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匀紫菊丛丛色，风弄红蕉叶叶声。”诗的开篇，即写闽中秋景。诗人以极为细腻的笔触，以雨中紫菊的艳丽色彩和风里红蕉的清脆乐音，新鲜生动地写出了南国特点。前句的一个“匀”字，极准确地勾画出雨的细密，雨的轻柔。在那动人的丛丛紫菊前，雨是那样的温情而善解花意，是它，将那大片大片的紫菊之色，浸淫得浓淡均匀，让人赏心悦目；而后句的“弄”字，则以拟人的手法将“风”人格化。闭着眼想想，风吹红蕉，蕉叶声声有韵，这该是怎么的一种情致。这样的一幅声色俱备的图画，是很容易让人陶醉的。
接下来的三、四两句，诗人有意地拓开一笔，将笔触延伸到人们的目力的尽处：“北畔是山南畔海”，诗句看似极为平实，却高度地概括出闽中的地势：北边是山，山道弯弯；南边是海，海浪滔滔。风景美妙得可以入画，可以为诗，可以作为旁观者兴奋地指手画脚，可是，真的走马行船却实在不易。于是，便有了结句的“只堪图画不堪行”。这不仅是诗人由衷地慨叹，也是全诗旨意之所在。
诗为诗人客中之作，描摹的也是客地之美景，而透过这些“紫”、“红”的耀眼色彩，透过那些音韵和谐的声响，不难发现，诗人抒写的，原来是浓浓的思乡情怀，诗人笔下的景色，也都不知觉地印上了深深的乡愁的印记。于是，“菊”也好，“蕉”也好，乃至那“山”，那“海”，都成为诗人一种情感的载体，成为诗人以景抒情的绝佳选择。这就是所谓“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之意了。
诗人跋涉异乡，旅途艰辛，又恰逢秋日，慨然而萌怀乡之感，则成为一种必然。可诗人在诗中，却有意识地不直接言明，而是将极和谐的风景与不堪行走的矛盾娓娓地道出，从而形成强烈的对比，借此，含蓄地表达出诗人缘于内心深处的隐痛。于是，一种叫作“乡愁”的东西，也就隐逸于其中，弥漫于其中。
这首词抒发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青春年华的依恋之情。整首词通过玉树，瑶草，花，月长存不朽的向往，表达了对美好生活和年少青春的深深依恋，而这种浓厚的依恋，却正是建立在明知以后将要失去的无奈和恐惧之上，这种感情在后主词中，是不常见的。
开篇两句写景，点明地点和环境，自富贵气渗透出作者强烈的依恋之情。“去年”和“今年”都是虚指，写美好的生活画面，时间的推移并不能使美好的事物转变，“花不老”并不是真的花从不凋谢，而是在人眼中永不凋谢；“月又圆”也不是今日才圆，而是未见缺，只见圆。这里的描写，以心理真实去刻画生活真实，用情感真实塑造了艺术真实，表现出作者对美好幸福生活的独特感受。这种感受在后三句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作者把过去的感受化成独特的人生期待和追求，他希望能真的象自己想象的那样，花不凋、月常圆，人也和花和月一样，青春永驻、幸福常在。
应该说，李煜前期的作品中春怨秋闺词很多都有对人生的感叹和希望，但有如这首词一样热切的企盼和依恋的情绪并不多见。究其原因，大概因为他那时并不能真正体味到“失而弥珍”的道理，所以他前期作品虽然怨深愁切，但对生活的底蕴却并未有更深的感触。而只有当他真正体味到一切将失而不能复得进，他方能真正对这一切产生深深的依恋，而这种依恋恰恰是建立在对未来的恐惧和忧虑之上的。由此可见，这首词大概为李煜中期的作品。
这首词篇幅短小，但所指极大，语言明白如话，但字字寓有深意，通俗中见别致，白描中见含蓄，表现了作者驾驭文思言词的较高功力。
“老境垂垂六十年，又将家上铁头船。”首联自叙年将六十而又有挈家远行之举，扣诗题“发宜兴”。以垂暮之年而又携家奔波道途，生活之不安定与老境之可仿不难想见。“又”字凄然，包蕴了宋室南渡以来一系列播迁流离、羁旅行役之苦。
“客留阳羡只三月，归去玉溪无一钱。”颔联出句承上，说自己客居宜兴时日之短，见生活之不安定；对句启下，说自己虽归故山，而囊空如洗，见生活之清贫与作吏之清廉。曾几一生淡泊，生活清苦。陆游《曾文清公墓志铭》说：“平生取与，一断以义，三仕岭外，家无南物。”足资参证。曾几又有诗云：“我贫无一钱，不敢学农同。空余数卷书，肠腹自撑柱。”（《次陈少卿见赠韵》）故“归去玉溪无一钱”一句既是其现实生活的折射，亦是其一贯心性的写照。
