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诗中诗人运用了想象的表现手法，把繁星满天的夜空，想象成是点着无数街灯的天上街市，把空中的流星想象为牛郎织女提着灯笼在街上闲游，表达了诗人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理想社会的企盼之情。 全诗风格恬淡，用自然清新的语言、整齐的短句、和谐优美的韵律，表达了诗人纯真的理想。

　　题目本身就充满着神奇瑰丽的想象色彩，一开始就把人们引入一个想象的绮丽的境界。

　　第一节“明星”与“街灯”的视角相同，为全诗奠定了想象的基调由现实生活中的街市，联想到天上的街市，“街灯”与“明星”互喻，天上地下的美景相映生辉。

　　第二节写想象中的街市，与人间街市一样有店有物，但又比人间的“珍奇”，且富足无比。以“美丽”、“陈列”二词略加点染，衬托出天上仙境繁华迷蒙的背景，并用“缥缈”的似有若无，时隐时现来进一步唤起人们的想象。

　　三、四节写牛郎织女的幸福生活。如此“美丽的街市”、“珍奇”的“物品”，如果成为一系列静物陈设在那里，而没有人物在其间活动，则其妙不足。此二节中，诗人由静景转入动景的描绘，由“天河”引出“牛郎织女”的故事。民间神话传说中的牛郎织女，受王母怒责，每年仅有可怜的一次“七夕”之会，但在《天上的街市》中，诗人借助大胆的艺术想象来改造神话题材，以神话传说中的主人公作为抒发理想的对象，表达了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有情人终成眷属，在天上享受着美好的生活，骑着牛儿，提着灯笼，涉过银河，在美丽的天街闲游，“浅浅的天河”成了牛郎织女生活中的一道风景，永远“胜却人间无数”，永远令人心驰神往。诗人摒弃了牛郎织女的一切悲剧因素，把造成不幸的障碍化成美好生活的陪衬，给诗中的幻景罩上一层迷人的色彩。结尾“那怕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更是烛照全诗的点睛之笔，显得意味无穷。

　　王国维说，意境有“写境”与“造境”之别，即“写实”与“虚构”之别。此诗首节为写境，后三节为造境。优美的意境与主观抒情相结合，充分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望。美丽的天国与丑恶的现实相对照，特别是四个“定然”的运用，让人们更加向往诗人所讴歌的光明未来。此诗四节，每节二、四行押韵，每节都换韵，但读来自然流畅，故而多年来一直是诗歌朗诵的保留节目。

　　词精粹警拔，甘之如饴。上片四句，前两句写景，后两句抒情。写景清冷空寂，抒情韵悠意远。“路远人还远”前冠“因惊”，遂上精警拔俗之妙。所谓“人还远”，即人更远也，即心远也。与欧阳修“平荒尽出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用意想埒。只是欧词是从闺妇感受言之，柳词则以行人心会出之。俱可称俊语。

　　下片妙在后两句，前生有缘爱自可相期，是自慰语，也是祝祷语，更是期待语，语“愿天下有缘上都成了眷属”词异意同，它使全词拔高了一个音节，可堪细味。《全宋词》此词调名下唐圭璋括注一行小字曰：“案此首调名原作《瑞这股》，非，今按律改。”

　　这首送陈子华的词，写法特别。“北望神州路，试平章、这场公事，怎生分付？”突如其来地提出一个因北望中原而产生的问题，起势突兀，引人注目。

　　“记得太行山百事，曾入宗爷驾驭。今把作握蛇骑虎。”接着才指出问题的具体内容：即是该怎样对待沦陷区的义军。问题从南、北宋之际说起，当时的爱国将领宗泽为抗击金军，招抚了义军首领王善、杨进等人，他敢于招抚被人视为“寇盗”的义军，有能力“驾驭”他们，依靠他们壮大抗金的力量，所以宗泽声威大震，军民都敬重他，喊他为宗爷爷。宗泽在政治上、军事上采取正确的立场和措施，在抗敌方面收到了巨大的效果。

