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把呜叫声当作动物的语言,所以听到反复不断的声音,就自然想象到那是在不断地诉说着什么,或要求着什么,把它想象成无休止的倾诉。杜甫在秦州的几个月,正是促织活动的时候。傍晚,清晨,特别是不眠之夜,大约都是在促织的鸣叫声中度过的。诗人久客在外,心情本来就很凄凉,被促织声一激,往往不禁泪下。这首诗,就是诗人当时忧伤感情的真实写照。
起句正面点明促织,以“甚细微”与第二句的“何动人”构成对比,衬托哀音的不同寻常。
三、四句和五、六句,在修辞上构成两对‘‘互文”。就是说:促织在野外草根里、在屋内床底下,总是鸣声不断;而不论在什么地方呜叫,总和不得意的诗人心情是互相接近的。听到它的叫声,长期客居外乡的人不得不流泪,再也无法安睡到天明;被遗弃的妇女或寡妇也在半夜里被哀鸣之声惊醒,陪着促织洒下泪水。这种“互文”格式的使用,用表面上的两层意思抒写了交互着的四层意思,能收到言简意缘的效果,是古代诗词中常用的修辞手法。
最后两句以“悲丝”、“急管”同促织的啼叫相比较,而以促织叫声“天真”、不受礼俗影响作结,把促织的哀音放在任何乐器的演奏无法达到的效果之上,把“哀音何动人”写到了极点,更加烘托出诗人的思乡愁苦之情。
金山在江苏镇江。宋时原本矗立在长江之中,后经泥沙冲合,遂与南岸毗连。山上之金山寺为著名古刹。作者在乾道三年(1167)三月中旬,舟过金山,登临山寺,夜观月色,江水平静,月色皎洁,如同白昼,此情此景,诗人心中生起无限的遐想和情思,于是写下了这首著名的词篇。
词的上阕描写雄丽的长江夜景。“江山自雄丽”二句,既写出江山雄伟、壮阔的气势,又点明夜间登临时的风露与春寒的感觉。“寄声月姊”二句,运笔不凡。“玉鉴”,指玉镜。词人置身于雄丽金山之中,驰骋着奇幻的想象:他对月倾吐心声;欲借用她那珍贵的玉镜来了望这美妙的景色。“幽壑鱼龙”三句,承上意而具体描绘登山寺所见的各种景象。也许是借助着宝镜的神威吧,词人的视角不仅能看到天上的无数星辰倒影在浩渺的江面上,随着微波摇动,山下的烟雾,一片迷漫,而且还能窥视躲藏在深水沟壑里的鱼龙在张口悲啸。晋书其意。“涌起”二句,由大江转写山景。“白银阙”借指金山寺。《史记·封禅书》说海山三神山“黄金银为宫阙”,《艺文类聚》卷六十二引作“黄金白银为阙”。苏轼游庐山作《开先漱玉亭》诗云:“我来不忍去,月出飞桥东。荡荡白银阙,沉沉水精宫。”写金山上开先禅院等建筑物在月下的奇妙景象有如仙山上的银阙晶宫,可以参读。“危驻”犹高驻,紫金山指金山。山在江中,寺在山上,亦如水中涌起。
下阕接前结山上意指,写词人在山头观月的遐想,由自然景象的描写转而抒发富有浪漫气息的感情。“表独立”三句,既是作者对自己的一幅素描画像,又是词人心胸的袒露。“表独立”化用屈原《九歌·山鬼》“表独立兮山之上”句意,表现出词人屹然独立在金山之巅的潇洒出尘的神态。“飞霞佩”,韩愈《调张籍》:“乞君飞霞佩,与我高颉颃。”这是在服饰上来描绘。
“切云”,古代一种高冠的名称。《楚辞·涉江》:“冠切云之崔嵬。”“漱冰濯雪”二句,承上进一层抒写自然外景沁入词人内心的感受。作者完全沉浸在如冰雪一样的月光里。感到整个世界是那么广阔洁净,又是那么深高幽远,似乎在万里之外的细微景物也能看得清楚。
“回首三山何处”三句,由上面不同凡俗的气象转而,引出古代传说中的三神山,即蓬莱、方丈、瀛洲。但这里不是李清照《渔家傲》词中“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的意象,而是把内心浓郁的感情移进虚拟的物象中,转化成心灵的情致创造出另一种美妙的艺术境界。词人说:听说神山上的群仙,一个个都在向我打招呼满面笑容地邀我去邀游那缥缈虚幻的世界。
最后二句分别化用李白《送友人》“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和韩愈《送桂州严大夫》“远胜登仙去,飞鸾不暇骖”的诗意。借写由不暇骖转化为骖鸾腾飞,登仙而去了。“翳凤”,以凤羽作华盖。“骖鸾”,用鸾鸟来驾车。词中结尾的虚拟与首起的实景,首尾照应,构成一个虚实相合、情景交融的整体。
陈应行在《于湖先生雅词序》中说:张孝祥“所作长短句凡数百篇,读之泠然洒然,真非烟火食人辞语。予虽不及识荆,然其潇洒出尘之姿,自然如神之笔,迈往凌云之气,犹可以想见也。”所谓“非烟火食人辞语”,大体都指这一类词作。但是这首词的艺术构思,独具一格。词人面对如此雄丽的江山、洁白的月色,心物感应由外在的直觉,渐渐地发展到内心的感受,相互渗透,从而创造出一种更为浪漫的飘然欲仙的艺术境界,显示出作者的奇特才气和旷达的心胸。
读罢此文,读者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鲁隐公作为一国之君,到棠地看看渔民怎样捕鱼,有什么了不得,也值得这位臧大夫大惊小怪,还要苦口婆心、掰开揉碎地讲那么多大道理?难道国君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考察和认识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必须把该历史现象放回到产生它的历史环境中去。臧僖伯之所以谏阻隐公到棠地观鱼,是因为隐公这一活动,不符合那个时代一个国君应该遵循并身体力行的行为规范。不符合,就会“乱政”;而屡屡“乱政”,就会导致国家的败亡。况且,隐公远离国都,到棠地观鱼,并非为了体察民情,更不是与民同乐,而仅仅是他本人的一种游乐活动。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敢对臧僖伯的谏言说一个“不”字,最后不得不以“吾将略地焉”为借口,坚持到那里寻乐去。
这篇谏辞的最大特点,是紧紧围绕着一个“礼”字展开劝谏,从观点到为阐明观点所举述的诸多理由及作为论据的事物和行为,都没有稍稍离开这个“礼”字。也就是说,没有稍稍离开制约当时国君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另一个也很明显的特点是,劝谏的缘起虽然是“公将如棠观鱼”,劝谏的直接目的也是阻止隐公“如棠观鱼”,但谏辞中对此事却不着一语。这不单单是婉言法,更重要的是,这种表达法反映出进谏者进谏的着眼点,并不在于隐公“如棠观鱼”这一具体行为,而是当时的整个礼制。如果隐公听了臧僖伯这番谏辞明白了“礼”对他的制约性,“如棠观鱼”这种“非礼”的事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