颈联承“归去”，设想回到故居后的情景：“观水观山都废食，听风听雨不妨眠。”曾几南渡后曾先后寓居上饶（今属江西）、山阴（今浙江绍兴），这里所说的“观水观山”之地，未详所指，当指山水幽胜之乡。回去之后，闲居无事，但以观山赏水为务，遇到山水佳胜之处，恐不免因此废寝忘食。这里流露了对归隐之地清绝山水的神往，也透露出对赋闲生活的怅惘之情。表面上看，作者颇为闲适，实际上是故作排遣。下句的风雨，显系代指时势。“忧愁风雨”，本来是曾几这样的爱国士大夫的夙心，但却说“听风听雨不妨眠”，似乎与己漠不相关，言外自含“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杜甫《去蜀》）一类感慨。所谓“不妨”，正是虽不应如此，却不得不如此的意思。这一联语调轻松，意态闲逸，骨子里却隐含一缕无可奈何之情。
末联再回应题目并以此抒怀：“从今布袜青鞋梦，不到张公即善权。”作者以布袜青鞋为“梦”，表达了隐居山林的内心意趣。曾几作诗以杜甫、黄庭坚为宗，他曾在《李商叟秀才求斋名于王元渤以养源名之求诗》其二中说：“老杜诗家初祖，涪翁句法曹溪。尚论渊源师友，他时派列江西。”于此可见其言不虚。“不到张公即善权”一句既是实写宜兴之景，承接上联之意，表露了对宜兴山水的眷恋情绪；同时也是虚写，借指他处之景，暗接此联出句之意，表明以后要隐逸山野，纵情山水。
这首诗题为“发宜兴”，但除首、尾两联照应、回抱题目外，颔、颈两联却是想象归家后的情景。诗人所要抒发的，是由“发宜兴”所引起的身世之感，“纪行”并非主体，“述怀”才是中心。全诗正是围绕着述怀这个中心来进行整体构思的。
文章先简要记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一方面揭示了郑庄公两次入侵东周之地，强逼平王立质、咄咄逼人的姿态；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东周王室已然衰微、任人欺凌、委曲求全的历史情状。并由此得出结论，周天子与郑庄公想通过交换人质来缓解矛盾、取信对方的做法是不可靠、也不可取的，因为周郑之间并没有诚信之心，又不依“礼”行事，所以双方即使交换了人质，也还是不能够维持他们之间的关系。
最后，君子通过对此事的评论，指出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要建立在彼此体谅、坦诚相待的基础之上，强调了恪守礼仪、忠于信义的重要性。
文章虽然不长，但叙事朴实，议论周严，有事实，有根据，有结论，语言中肯，说服力很强。文末“君子曰”一段评论，以信和礼为标准。一针见血地指出周郑交质之非。数层转折与整齐的排旬，使作者的论断显示出不可逆转的气势，空灵排宕、辞采纵横而又风韵悠然。
自幽王烽火戏诸侯及平王东迁以来，周王权威早已实际崩溃。但周王及诸侯都没有将此事捅破。周郑交质作为一个可供观测或曰方便标记的事件点而成为周王权威崩溃的标志。《左传》认为周郑交质“无信（已堕落到需靠人质故曰无信）不礼（周郑上下失序故曰不礼）”，是东周“礼崩乐坏”的缩影。
在《周郑交质》中，君子对双方都有责难，但侧重于批评周王室。左丘明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因其不能以信服人，是以礼驭下造成的。周、郑由“交质”到“交恶”，其根本原因，是利益和权力再分配问题上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决定周、郑双方关系的最终原则是利益和权利的再分配。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左传》作者不可能揭示周、郑由“交质”到“交恶”的历史本质，但由于作者是“用事实说话”，所以，还是使我们看到了这一时代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总动向。而“用事实说话”，也正是此文的最大特点。至于此文用较多的文字阐发诚信的重要性，那只是作者的一种美好愿望而已，因为在历史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以后，就很难看到各诸侯国“要之以礼”并“行之以礼”的事情了。《周郑交质》这篇文章反映了《左传》崇霸贬王思想。全文先讲事实，再进行评论，这是《左传》的典型写法。君子的议论以“礼信”为中心，引经据典，辞理畅达。对后世史论有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