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忆欢游无计奈，除却且醉金瓯。醉了醒来春复秋，我心事、几时休。
我忆欢游无计奈，除却且醉金瓯。醉了醒来春复秋，我心事、几时休。
这首诗是鲍照赠朋友诗中的代表作。由于通篇用“比”体，虽是一般古诗，却有着浓郁的乐府民歌气息。自汉魏以来，在文人作家所写的古诗中，这一首还是很有创造性的。
全诗十二句，每四句一节，共三节。“轻鸿”四句写与傅都曹志趣相投，亲切订交。“风雨”四句，写两人分手惜别时情景。“落日”四句，设想别后离愁，并写自己看不到出路的苦闷。从结构看，并无什么大的起伏波澜，只是闲闲说起，怅怅结束。然而感情深挚，思绪万千，体现了诗人一腔孤愤。
全诗以“鸿”喻傅都曹，以“雁”自喻，此甚易知。但郑玄《毛诗笺》：“小曰雁，大曰鸿。”古人往往以鸿鹄并称而以凫雁对举，鸿鹄象征清高，凫雁则迹近微贱，可见此诗一开头便有扬傅而抑己的倾向，显得傅尊而己卑。而在“鸿”字上，诗人更着一“轻”字，“轻”自然有可能轩翥于高空；而在“雁”上却用了一个“孤”字，“孤”者，离群索居，寂寥无侣之谓。而“戏江潭”与“集洲沚”，一则高翔遨戏，一则独自幽栖，不仅动静不同，抑且有得意与失志之分。这两句看似客观描述，实已两相对照，说明彼此命运若云泥之悬殊。不过当二人无心邂逅，却又过从甚密，两两相亲。“邂逅”句表面上似平铺直叙，实际上已隐含一层转折；而第四句“缘念共无已”则又深入一层。“缘”者缘分，“念”者思念，“无已”，无终尽之谓。夫缘分无终尽，思念亦无终尽，非但作者对傅“缘念无已”，即傅对作者亦复如是，此正所谓“共无已”。这两句本写双方交谊笃厚，情深意惬，却以极平淡之笔出之，仿佛毫不着力。这就叫举重若轻，好整以暇。
第二节第一句“风雨好东西”，颇费解。钱仲联先生《鲍参军集注增补》引张玉谷《古诗赏析》云：“言遭风雨而东西分飞也。”则“好”字无着落。钱增补云：“按，‘风雨’句‘好’字去声。语本于《尚书·洪范》：‘星有好风，星有好雨。’《伪孔传》：‘箕星好风，毕星好雨。’孔颖达《正义》：‘箕，东方木宿。毕，西方金宿。’”按：钱所引证皆是。“好”与“善”无论为形容词、名词或动词，皆属同义。如言“好谋善断”，即善谋善断也。《洪范》之意，盖言东方箕星善于引起刮风，西方毕星善于招来下雨。鲍照此句则近于倒装，言东方之星善风，西方之星善雨，风雨方向不一，则鸿与雁亦随之不得不分飞两地，故下文紧接“一隔顿万里”，“顿”者顿时、立即之谓。语近夸张，故情弥激切。且人在相聚时每当境不觉，及别后追思，则有不可骤得之感。所以作者此处乃把笔锋掉转，“追忆”二句盖设想别后回忆当初同在一处“栖宿”之时（闻人倓《古诗笺》引《禽经》：“凡禽，林曰栖，水曰宿），则‘心耳’之间充满了彼此的‘声容’“。这里流露别后互相思念之情已溢于言表，却全从侧面虚写，文势虽小有跌宕，仍不显得着力。如果反复咏叹，自会觉得一往情深。谢灵运写情，多从内心矛盾曲折处进行峭硬的刻画，不深思冥索不易体会；而鲍照则多以自然平淡出之，仿佛古人说的“有若无，实若虚”。但鲍诗写情多发自肺腑，稍加咀嚼，便回味无穷。
