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宫怀古》是一首七绝。前两句诗言穷奢极欲必然导致覆灭——吴国的馆娃宫和长洲苑,如今都是荆棘丛生;吴王宫中当日穷奢极欲、花天酒地的荒淫生活,现在只留下一股悲风在吹拂。意在说荒淫腐化生活是吴王亡国的根本原因。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怀古喻今,蕴含深远。
后两句与罗隐的诗句“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旨意相近。意思是,吴王夫差亡国是因为他做的每件事都埋下了亡国的祸根。是他无道,并非因为西施生得格外美丽,比六宫后妃更能蛊惑夫差而导致亡国。亡国的罪魁祸首是帝王,后妃仅推波助澜而已。这两句诗讲清了吴国亡国的因果关系,抨击了“女祸亡国”的论调。
词的上片主要描述词人所处的生活环境。起笔自报家门,直陈心迹,态度散漫,老气横秋。“未老心先懒”,词人还未曾衰老,却看透世情,失却斗争与进击之心的消极精神。颓莫大于心懒。然这种状态不会是天生如此,而或是人生灾厄、磨难使然。词人从自号、自诉心志到下文铺陈居处条件与处世态度,均浸染了道家的简淡无为。“爱学道人家”以下统承“心懒”而来,极言日常需求的简便。先言用物,“办”字领起,只办读写用竹几、煮茗用茶碗、憩坐用蒲团。次言隐居的生活环境,人青山一角,结草屋三间,小径通幽,清溪如带,绿竹绕宅。这里没有侯门深宅的楼台广厦、高车驷马、酒绿灯红,没有烦闹的送往迎来,没有无聊的笙歌宴集,没有不测而至的风云变幻。这里的主人可以焚香煮茗,倚竹闲吟,登山长啸,或垂钓清溪。假如人世间没有民族与家国利益需要去奋斗,这种生活方式也许无可厚非。然而这正是南宋倾覆前二、三十年间,战云四合,血雨飘风,词人躲进青山,不免过于冷漠,过于忘情。
词的下片叙述自己待人处世的方式和态度。“客来便请”,一个“便”字,既无热情,亦不冷面拒人于千里。抽身世外而并不与世隔阻,清高中含着通达。“若肯小留连,更薄酒”,仍旧是待人以不即不离。词人老实道来,始终没有斩断与尘世关联的尾巴。“吟诗度曲,风月任招呼”,既应开篇“懒”字,又呼出下文“不关心”云云,是说随意写点文词,吟风弄月,而决不关涉邦国民生。“身外事,不关心,自有天公管”是“风月任招呼”的进一步渲染。但说多了,似乎反出破绽,“不关心”反而像是并未忘怀。天公,天地造化;或另有人事所指。那么末句则是一种对于“管”者有所愤愤的讥诮。联系他也曾那样地想参预与投入,那么这消极里或都含着对于“管”者、统治者的无能的愤愤之音。当然字行间的这种声响极其微弱。
全词措语平白,疏于锻炼;顺序而写,无意谋篇。唯用意老实,接物通达,于世情世事并未完全忘怀,故不妨一读。
作为晓谕刘备及各州郡讨伐曹操的檄文,文章采用了条述的方式,对曹操的“苛虐”,即政治及为人上的严厉残暴,一一道来,主要叙述了中平六年(189)董卓乱起至建安四年(199)曹操与公孙瓒暗通被发觉后退守敖仓这十余年间,曹操的所作所为来声讨曹操的。在列举曹操“苛虐”的同时,始终伴随着对袁绍“休明”即美好清明的颂扬。而十余年间,又以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献帝都许为界,分两个部分叙述。
