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诗人与王维等同游蓝田辋川时所作,王维有《过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感化寺”,故址在今陕西蓝田县。
“不远灞陵边,安居向十年。”首句点明禅院位置,暗示昙兴上人远避闹市、静居山林的品德。“灞陵”,汉文帝陵墓,在西安市东郊,与蓝田相接,灞水从此流过,风景十分优美。昙兴上人山院并不在灞陵,但作者有意指出“灞陵边”,旨在从总体上勾画禅院优美的地理位置。次句引出昙兴上人,他于此安居习禅,远避尘世,将近10年,足见他雅洁高爽的情怀。首二句人地双关,看似率易,但平中见奇、直中见曲,自然逗起下文。
“入门穿竹径,留客听山泉。鸟啭深林里,心闲落照前。”切合 “游”字,逐层描绘山院清幽雅静的风景。进入禅院,但见丛竹阴翳、竹间曲径回绕,幽趣逸人。黄昏,殷盛的主人留下客人在院中共坐,静听山泉。此时,落日斜照,空旷的树林中洒满晚霞,鸟雀在林间自由飞翔,时而发出清脆欢快的啼鸣。鸟鸣声与远处的山泉声相交映,使山院显得格外幽静恬美,人置身其间也觉得十分闲逸。这四句笔法变化有致: “留客”句,景中有人,它包含了宾主洒脱闲逸的情趣,与凡俗留客宴饮形成鲜明对照,表现了一种淡雅淳朴的人生境界; “鸟啭”句以动显静,与王维“月出惊山鸟, 时鸣春涧中”同一境界; “心闲”句,以物观我,借鸟之闲映衬自己情之闲、心之淡,表现出一种心静神怡、物我一体的禅趣。作者通过这种灵活多变的笔法,勾画了他们游寺的基本内容,显示了诗人的感情倾向。
“浮名竟何益,从此愿栖禅。”点明游山寺的主旨。从前六句的描写中可以看到,诗人一开始即以一种羡慕的心情去感受禅院的一切,院中的竹径、远处的山泉、林间的飞鸟、天边的落日,对他都那样亲切、那样自然,使他对尘世的一切都产生了厌恶和幻灭感,人间的功名算什么呢? 除了劳生伤神还有何益? 在禅院中诗人仿佛摆脱了一切心理束缚,找到了一个自由纯真的自我。诗人悟了、超脱了,终于说出了心中的宿愿—— “从此愿栖禅”。
全诗笔法细腻,景致幽雅,情趣生动,意脉贯通,堪与王维诗相匹。
全诗八章,可分五层。首章为第一层,先兴比,后议论,开门见山,倡明主题。“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兴中有比;而诗人以常棣之花喻比兄弟,是因常棣花开每两三朵彼此相依而生发联想。“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这寓议论于抒情的点题之笔,既是诗人对兄弟亲情的颂赞,也表现了华夏先民传统的人伦观念。上古先民的部族家庭,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在他们看来,“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颜氏家训·兄弟》)。因而,比之良朋、妻孥,他们更重兄弟亲情。钱钟书在《管锥编》)中,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更深刻揭示了《小雅·常棣》主题的历史文化根源。
二、三、四章为第二层。诗人通过三个典型情境,对“莫如兄弟”之旨作了具体深入的申发,即:遭死丧则兄弟相收;遇急难则兄弟相救;御外侮则兄弟相助。这可能是历史传说的诗意概括,也可能是现实见闻的艺术集中。这三章在艺术表现上也颇有特点。事例的排列由“死丧”、“急难”到“外御”,从而由急而缓、由重而轻、由内而外,构成一个颇有层次的“倒金字塔”,具有强烈而深远的审美效果。其次,采用对比手法,把同一情境下“兄弟”和“良朋”的不同表现加以对照,更见出兄弟之情的诚笃深厚。“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又更深一层:即使兄弟墙内口角,遇到外侮,也会不假思索一致对外。“阋于墙”与“外御其务”,两句之间没有过渡,情绪和行为的转变即在倾刻,有力表现出手足之情出于天然、发自深衷。由转折手法构成的这一典型情境,因表现了最无私的兄弟之情,成为流传至今的典故成语。
第五章自成一层。如果说,前面是诗人正面赞颂理想的兄弟之情,这一层则由正面理想返观当时的现实状况;即由赞叹“丧乱”时的“莫如兄弟”,转而叹惜“安宁”时的“不如友生”。“虽有兄弟,不如友生”,这叹惜是沉痛的,也是有史实根据的。西周时期,统治阶级内部骨肉相残、手足相害的事频频发生。《常棣》的作者,是周公抑或召穆公,尚难定论;但有一点可肯定,诗人的叹惜是有感而发的,且有警世规劝之意。不过,这是在宴饮的欢乐气氛中所唱之诗,因此,在短暂的低沉后,音调又转为欢快热烈。
六、七章为第四层,直接描写了举家宴饮时兄弟齐集,妻子好合,亲情和睦,琴瑟和谐的欢乐场面。第七章“妻子”与“兄弟”的对照,包含了诗意的递进:“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而“兄弟既翕”,则“和乐且湛”。诗人似明确表示,兄弟之情胜过夫妇之情;兄弟和,则室家安,兄弟和,则妻孥乐。末章承上而来,卒章显志。诗人直接告诫人们,要深思熟虑,牢记此理:只有“兄弟既翕”,方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兄弟和睦是家族和睦、家庭幸福的基础。明理规劝之意,更为明显。