　　作者写这首词时，宗泽逝世已久，但在北方金人统治地区，仍有义军活动。其中红袄军力量最大，首领杨安儿被杀后，余众归附南宋，可惜朝廷不信任他们，把抗金民众武装看成是手上拿的蛇和跨下骑的虎，甩掉又不是，用又不敢用。作者送行的友人陈子华，他曾主张积极招抚中原地区的义军。他出知真州（治今江苏仪征），在公元一二二七年（宋理宗宝庆三年）四月，当时李全还未叛降蒙古。宋朝如果能够正确团结、运用义军的力量，抗金是大有可为的。所以作者送陈子华赴江北前线的真州时，要他认真地考虑这个关系国家安危存亡的重大问题。这里前二句歌颂宗泽正确对待义军，声威极大；后一句用《魏书。彭城王勰传》的典故，批判昏聩无能的投降派。两种不同的形象，形成鲜明、强烈的对照，笔力遒壮。“君去京东豪杰喜，想投戈拜真吾父。谈笑里，定齐鲁。”希望陈子华到真州要效法宗泽，使京东路（指今山东一带）的豪杰，欢欣鼓舞，做到谈笑之间，能够收复、安定齐鲁北方失地。既是勉友，更抒发自己延纳俊杰、收复河山的热切愿望，写得酣畅乐观，富于豪情壮志。

　　下片情感波澜起伏，一会儿奇峰突兀，一会儿陡转直下，沉郁凝重。“两淮萧瑟惟狐兔。问当年、祖生去后，有人来否？”面对当时现实：国土沦丧，人烟稀少，狐兔出入；父老长久盼望，然而看不到祖逖那样的志士。笔调跌宕，感情变为悲愤。“多少新亭挥泪客，谁梦中原块土？”说当时不但丧心麻木、公然卖国的投降派不想念中原，连以名流自命的士大夫们也没有意志去收复失地。笔调和前三句相同，用南宋统治区域的现实去补充前三句，进一步浓化前三句的感情。“算事业须由人做。”指出事在人为，不须颓丧，又转为充满信心的乐观，和上片的思想感情相呼应。单句回斡，陡然而来，戛然而止，这是词中表现豪迈之气的顶点。“应笑书生心胆怯，向车中、闭置如新妇。”用《梁书·曹景宗传》的典故，嘲笑书生气短，言外之意，也是希望陈子华要振作豪气勇于作为，似自嘲而实是勉励陈子华。“空目送，塞鸿去。”

　　以写送别作结。全词正面写送别，只有这两句话；又不直接写送人，却言写目送塞鸿并去，仍与北国河山联系在一起。既点题，又围绕全词的中心内容，有余味，有力量。

　　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都是敌视人民的力量，勇于对内，怯于对外。在这首词中，作者要陈子华正确对待义军，招抚义军，思想是进步的。他的词，发展了辛弃疾词的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雄放畅达，继承辛派的爱国主义词风，又有自己的风格。这首词气势磅礴，一气贯之，是名词的显著特色。立意高远，大处落墨，又曲折跌宕，不同于那些一味讲究直率的人。