最后四句，乍看全是景语，实则句句抒情。“落日”本身就是孤寂的象征，因日落而川渚生寒，则孤寂中带出了凄凉萧瑟的苦味。“愁云”句明点“愁”字，而“愁云”竟多得“绕天起”，则愁之不得解脱可想而知。“短翮”句以雁之不能高翔远引喻己之窘迫局促，说明诗人的处境是多么使他苦恼。“徘徊”句乃找不到出路的最形象的描写。试想万里晴空，鸿雁高飞，该是多壮观的景象；而今却徘徊于烟雾迷茫之中，会感到透不过气来，这真是悲剧性的场面了。好友远别，满腹心事再也无人可以倾诉，因赠别而自伤身世，从诗人构思的逻辑性来看，也是很自然的。全诗在戛然而止之中有着情韵不匮的余味，令人叹服。
这篇百字短文记述了齐桓公在会晤诸侯时接受周襄王赏赐祭肉的一个场面。粗读似乎平淡无奇，细品则觉别有滋味。
依据周朝的规矩，“胙”是不应赐给异姓诸侯的，并且诸侯受赐必须“下拜”。周襄王却破例赐给齐侯“胙”并传令免去“下拜”之礼。这是为什么?齐桓公虽已年迈功高，且当着众诸侯的面，坚持要“下拜”受赐，绝不违礼法，又是为什么?文章围绕“下拜”二字，一波三折，既反映了周王室的衰微，也反映了当时还普遍存在尊周意识。
周襄王对齐侯的特殊礼遇，不无讨好巴结之嫌，企盼霸主尊周，以维持周王室的生存与面子。他未必不觉屈辱、难堪，心中酸苦唯有自知。齐桓公为春秋五霸之首，这时已任诸侯盟主数十年，功高年迈，傲视群雄，称霸中原。周天子在他心目中未必有多大分量。但他在接受周天子赏赐时却表现出受宠若惊、诚惶诚恐的情态，非但谦恭有礼，甚至近于肉麻。与其说他的言行带有矫揉的成分，毋宁说他的表演相当成功。霸主尊周，固然是给周王室面子，而他表演的真正目的，则是给在场与不在场的诸侯看，借周天子的名号，使自己的霸权合法化。挟天子以令诸侯，他是后世曹孟德一类奸雄的祖师爷。
《左传》刻画人物，往往着墨不多，很少客观地描绘，而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表现人物性格。本文写齐桓公只有一段话、一套程式化动作，却把一个雄才大略、老谋深算的形象刻画得形神毕肖。
附带说一句，《左传》作者评价历史人物的准则与当时儒家“尊王”的宗旨是一致的。所以文章在平稳朴实中仍可见到作者对齐桓公的赞许。
所谓“形胜地”，指的是“锦水居止”内外的形胜之地。就成都草堂本身的形胜看；它位置在“万里险西”与“百花潭北”之间，这一方面令人发思古之幽情，“万里之行，始于今日。”诸葛亮对费祎的送行辞似乎言犹在耳。另一方面勾起对民间习俗的雅兴，在四月十九日那天，成群的男女老少，来往于浣花溪边，尽情游宴。草堂的“柴门”前是不是停泊过东吴的客船，那“面水层轩”有没有反映着西山的雪影，看看那些“经霜老树”：童童青盖的“倚天柟树”、浓荫铺地的桤木、疏柯昂藏的苍松，等等，莫不洋溢着豪纵自然的风光和峻峭挺拔的气势。
其实，对草堂形胜的描绘，杜甫写《怀锦水居止二首》之前，曾推出一个特写镜头，即《绝句三首》其二云： “水槛温江口，茅堂石笋西。移船先主庙，洗药浣花溪。”王嗣奭说： “言草堂形胜，又思留住。”仇兆鳌亦说： “见成都形胜，而仍事游览也。”可见这块形胜之地，很值得“居止”。不过，在这诗里，王嗣奭也有未弄清之处： “但温江在成都西五十里，水槛亦不相及，不解所谓”（《杜臆》卷之六）。其所以“不解”，就在于他见木不见林，只看到草堂形胜，没有看到与之相连属的其他形胜之地。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杜甫具有“视通万里”的创作本领，善于在相距遥远的此岸与彼岸之间牵线搭险，塑造一个又一个的立体浮雕。这里，诗人巧妙地不仅把草堂形胜与成都形胜挂钩，同时又与蜀中一些形胜之地连在一起。