这首诗在写作手法上属于借题发挥,即借用石门长老的形象,抒发作者忠于朝庭、希望得到朝庭的理解和重新起用,而长期被冷落的悲愤失望的心情。
诗的首句通过“石门长老”的形象,引出作者往事如梦的感慨;第二句借“旃檀”的形象,说明官场新贵们的得势。三、四句再借“石门长老”之言,说明江山易主、改朝换代、作者的忠心无人理解,等待重新起用已经无望。五、六句以“石门长老”的形象和自白,慨叹人生易老和作者生平抱负的落空。“忘机”,就是已经“无意苦争春”。“贪爱都忘”,就是心的颓丧,不再有理想与追求。七、八句是诗的尾联,也是对全诗的总结。这两句通过对“东轩”外春日景色的描写,抒发了作者类似于“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感慨。作者以青春年少成名,并被委以朝廷重任,当年的意气风发可想而知。
“雉皆飞”含有一个典故,由乐府琴曲《雉朝飞》变化而来:“春秋时,卫侯女出嫁齐太子,中道闻太子死,傅母(女官名)仍然劝她去处理丧事。丧毕不肯归,终死于齐。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于冢上放之,忽二雉出墓中。傅母托雉曰:‘女果为雉也?’言未毕,雉俱飞而起,忽然不见。傅母悲痛,援琴作操,故曰《雉朝飞》。”也有人说:“《雉朝飞》为齐处士伤无妻之作。”柳宗元早年丧妻,来永州之后,母亲和女儿先后病逝,所承受的人生变故如同“屋漏偏遭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这种打击与悲痛可想而知。他被贬职后闲居永州,这期间江山易主,官场易人,新贵层出不穷,而且无不趋炎附势,对柳宗元等“俟罪”的闲官不屑一顾,或者颐指气使;更有一帮小人,经常散布一些流言蜚语,和莫须有的诬陷之辞。因此,诗人尽管悲愤交加,却不能在诗文中明明白白地流露出对朝廷的怨恨心情,只好运用巧妙的写作手法,通过“戏题”一诗,表面上是在劝戒石门长老,不要用老迈哀伤的心情,来观看东轩之外春意盎然的景色,以免触景生情,更加伤心;实际上是在劝慰自己,要忍辱负重,不与官场新贵们攀比,索性闭目塞听,让火热的心彻底地冷却,以免受到更大的伤害。
整首诗,以一个衰老、冰冷、绝望的外表,包容了一颗充满激情、火热和突突跳跃的心。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冰与炭的不可调和,最终决定了这位大才的悲剧命运。
桃花坞里,金阊遗迹足千秋。风流才子唐伯虎,从小便有着非凡的才气,在绘画、诗文方面都有优秀的造诣。弘治十一年,中解元,才华横溢的他仿佛已经看到了未来的进士之路。偏偏造化弄人,弘治十二年,卷入徐经科场舞弊案,坐罪入狱。遭此打击的唐寅,坚决不再做官,回到家乡,靠卖画维持生活。
“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前二句一连用了四个“不”,写诗人在摒弃功名利禄之后的有所不为。“不炼金丹不坐禅”,即不学道,不求佛。唐伯虎是一个不肯趋炎附势,但又并不放弃世俗生活快乐的漂泊者,读者对他“高楼大叫秋觞月,深幄微酣夜拥花”的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不妨批判,但对其作为封建礼教的叛逆者那点精神是应予肯定的。“不炼金丹不坐禅”,大有“子不语怪力乱神”意味。“不为商贾不耕田”,则是不事人间产业。“不为商贾”是不屑为;“不耕田”是不能为,即孔夫子所谓“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也。四个“不”一气贯注。语极痛快干脆。
“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唐伯虎可以自居的头衔是画家,其画与祝允明、文徵明齐名。他不慕荣华,不耻贫贱,以鬻文卖画、自食其力为荣。“闲来写就青山卖”是非常值得敬佩的,这是从事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应有的豪言壮语,能“写青山”而“卖”之,自有可参造化之笔,此为实话,亦自负语。假清高的人往往以卖画讨润笔为可羞,殊不知这是卖知识产权,和写文章“拿稿酬”一样的天经地义。所以作者敢于大呼:“谁来买我画中山!”这样挣来的钱花着舒心。由此,诗人又反跌一意:“不使人间造孽钱!”这一笔尤其显得豪迈。一竹竿打一船人,一切的巧取豪夺、贪污受贿、投机倒把、偷盗抢劫、诈骗赌博……而获得的非法收入,得之即“造孽”,花之亦“造孽”,“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而已。此句足使人深长思之。
这首诗描写了作者心中淡泊名利、专事自由读书卖画生涯之志。诗中平铺直述,开门见山不仅表明出唐寅自命清高的处世态度,还反映出他那不羁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