建安元年前,曹操从徒手起家到领兖州牧,曹操势力的不断壮大都得力于袁绍的提携与帮助,檄文主要述及了三件大事:其一,曹操乃宦官之后,祖上无德,自身也好乱乐祸,没有美德可言,但是袁绍在汉末扫除宦官之害与董卓之乱时,“收罗英雄,弃瑕取用”,任用曹操,授以奋武将军,希望曹操能为汉室效犬马之劳;其二,曹操愚昧轻佻,缺乏远谋,多次兵败丧师,在此情形之下,袁绍仍上表推荐曹操为东郡太守,后又让曹操领兖州牧,就是希望曹操能像春秋时秦将孟明那样,虽战败但能再立战功;其三,曹操领兖州牧后,飞扬跋扈,残害忠良,如杀九江太守边让,并纳其妻子,致使士林愤痛,民怨沸腾,故其身败徐州,又于濮阳被吕布击败,丧失兖州大部地域,只能游荡东阿,没有安身之处。而袁绍为了加强汉室力量、打击叛党,发兵征讨吕布,使曹操于濮阳败后不至于一蹶不振,并使曹操重领兖州牧。
而建安元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之后,挟天子以令诸侯,专制朝政。檄文中言袁绍因冀州北面公孙瓒进犯,派从事中郎徐勋让曹操至洛阳修缮宫庙,护卫献帝。而曹操借此放横专行,败法乱纪,专制朝政,赏罚由心。太尉杨彪忠心汉室,却遭毒刑;议郎赵彦忠言直谏,却被诛杀。曹操亲自带兵发掘梁孝王墓,开棺裸尸,毒施人鬼,可谓“历观载籍,无道之守,贪残酷烈,于操为甚”。袁绍因公孙瓒牵累,对曹操无暇整训,只好忍让包容,希望或可补救。而曹操包藏祸心,摧折栋梁,孤弱汉室。私下与公孙瓒来往,外助王师,内欲偷袭。会其阴谋发露,公孙瓒也被剿灭。曹师震慑,昼夜逃遁,屯据敖仓。欲凭黄河之险,抵挡大军。袁绍奉汉威灵,率师百万,战马千匹,并州、青州与荆州勇猛岀击,直捣曹操大本营,其势定可破操。而操军吏士,能力战的出自幽冀二州,其中有的原是袁绍部下,皆思乡心切。其余皆是兖州、豫州之民,或是吕布、张扬的降卒,被迫苟从,人怀怨愤。若大军南下,开启降路,定兵不血刃,使曹军土崩瓦解。可以看出,檄文在叙曹操“苛虐”的同时,始终伴随着述袁绍之“休明”,即对曹操的提携、重用、宽容与忍让。而现在之所以进行讨伐,实因“惧其篡逆之萌”。整篇檄文表现了从董卓之乱到官渡之战这十余年来,曹操的种种劣迹,而文中的袁绍与曹操截然相反,始终表现出以国家为重,申明大义,为汉室肝脑涂地的忠守义士的形象。整篇檄文将曹操的“苛虐”与袁绍的“休明”对比叙述,以引起共愤,达到声讨曹操的目的。
《文心雕龙·檄移》一篇中称:“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势,标蓍龟于前验,悬聚鉴于己然,虽本国信,实参兵诈。谲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凡此众条,莫之或违者也·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檄文在内容上需要阐明我方优明主忠贤相、天时地利人和,同时揭示出对方的苛虐,君不明守不贤、众叛亲离,天理难容。同时要言辞激烈、气势磅礴、言中肯綮、振奋人心。陈琳之文在这些方面做的可谓典范,内容上.处处将袁绍与曹操对比着写,极力表现袁绍的仁德和勇武,先述及他以天下为己任,面对暴乱汇集天下英雄扫除奸佞,后又不断表现他对曹操的仁义宽容、弃嫌任用:同时对曹操的罪恶反复渲染,出身是“赘阉遗丑六“本无懿忆”,自小“犭票狡锋协”,“好乱乐祸”,作为统领战术上轻进易退,为人残虐无度,杀害忠良、毒戮生灵、无视君主、无视百姓,摆事实讲道理,发出“历观载籍,无道之守,贪残酷烈,于操为甚!”的呼喊。同时言辞通畅、层层推进,多用排偶句、四字句以使得节奏明快、气贯长虹,充分实现了檄文应具有效用,难怪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其檄文为:“今之隽也。”
在文学的审美追求方面,虽然是一篇应制文,但是陈琳却在应制文的框架下巧妙地传达着自身独特的思想、真挚的情感、个性化的文风。