水槛与温江相距不过“四五十里”，而“锦水居止”与之“相及”的就更加辽阔了： “西山白雪”与“锦城曛黄”遥遥相映， “巫峡水”与“锦江波”千里来相会。这是绝妙的蜀中形胜图。杜甫之所以念念不忘这些“形胜地”，其一的首二句揭示了严峻的重大因素。玄宗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后，唐代的历史由统一进入了分裂的时期。在这时期里，一些怀有野心的地方官吏，利用他们的地位，形成封建割据势力。这些地方割据势力，与朝廷之间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各种矛盾，带来了大大小小的战乱不息，使人民处于一场浩劫之中。蜀中也不例外。
前人多认为：杜甫因崔旰乱蜀而怀思草堂。这是不错的。不过，倘若从诗中提到的“军旅”、“天险”、“雪岭”、“锦城曛黄”等句看，所谓“风尘战伐多”，显然不仅针对崔旰之乱而言，可以说此句概括了杜甫入蜀后所遭遇的各种战乱，似乎更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实际。例如，宝应元年（762年）年诗人在成都草堂写道： “戎马交驰际，柴门老病身。”“江边踏青罢，回首见旌旗。风起春城暮，高楼鼓角悲。”广德元年（765年）十月在阆州写道： “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街唯见哭，城市不闻歌。漂梗无安地，衔枚有荷戈。官军未通蜀，吾道竟如何。”永泰元年（765年）在云安写道： “万国皆戎马，酣歌泪欲垂。”“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射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尤其值得注意的，跟《怀锦水居止二首》同时同地所作的《将晓二首》其一云： “巴人常小梗，蜀使动无边。”《杜诗详注》引黄鹤说：“‘巴人常小梗’，谓上元间，剑南东川节度兵马使段子璋反，伏诛。宝应初剑南西山兵马使徐知道反，伏诛。明年剑南西山兵马使崔旰反，杀成都节度使郭英义。”所谓“常小梗”与“战伐多”，正是同一含义的不同说法。此外，“常小梗”的“梗”，还应包括吐蕃。据《唐书·郭正一传》：“高宗召群臣问所以制戎？正曰：‘吐蕃旷年梗寇，师数出；坐费粮赀。”梗寇指强悍的吐蕃，所以赵次公解释“天险”为“忧吐蜀能犯蜀之险也”，解释“雪岭”为“吐蕃中山”（《九家集注杜诗》）。它是有一定依据的。观此可知，那些形胜之地面临如此频繁的各种战乱，使诗人牵肠挂肚。 “雪岭白”和“锦城黄”在诗人心灵上投下浓重的阴影。
杜甫对草堂有过多次的怀念。避乱梓州时，他深恐草堂遭到焚毁，焦虑着绿竹和小松难以成长；一旦战乱稍有平息，便在重返草堂途中，想象着如何过几天安定的生活。而这最后一次在云安的怀念，又比前几次的怀念内涵更加深刻得多；诗人似乎察觉到：日趋没落的唐帝国，对混乱的地方割据势力，已经难以控制了。蜀中“形胜地”无日不在战乱中受到严峻威胁。 “回首”固然“茫茫”，深重的灾难却依然蔓延。杜甫对草堂的怀念，不仅仅是对个人“居止”的依依眷恋，同时是对其他形胜之地的衷心爱护，这是诗人从另一角度来倾吐他一贯忧国忧民的深切情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