　　吴大帝孙权葬蒋陵，亦称孙陵，在今南京市东北钟山（亦称蒋山）南麓。此诗系作者行经蒋陵凭吊吴亡而作。

　　吴末帝孙皓肆行暴虐，直弄得国将不国。公元265年（甘露元年）徙都武昌，以零陵南部为始安郡。公元266年（宝鼎元年）又以零陵北部为邵陵郡。十二月，又还都建业。据《汉晋春秋》载：“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与山冈连者以厌之。既闻（施）但反，自以为徙土得计也。使数百人鼓噪入建业，杀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以厌前气。”（《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这就是诗开头所说的：“昔在零陵厌，神器若无依。”“神器”者，帝位也，政权也。吴国的统治岌岌可危，孙皓的帝位摇摇欲坠。这种江河日下的形势，使诗人很自然地联想起吴国开基创业时的情形。想当年，汉室陵夷，群雄逐鹿，捷足先登，遂成三国鼎立之势。“掎鹿”，语出《左传·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汉书·叙传上》也说：“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掎之。”颜师古注：“掎，偏持其足也。”《汉书·蒯通传》更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后遂以“逐鹿”喻争帝位、争天下。“逐兔”，同“逐鹿”。《后汉书·袁绍传》引沮授曰：“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要争得天下，就必须不失时机，因势利导，夺取胜利。这就是所谓的“逐兔争先捷，掎鹿竞因机”。而在汉末群雄逐鹿的斗争中，孙坚父子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孙坚死后，孙策继承父业，猛锐冠世，志陵中夏，被封为吴侯，割据江东。但大业未就，即遇刺身亡，年仅二十六岁。孙策临死时，将弟弟孙权叫到跟前，对他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三国志·吴志·孙策传》）孙权继承父兄遗志，洪规远略，砥砺奋发，“遂割据山川，跨制荆、吴，而与天下争衡矣。”（陆机《辨亡论上》）三国鼎立，孙吴居一，而孙权就谋略功业而言，实远胜刘备。“伯道”，即霸道。“呼吸”、“叱咤”，极力形容孙氏父子的英姿雄风。《易·革》云：“君子豹变，其文蔚也。”疏曰：“上六居革之终，变道已成，君子处之……润色鸿业，如豹文之蔚缛。”豹变之略，虎视之威，正是对“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仲谋的赞词。“坐断东南”的孙权，以他的雄才大略，北拒曹魏南下之师，西挫蜀汉东犯之众，使两方都不敢小视东吴。据史载，公元222年（黄武元年），刘备率师伐吴，东吴大将陆逊率军迎敌，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逊大破之，临阵所斩及招
　　降俘虏蜀兵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最后绝命于永安宫。“长蛇衄巴汉”即指此。“长蛇”，有谓指吴而言，并引《左传·定公四年》“吴为封豕长蛇”为证，其实不然。这里的“长蛇”，非指吴，而是指蜀汉。陆机《辨亡论下》云：“故刘氏之伐，陆公（逊）喻之长蛇，其势然也。”可以为证。“骥马绝淮淝”，则指曹魏而言。据史载，公元224年（黄武三年）旧历九月，“魏文帝出广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引干宝《晋纪》云：“魏文帝之在广陵，吴人大骇，乃临江为疑城，自石头至于江乘，车以木桢，衣以苇席，加采饰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惮之，遂退军。”所以陆机说：“由是二邦之将，丧气摧锋，势衄财匮，而吴藐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请好，汉氏乞盟，遂跻天号，鼎峙而立。”（《辨亡论上》）孙权不愧为聪明仁智雄略之英主，在他统治时期，励精图治，吴国逐渐强大。所谓“交战无内御”，即指内部团结一致对外而言；所谓“重门岂外扉”，即指吴国疆土广大而言。

　　由“逐兔争先捷”到“重门岂外扉”十句，作者极力渲染吴主之英明雄武，吴国之强大巩固，有声有色，气势磅礴。而到“成功举已弃”，陡地一转，以极精炼的语言写出吴之由盛而衰的转变，功败垂成，其关键就在孙皓时期。“凶德愎而违”，即指孙皓而言。“愎违”，愎谏违卜的省称，语出《左传·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由于晋惠公背施无亲，意气用事，不纳谏言，不听卜辞，终于招致失败，被秦国俘掳。晋大夫庆郑曰：“愎谏违卜，固败是求，又何逃焉？”孙皓同晋惠公一样，刚愎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终于导致吴国的灭亡，使父祖基业毁于一旦。正如皓从弟孙秀说的那样：“昔讨逆（指孙策）弱冠以一校尉创业，今后主举江南而弃之，宗庙山陵，于此为墟，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水龙忽东骛，青盖乃西归”二句，就是具体描写孙皓穷迫归降时的情景。“水龙”，系指晋朝的水军。晋武帝谋伐吴，遂令益州刺史王浚于蜀大造船舰，准备东伐。时吴有童谣曰：“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阿童为王浚小字。晋征南大将军羊祜以为伐吴必藉上流之势，故借谣言而表荐王浚为龙骧将军，留监梁益诸军事。王浚在蜀大造舟船，木片蔽江而下，吴建平太守吾彦取江中木片以呈孙皓，并说：“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江。”而孙皓不听。公元280年（晋太康元年）旧历三月，王浚率舟师东下，直抵吴都建业之石头，孙皓惊恐失措，面缚舆榇而降，举家西迁，送至洛阳，赐号归命侯。这就是所谓“青盖乃西归”。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据干宝《晋纪》载：“陆抗之克步阐，皓意张大，乃使尚广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颐》，对曰：‘吉。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窥上国之志。”（《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庚子岁，即太康元年。原来孙皓狂妄地以为他会灭晋而入洛阳的，想不到反做了亡国之君，被押送洛阳。