首先,传达了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文章开头即说“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联系陈琳当时的经历,先于何进帐下作主簿,当时所作的《谏何进召外兵一文》已经可见他对政治颇有见解,何进死后与众人一起随董卓进京,后见董卓残害百姓、难成大器便转而到州追随袁绍,山此可知他自己内心正是希望能投靠明主以成就一番大事成为所谓非常之人。同时他又将袁绍塑造成为一个有勇有谋仁德为民的英雄形象,将曹操塑造成为残暴昏庸、贪赞酷烈的奸守形象,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理想君主应具有和应摒弃的品质。
其次,展现了真实的情感倾向,虽然檄文中对曹操的贬抑难免有夸张浪染的地方,但展现的是他的真实情感。在何进手下的时候就已经显示出他对宦官专权的痛恨,积极为何进出谋划策以刺除宦官势力,曹操作为宦官之后成为陈琳厌恶他的一个理由。从檄文中对曹操从祖父开始骂起就可看出:投奔袁绍是陈琳的自主选择,他是在认可袁绍的处事方式的前提下才会选择投其军下,这样又必然使其抱有对袁绍的赞许心态,所以文中对袁绍的褒扬是出于肺腑也是可想而知的;再者,曹操在当时的所作所为,如出战不利、滥杀无辜、为人狡诈都是有史可查的,这种行为在位正直文人的眼中是十分不堪的,所以陈琳对其的痛斥也是出于内心的厌恶和痛恨。至于后来陈琳在袁绍死后又归曹实乃情势所迫,并不能说明陈琳对曹操的感情倾向。
再次,充分展现了个性化的文风。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评价道:“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文心雕龙·檄移》称“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虽奸阉携养,章密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然抗辞书衅,皦然露骨矣”,二者均提及此文一个共同特点:文气刚健,有骨鲠之气。这不仅和上文所提及的陈琳在文中反映了真实情感倾向、展现出文人的正直有关,同时与陈琳自觉地在句式上多用整句、辞藻的严谨华关、善于化用典故有关。具体说来,整句读起来朗朗上口,一泻而下,据粗略统计,该文281句,排偶句68句,四字句185句,已经具有明显的骈体文的特征:典故的使用使得说理更具说服力,例如文章中多处引自《史记》:辞藻的严谨而华美,严谨处展现出春秋笔法的特色,大有一字定乾坤之妙,如称袁绍幕府,对曹操直呼其名,又称其为“鹰犬”“爪牙”“寇”等等,华美处能起到极强的渲染烘托作用,如对曹操恶行的贬斥,无一语有重复写袁绍之军威,从“尔乃大军过荡西山”直至“有何不灭者哉”,铺排渲染、气贯长虹:以上这些都是其气势刚健、痛快淋漓的文风的支撑。可以看出,陈琳作文是以气骋才,以才运气,气势刚健却又不流于拙朴,有骨鲠之气而又文采斐然。o
吴文英的这首《唐多令》写的是羁旅怀人。全词字句不事雕琢,自然浑成,在吴词中为别调。
就内容而论可分两段,然与此的自然分片不相吻合。
“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雨也飕飕。都道晚凉芭气好;有明月,怕登楼。年事梦中休,花空烟水流。燕辞归、客尚淹留”为第一段,起笔写羁旅秋思,酿足了愁情,目的是为写别情蓄势。前二句先点“愁”字,语带双关。从词情看,这是说造成这些愁情的,是离人悲秋的缘故,秋思是平常的,说离人秋思方可称愁,单就这点说命意便有出奇制胜之处。从字面看,“愁”字是由“秋心”二字拼合而成,所以此二字又近于字谜游戏。这种手法,古代歌谣中经常可见,王士禛谓此二句为“《子夜》变体”,具“滑稽之隽”(《花草蒙拾》),是道著语。此词以“秋心”合成“愁”字,是离合体,皆入谜格,故是“变体”。此处似乎是信手拈来,涉笔成趣,毫无造作之嫌,且紧扣主题秋思离愁,实不该以“油腔滑调”(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目之。
