诠释、解说，而全在一片笔墨神行之间，有意无意透露着他的佛学修养与对佛学的借鉴、改造，这一点是需要补充说明的。
苏轼此诗题的《猪肉颂》三字中，看似滑稽，实际是在幽默中蕴涵了严肃的主题的。作者的颂，当然包括了在味觉方面的享受，对自身的烹调创新方面的自得；但是当我们了解了苏东坡当时的艰难处境时，就会在诗人享受味觉美味后面，朦胧看到一个不屈的灵魂，一个在为人处世方面，永远追求更高远深刻的情味的，将日常生活与理性思考方面达到“知行合一”理想的哲人。尤其是作者将烹调艺术与人生超越的理想有机结合为一体，为我们所做出了典范——猪肉，是猪肉本身，又象是别的什么。
折柳赠别的风俗始于汉人而盛于唐人。《三辅黄图》载，汉人送客至灞桥，往往折柳赠别。传为李白所作的《忆秦娥·箫声咽》“年年柳色，灞陵伤别”，即指此事。这首诗虽未指明地点，从诗意看，写的大概也是灞陵折柳赠别的事。
诗的开头两句在读者面前展现了这样的场景：初春，水边（可能指长安灞水之畔）的杨柳，低垂着像酒曲那样微黄的长条。一对离人将要在这里分手，行者驻马，伸手接过送者刚折下的柳条，说一声：“烦君折一枝！”此情此景，俨然是一幅“灞陵送别图”。
末两句“惟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就语气看，似乎是行者代手中的柳枝立言。在柳枝看来，此时此地，万物之中只有春风最相爱惜，虽是被折下，握在行人手中，春风还是殷勤地吹拂着，可谓深情款款。柳枝被折下来，离开了根本，犹如行人将别。所以行者借折柳自喻，而将送行者比作春风。这层意思正是“烦君折一枝”所表现的感情之情的深化和发展。诗人巧妙地以春风和柳枝的关系来比喻送者和行者的关系，生动贴切，新颖别致。
这首诗是从行者的角度来写，在行者眼里看来，春风吹柳似有“相惜”之意与“殷勤”之态，仿佛就是前来送行的友人。这是一种十分动情的联想和幻觉，行者把自己的感情渗透到物象之中，本来是无情的东西，看去也变得有情了。这种化无情之物为有情之物的手法，常用于中国古典诗歌中，如唐元稹《第三岁日咏春风凭杨员外寄长安柳》云“三日春风已有情，拂人头面稍怜轻。”宋刘攽《新晴》诗曰：“惟有南风旧相识，偷开门户又翻书。”都是移情于物，中国古代文学评论称为“物色带情”（《文镜秘府论·南·论文意》）。这不是一般的拟人化，不是使物的自然形态服从人的主观精神，成了人的象征，而是让人的主观感情移入物的自然形态，保持物的客观形象，达到物我同一的境地。
末两句之所以耐人寻味，主要是因为采用了巧妙的比喻和物色带情的艺术手法，这正是此诗的成功之处。
“园花笑芳年，池草艳春色”运用铺叙手法描绘出一幅笑芳年的园花与艳春色的池草的景致。诗中“园花笑”“池草艳”来烘托出园花、池草本来也是美好之物，也不缺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生命力。
“犹不如槿花，婵娟玉阶侧”写满园花草在李白眼中，都不如木槿，排斥了“园花”、“池草”。李白再运用拟人手法，把槿花喻意为“蝉娟”般美好的容颜，如婵娟般亭亭而立的槿花将笑芳年的园花与艳春色的池草统统的比下去了，从而使得诗句文采特异、铺陈辞藻，可见奔放不羁的李白对木槿花情有独钟，怜香惜玉也是因花而异。
“芬荣何夭促，零落在瞬息”描绘出一幅园花易零落、池草易萎糜的伤感景致。诗中“夭促”“零落”暗寓出诗人或许多少有点遗憾，美丽总是太仓促，常在瞬间零落，爱花的人是挽留不住落花匆匆的脚步的。其中也不无隐喻满园花草生命之短暂的意味，于是，流露出一种感花伤怀的情绪。
“岂若琼树枝，终岁长翕赩”侧面槿花的朝开暮落只是表面现象，它“终岁”“翕赩”正表明了槿花顽强的生命力和坚韧不屈的品格。正如东方朔在写给公孙弘借用马车的信中说“木槿夕死朝荣，士亦不长贫也。”诗人用“岂如琼树枝，终岁长翕赩”两句诗对木槿花予以高度评价，热情地赞颂，从而完成了对木槿花形象的塑造。
诗人开始并不直接写木槿花，而是以“园花”、“池草”起兴，指出它们一个“笑芳年”，一个“艳春色”都曾盛极一时，但它们最大的弱点是生命太短促。也就是说尽管园花姹紫嫣红，芬芳馥郁，但是花开自有花落时，当它零落在东风里时，它就会黯然失色，再也无复青春的色彩。同样，小草尽管它萎萋无数，枝叶碧翠柔嫩，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脾性。但是，当严霜降落之时，它就会在瞬息间，萎糜以至朽腐，留给大地以不尽的思索。这就是园花和池草生命的全部意义。接着诗人在否定“园花”和“池草”的基础之上，对木槿花予以讴歌的赞美。
从该诗诗句排列顺序的颠倒上，可以知道诗人思绪的奔涌，情感的炽烈，特别是思绪、情感的跳荡性，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根植于诗人的浪漫气息。
题材的因袭，包括不同文学形式对同一题材的移植、改编，都有一个再创造的过程。王维《桃源行》固然是成功的一例，而他的《夷门歌》同样也是故事新编式的杰作。
此诗题材出自《史记·魏公子列传》，即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但从《魏公子列传》到《夷门歌》，有一重要更动：故事主人公由公子无忌（信陵君）变为夷门侠士侯嬴，从而成为主要是对布衣之士的一曲赞歌。从艺术手法上看，将史传以二千余字篇幅记载的故事改写成不足九十字的小型叙事诗，对题材的重新处理，特别是剪裁提炼上“缩龙成寸”的特殊本领，令人叹绝。
