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作者初到夔州（治今重庆奉节）时的一首咏怀诸葛亮的诗，写于大历元年（766）。“八阵图”，指由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种阵势所组成的军事操练和作战的阵图，反映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三国鼎立你建立了盖世功绩，创八阵图你成就了永久声名。
这两句赞颂了诸葛亮的丰功伟绩。第一句是从总的方面来写，说诸葛亮在确立魏蜀吴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的局势的过程中，功绩最为卓绝。三国并存局面的形成，固然有许多因素，而诸葛亮辅助刘备从无到有的创建蜀国基业，应该说是重要原因之一。杜甫这一高度概括的赞语，客观地反映了三国时代的历史真实。第二句是从具体的方面来说，诸葛亮创制的八阵图使他声名卓著。对这一点古人曾屡加称颂，而杜甫的这句诗则是更集中、更凝练的赞颂了诸葛亮的军事业绩。
这两句诗在写法上用的是对仗句，“三分国”对“八阵图”，以全局性的业绩对军事上的贡献，显得精巧工整，自然妥帖。在结构上，前句劈头提起，开门见山；后句点出诗题，进一步赞颂功绩，同时又为下面凭吊遗迹做了铺垫。
“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这两句就“八阵图”的遗址抒发感慨。“八阵图”遗址在夔州西南永安宫前平沙上。据《荆州图副》和刘禹锡《嘉话录》记载，这里的八阵图聚细石成堆，高五尺，六十围，纵横棋布，排列为六十四堆，始终保持原来的样子不变，即使被夏天大水冲击淹没，等到冬季水落平川，万物都失故态，唯独八阵图的石堆却依然如旧，六百年来岿然不动。前一句极精炼地写出了遗迹这一富有神奇色彩的特征。“石不转”，化用了《诗经·国风·邶风·柏舟》中的诗句“我心匪石，不可转也”。在作者看来，这种神奇色彩和诸葛亮的精神心志有内在的联系：他对蜀汉政权和统一大业忠贞不二，矢志不移，如磐石之不可动摇。同时，这散而复聚、长年不变的八阵图石堆的存在，似乎又是诸葛亮对自己赍志以殁表示惋惜、遗憾的象征，所以杜甫紧接着写的最后一句是“遗恨失吞吴”，说刘备吞吴失计，破坏了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根本策略，以致统一大业中途夭折，而成了千古遗恨。
当然，这首诗与其说是在写诸葛亮的“遗恨”，无宁说是杜甫在为诸葛亮惋惜，并在这种惋惜之中渗透了杜甫“伤己垂暮无成”（黄生语）的抑郁情怀。
这首怀古绝句，具有融议论入诗的特点。但这种议论并不空洞抽象，而是语言生动形象，抒情色彩浓郁。诗人把怀古和述怀融为一体，浑然不分，给人一种此恨绵绵、余意不尽的感觉。
这首词是作者在秋夜送别友人的词，是一首集合多种秋景融入秋心的小词。词虽欠含蓄，但天然绝妙。词的上片重在写景，下片由景入情。全词对友感情真挚，和友离别充满了惆怅之情。上片以情写景，情景交融。下片由秋景来抒情，不忍和朋友离别。
“怅望浮生急景，凄凉宝瑟余音”：惆怅底想着人生如浮云，来去匆匆之情景，听见琴瑟之音也是满耳凄凉。
“楚客多情偏怨别，碧山远水登临”：和朋友之情非常深厚，怨恨朋友之间的离别，在分别之际，一起登上青山眺望河水。
“目送连天衰草，夜阑几处疏砧”：眼看着朋友消失在茫茫原野，在静静的夜里传来了零星的声音。
“黄叶无风自落，秋云不雨长阴”：满眼是秋天萧条景象，黄叶零星飘落，天不下雨却是阴沉沉的，让人心情忧郁。
“天若有情天亦老，摇摇幽恨难禁”：“天若有情天亦老”是历来诗人常引用的诗句，出自于唐诸王孙李长吉遂作《金铜仙人辞汉歌》。歌曰：“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写得悲悲切切，感人尤深。此词也是送客，悲悲切切之情一炉无遗。上天若有和我一样的感情，也会有我这样的情感衰落，和朋友分别，飘飘荡荡的隐隐之恨，怎么能禁得住啊。
“惆怅旧欢如梦，觉来无处追寻”：忧郁的想起我们以前高兴的情景，等我一觉醒来，再到哪里去寻找呢？
上片“怅惘浮生急景”，一“浮”一“急”，铺垫了下文的感情色彩。“宝瑟余音”，呼应了“凄凉”二字。通篇两处“怅”字，尽显怆情，而上片尤以末句“目送连天衰草，夜阑几处疏砧。”为妙。下片中“黄叶无风自落，秋云不雨常阴”可谓千古佳句。以两种自然景物的变化不仅显出秋天的悲怆之情，“自”字，更写出了悲伤的不由自主。末句“惆怅旧欢如梦，觉来无处追寻。”可呼应首句“浮生急景”，将一生的悲欢离合演绎得如一幕幕场景，仿佛梦幻的片段浮现，若隐若现。一个“觉来”后的空荡，将“惆怅”表现地淋漓尽致。
这是一首颇有新意的离别诗，一首贮满友情和才情的诗歌。
诗一开首，先夸对方的才情。好友殷淑“秀色”江南，“风流”无比，真像才貌双全的殷仲文再生。诗人以“送别”为这首诗诗情的触发点，却未吐离情别绪，反倒特写好友的才华，颇有离题之嫌。其实，其妙需要推敲。首先，写才情是为了突出友情。不平凡的才华和“独立扬清波”的傲岸不羁的性格是双方彼此深入了解并引为同调、至交的不寻常友谊的纽带。友情来自才情，来自相互吸引。其次，友情的深厚引起刻骨铭心的离情之苦：好友一去，知音难觅，还有谁能如此理解和慰抚自己。因此，诗人开头用了曲笔，看似曲折绕远写来，其实却把诗人离别时复杂的痛苦心情含蓄而细腻地表达出来。这样写绕了个弯子，为诗人情感蕴集、积聚做了铺垫。