　　以上十六句，历述吴之盛衰兴亡，不啻一篇《辨亡论》，故偏重史实的叙述。此下十句，则就吴亡抒发个人的感慨。作者行经孙氏陵，距离吴亡已二百多年，年深日久，风蚀雨淋，墓碑上的文字已被苔藓侵蚀得难以辨认，荆棘丛生，几至吴大帝陵的位置也难以确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只有飞莺在山间悲鸣，淡月在空中残照，陵墓中的一切陪葬品大概已不复存在了。念昔日之叱咤江左，睹今日之寂寞荒凉，不能不使人伤感。吴汝纶说：“此殆伤齐亡之作，黍离麦秀之思也。”（《古诗钞》卷五）其实，凭今吊古伤心泪，不必定指哪一家。前事之失，后事之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苟能如此，亦已足矣！

　　从《周颂·良耜》诗中，已经可以看到当时的农奴所使用的耒耜的犁头及“鎛（锄草农具）”是用金属制作的，这是了不起的进步。在艺术表现上，这首诗的最大特色是“诗中有画”。

　　全诗一章到底，共二十三句，可分为三层：第一层，从开头到“黍稷茂止”十二句，是追写春耕夏耘的情景；第二层，从“获之挃挃”到“妇子宁止”七句，写眼前秋天大丰收的情景；第三层，最后四句，写秋冬报赛祭祀的情景。

　　诗一开头展示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春耕夏耘的画面：当春日到来的时候，男农奴们手扶耒耜在南亩深翻土地，尖利的犁头发出了快速前进的嚓嚓声。接着又把各种农作物的种子撒入土中，让它孕育、发芽、生长。在他们劳动到饥饿之时，家中的妇女、孩子挑着方筐圆筐，给他们送来了香气腾腾的黄米饭。炎夏耘苗之时，烈日当空，农奴们头戴用草绳编织的斗笠，除草的锄头刺入土中，把荼、蓼等杂草统统锄掉。荼、蓼腐烂变成了肥料，大片大片绿油油的黍、稷长势喜人。这里写了劳动场面，写了劳动与送饭的人们，还刻画了头戴斗笠的人物形象，真是人在画图中。

　　在秋天大丰收的时候，展示的是另一种欢快的画面：收割庄稼的镰刀声此起彼伏，如同音乐的节奏一般，各种谷物很快就堆积成山，从高处看像高高的城墙，从两边看像密密的梳齿，于是上百个粮仓一字儿排开收粮入库。个个粮仓都装满了粮食，妇人孩子喜气洋洋。“民以食为天”，有了粮食心不慌，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这可说是“田家乐图”吧！

　　另外，这首诗用韵或不用韵，依据内容的需要而作灵活处理，也是它的一大特色。“畟畟良耜，俶载南亩”，开头两句都用韵，“耜”“亩”叶之部韵。接着“播厥百谷，实函斯活”两句，却是无韵句。“或来瞻女，载筐及筥，其饟伊黍”三句描写妇女、孩子到田间送饭，句句用韵，“女”“筥”“黍”叶鱼部韵，节奏明快。“其笠伊纠，其鎛斯赵，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这五句写夏日耘苗的情景，句句用韵，“纠”“赵”“蓼”、朽”“茂”是幽宵合韵，节奏也明快。“获之挃挃，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妇子宁止。”这七句描写秋天农业大丰收情景，除“其崇如墉”一句不用韵外，其余句句用韵，“桎”“栗”“栉”“室”叶质部韵，“盈”“宁”叶耕部韵，同样节奏明快。最后四句，除中间两句“角”“续”叶屋部韵外，其余两句均无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