诗共十二句，四句一换韵，按韵自成段落。
一至四句交待故事的背景。先写七雄争霸天下的大势，后写“窃符救赵”事件的成因。以“何纷纷”三字道出天下大乱的局面，以“益围邯郸怠”推出情况的紧急，以“不救”二字表现出形势的严峻。
“七雄雄雌犹未分，攻城杀将何纷纷。秦兵益围邯郸急，魏王不救平原君。”四句交代故事背景。细分，则前两句写七雄争霸天下的局势，后两句写“窃符救赵”的缘起。粗线钩勒，笔力雄健，“叙得峻洁”（姚鼐）。“何纷纷”三字将攻城杀将、天下大乱的局面形象地表出。传云：“魏安厘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赵都）”，诗只言“围邯郸”，然而“益急”二字传达出一种紧迫气氛，表现出赵国的燃眉之“急”来。于是，与“魏王不救平原君”的轻描淡写，对照之下，又表现出一种无援的绝望感。
五至八句，写信陵君礼遇侯生。连用两个“愈”字，一是写出侯生的有意傲慢，二是写出魏公子的礼贤。“亥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门抱关者”两句，巧用原文，点化为对仗句。
赵魏唇齿相依，平原君（赵国贤公子）又是信陵君的姊夫。无论就公义私情而言，“不救”都说不过去。无奈魏王惧虎狼之强秦，不敢发兵。但诗笔到此忽然顿断，另开一线，写信陵君礼贤下士，并引入主角侯生。
“公子为嬴停驷马，执辔愈恭意愈下。亥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门抱关者。”信陵君之礼遇侯嬴，事本在秦兵围赵之前，故这里是倒插一笔。其作用是，暂时中止前面叙述，造成悬念，同时运用“切割”时间的办法形成跳跃感，使短篇产生不短的效果，即在后文接叙救赵事时，给读者以一种隔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感觉。信陵君结交侯生事，在《史记》有一段脍炙人口的、绘声绘色的描写。诗中却把诸多情节，如公子置酒以待，亲自驾车相迎，侯生不让并非礼地要求枉道会客等等，一概略去。单挑面对侯生的傲慢“公子执辔愈恭”的细节作突出刻画。又巧妙运用“愈恭”“愈下”两个“愈”字，显示一个时间进程（事件发展过程）。略去的情节，借助于启发读者的联想，得到补充，便有语短事长的效果。两句叙事极略，但紧接二句交代侯嬴身份兼及朱亥，不避繁复，又出人意外地详。“嬴乃夷门抱关者也”，“臣乃市井鼓刀屠者”，都是史传中人物原话。“点化二豪之语，对仗天成，已征墨妙”（赵殿成《王右丞诗集笺注》），而唱名的方式，使人物情态跃然纸上，颇富戏剧性。两句妙在强调二人卑微的地位，从而突出卑贱者的智勇；同时也突出了公子不以富贵骄士的精神。两人在窃符救赵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故强调并不多余。这段的一略一详，正是白石道人所谓“难说处一语而尽，易说处莫便放过”，贵在匠心独运。
九至十二句专写侯生，与首段呼应。以“献奇谋”，即策划窃符救赵及夺晋鄙军写出其智；以“向风刎颈”写出其义。末两句写得慷慨豪迈，感人颇深。
“非但慷慨献奇谋，意气兼将生命酬。向风刎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最后一段专写侯生，既紧承前段又遥接篇首，回到救赵事上来。“献奇谋”，指侯嬴为公子策划窃符及赚晋鄙军一事，这是救赵的关键之举。“意气”句则指侯嬴于公子至晋鄙军之日北向自刭事。其自刎的动机，是因既得信陵君知遇，又已申燕刀一割之用，平生意愿已足，生命已属多余，故作者着力表现这一点。末二句议论更作波澜，说明侯生义举全为意气所激，并非有求于信陵君。慷慨豪迈，有浓郁抒情风味，故历来为人传诵。二句分用谢承《后汉书》杨乔语（“侯生为意气刎颈”）和《晋书·段灼传》语（“七十老公复何所求哉！”）而使人不觉，用事自然入妙。诗前两段铺叙、穿插，已蓄足力量，末段则以“非但”、“兼将”递进语式，把诗情推向高峰。以乐曲为比方，有的曲子结尾要拖一个尾声，有的则在激越外戛然而止。这首诗采取的正是后一种结尾，它如裂帛一声，忽然结束，却有“慷慨不可止”之感，这手法与悲壮的情事正好相宜。
此诗写战国时隐者义士侯嬴献策救赵，慷慨捐躯的壮烈行为，热烈歌颂侯嬴和朱亥这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见义勇为的豪侠精神，也赞扬了信陵君能任用贤才的开明政治风度。
此诗把一个有头有尾的史传故事，择取三个重要情节来表现，组接巧妙、语言精炼、人物形象鲜明，代表着王维早年积极进取的一面。唐代是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扬眉吐气的时代，这时出现为数不少的歌咏游侠的诗篇，决不是偶然的。《夷门歌》故事新编，溶入了新的历史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