诗中间直抒离情。诗人描绘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送别场面，引出一幅“五松山月夜送友图”。诗人送友精心选择了月夜五松山这典型环境是颇具匠心。清幽的五松山是美的，月夜的五松山更是妩媚。而一对好友身临其境，勾起漫步山麓，谈诗论文，长啸抒怀，高歌述志的美好友情的回忆。酒、月是诗人李白诗中的宠物。而今五松惜别，诗人又借酒、月写景抒情，颇见奇效；好友举杯话别，“别语缠绵不成句”（黄大临《青玉案》）；临别痛饮，对月把酒而歌《白云》；醉不成欢，颓然相对而离情油然而生，坐看月落，别情依依，难舍难分……这幅诗人精雕的“送友图”，景情相生、相融。
尾句“连峰郁嵯峨”除加重了万山阻隔的别离痛苦的沉闷气氛外，还巧妙地抒发了诗人长期怀才不遇的抑郁心情。“抚酒惜此月”，借酒、月过渡，巧妙自然；借月色流光之喻，发时光飞逝、壮志不遂之牢骚，画龙点睛。
这首诗诗首以夸好友才情为开始，结尾以自己才情无法施展结穴点题，令全诗主旨豁然显露。
这首诗被后人称为汉末的实录，是一首反映现实的史诗。它反映了自初平二年（190年），关东各郡将领起兵讨伐董卓，直到建安二年（197年）袁术在淮南（今安徽寿县）称帝这八九年间的重大纷繁的历史事变和社会面貌。重点写各路军阀以讨伐董卓为名而拥兵自重，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形成新的割据局面，从而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开篇'由义而动'到自相残杀的记叙，表现了诗人英明的政治洞察力，对上层军阀的内讧以及对下层将士、百姓痛苦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此诗前十句勾勒了这样的历史画卷：关东各郡的将领，公推势大兵强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准备兴兵讨伐焚宫、毁庙、挟持献帝、迁都长安、荒淫无耻、祸国殃民的董卓。当时各郡虽然大军云集，但却互相观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怀鬼胎，为了争夺霸权，图谋私利，竟至互相残杀起来。诫之不成便加之笔伐，诗人对袁绍兄弟阴谋称帝、铸印刻玺、借讨董卓匡扶汉室之名，行争霸天下称孤道寡之实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并对因此造成的战乱感到悲愤。诗中用极凝练的语言将关东之师从聚合到离散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说出来，成为历史的真实记录。然而，曹操此诗的成功与价值还不仅在此，自“铠甲生虮虱”以下，诗人将笔墨从记录军阀纷争的事实转向描写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在揭露军阀祸国殃民的同时，表现出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注和担忧，这就令诗意超越了一般的记事，而反映了诗人的忧国忧民之心。
“铠甲生虮虱”以下六句，写战争给士兵和百姓带来的灾难和作者的感慨。“铠甲生虮虱”写战乱之长，士兵连年征战，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其苦可知；“万姓以死亡”写人民在战乱中死丧殆尽，可见战祸之烈。“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用简括的语言描绘出一幅战乱中的凄凉悲惨的图画。从视觉感受上说，弥望中，纵横于野的白骨，是那样惨白；从听觉感受上说，茫茫大地死一样沉寂，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鸡鸣狗吠，这些寻常的庄户声气都不闻于耳了。作者收视反听，自然要痛断肝肠了。
此诗比《薤露行》更深刻地揭露了造成社会灾难的原因，更坦率地表现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人民的同情。曹操本人真正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还是从他随袁绍讨伐董卓始，故此诗中所写的事实都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较之《薤露行》中所述诸事，诗人更多直接感性的认识，故诗中反映的现实更为真切，感情更为强烈。如最后两句完全是诗人目睹兵连祸结之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真实情境而产生的感时悯世之叹。刘勰评曹氏父子的诗曾说：“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文心雕龙·乐府》）锺嵘评曹操的诗也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下》）都指出了曹操的诗歌感情沉郁悲怆的特点。惟其有情，故曹操的诗读来有感人的力量；惟其悲怆，故造成了其诗沉郁顿挫、格高调响的悲壮气势。这首《蒿里行》即是极为典型的例子。故陈祚明说：“孟德所传诸篇，虽并属拟古，然皆以写己怀来，始而忧贫，继而悯乱，慨地势之须择，思解脱而未能，亹亹之词，数者而已。”（《采菽堂古诗选》）可见曹操诗歌抒忧写愤的特征已为前人所注重。
这首诗诗人运用民歌的形式，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不仅对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愤和同情，而且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元凶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全诗风格质朴，沉郁悲壮，体现了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豪迈气魄和忧患意识，诗中集典故、事例、描述于一身，既形象具体，又内蕴深厚，体现了曹操的独特文风。
这是殷商后代宋国祭祀其祖先武丁的乐歌。《毛诗序》云：“《玄鸟》，祀高宗也。”郑笺云：“祀当为祫。祫，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孙之孙也。有雊雉之异，又惧而修德，殷道复兴，故亦表显之，号为高宗云。崩而始合祭于契之庙，歌是诗焉。”郑玄的意思是《毛序》所说的“祀”是合祀，而他所讲到的“雊雉之异”，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是这么一回事：“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呴(雊)。武丁惧。祖己曰：‘王勿忧，先修政事。’” 据今人的研究，商是以鸟为图腾的民族，“雊雉之异”的传说与“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神话不无相关。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则是关于商的起源的最珍贵的早期文献资料。传说中商的祖先契是其母有娀氏之女吞下燕卵之后生下的。《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上古典籍中对此传说有相当多的记载。《楚辞·离骚》：“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凤鸟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楚辞·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诒，如何喜？”《吕氏春秋·音初》：“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嗌嗌。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此外如《太平御览》卷八二引《尚书中候》，《史记·三代世表》褚少孙补引《诗含神雾》等纬书也记录了这同一传说。更有意思的是：传世的晚商青铜器《玄鸟妇壶》上有“玄鸟妇”三字合书的铭文，其含义表明作此壶者系以玄鸟为图腾的妇人。玄鸟是商部族的崇拜图腾，“天命玄鸟”的传说正是原始商部族的起源神话。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审视这一神话，可发现它作为一种原型，有其典型意义。有关鸟卵生子的传说长期流传于东北地区，如《论衡·吉验》：“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清太祖武皇帝实录》：“长白山，……有神鹊衔一朱果置佛古伦衣上，……其果入腹，既感而成孕。”高丽李奎极《李相国文集》中亦有鸟卵生子的传说，与《魏书·高句丽传》所记之事略同。而据傅斯年考证，商部族正是发迹于东北渤海地区。
由此可见，所谓的“雊雉之异”是为了显示高宗武丁的中兴而造出的神话，它正基筑于商民族的玄鸟图腾信仰。商至盘庚而迁殷，发展兴旺，政局稳定。盘庚死后，传位二弟小辛，小辛不幸三年而亡，又传位三弟小乙，小乙即位十年而亡。其时殷道又衰，小乙之子武丁立，用傅说为相，伐鬼方、大彭、豕韦，修政立德，终使国家大治。诗云：“龙旂十乘，大糦是乘。”郑玄笺曰：“交龙为旗，高宗之孙子有武功，有王德于天下者，无所不胜服。乃有诸侯建龙旗者十乘，奉承黍稷而进之者，亦言得诸侯之欢心。十乘者，由二王后，八州之大国与？”中原部族建立联盟后，统以龙为标志，“龙以建旗”。商族在东北兴起后，南下黄河流域，进而控制诸夏。高宗武丁时，中原各部族以车载稻米进贡。诗云：“四海来假，来假祁祁”，则不但是中原诸夏部族，即使是氐、羌等四边民族也纷纷进贡朝见。武丁功业之隆，于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