“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两句一问一答,开篇即出以唱叹,而且凿空道来,实可称倒折之笔。下句“纵芭蕉不雨也飕飕”是说,虽然没有下雨,但芭蕉也会因飕飕秋风,发出凄凉的声响。这分明想告诉读者,先时有过雨来。而起首愁生何处的问题,正由此处蕉雨惹起。所以前二句即由此倒折出来,平添千回百折之感。秋雨初停,芭凉如水,明月东升,正是登楼纳凉赏月的好时候。“都道晚凉芭气好”,可谓人云亦云,而“有明月,怕登楼”,才是客子真实独特的心理写照。“月是故乡明”,望月是难免会触动乡思离愁的。这三句没有直说愁,却通过客子心口不一的描写把它充分地表现了。
秋属岁未,颇容易使人联想到晚岁。过片就叹息年光过尽,往事如梦。“花空烟水流”是比喻青春岁月的流逝,又是赋写秋景,兼有二义之妙。由此可见客子是长期飘泊在外,老大未回之人。看到燕子辞巢而去,心生无限感慨。“燕辞归”与“客尚淹留”,两相对照,自可见人不如候鸟。以上蕉雨、明月、落花、流水、去燕……虽无非秋景,而又不是一般的秋景,于中无往而非客愁,这也就是“离人心上秋”的具体形象化了。
此下“垂柳不萦裙带住,漫长是、系行舟”为第二段,写客中孤寂的感叹。“垂柳”是眼中秋景,而又关离情别事写来承接自然。“萦”、“系”二字均由柳丝绵长思出,十分形象。“垂柳不萦裙带住”一句写的是其人已去,“裙带”二字暗示对方的身份和彼此之间的关系:“漫长是,系行舟”二句是自况,意思是自己不能随去。羁身异乡,又成孤零,本就有双重悲愁,何况离自己而去者又是一位情侣呢。由此方见篇着“离人”二字具有更多一重含意,是离乡又逢离别的人啊,其愁也就更其难堪了。伊人已去而自己既留,必有不得已的理由,却不明说(也无须说),只是埋怨柳丝或系或不系,无赖至极,却又耐人寻味。“燕辞归、客尚淹留”句与此三句,又形成比兴关系,情景相映成趣。
全词第一段对于羁旅秋思着墨较多,渲染较详,为后边描写蓄足了力量。第二段写字中怀人,着笔简洁明快,发语恰到好处,毫无拖沓之感。较之作者的其它作品,此词确有其独到之处。
这首诗首联以骏马赞扬汉武帝之武功,中间两联写汉武帝好声色、求神仙、恋女色,以体现其欲望颇多,尾联谓苏武年老归国,武帝已逝,拜渴陵寝,风雨凄凄。这首诗综合使用了传统的赋、比、兴手法,借咏汉武帝的功过,在象征和隐寓中抒发了作者对唐武宗的影射式的批评,句句用事,事有出处,字斟句酌,个个到位,达到了典丽、凝练、形象、隽永的艺术高度。
“汉家天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咏汉武征讨大宛,出使西域,不仅获取了“蒲梢”千里马,在长安郊外到处都种上了从西域进贡来的石榴、苜蓿——这好比武宗皇帝抗击回鹘,迎接太和公主归国,又诛杀了昭义叛将刘稹等一样,均可算得上是名动朝野,“武功”堪夸。
“内苑只知含凤嘴,属车无复插鸡翘。”说汉武一味地爱打猎,弓弦断了,就将西海国献来的用麟角和风喙煮成的“续弦胶”拿来,用嘴濡湿粘好再射;经常微服私游,不用插。鸡翘”标志的随从车队陪驾,而屡冒风险——这又和武宗迷恋游猎,荒废政事,如出一辙。
“玉桃偷得怜方朔,金屋修成贮阿娇。”感叹汉武空好神仙,重色轻才,不爱惜东方朔般的贤士,却只知宠爱陈阿娇之类的后妃,发展到了“金屋贮美女,窥桃饿贤才”的不公地步;这和武宗不认真求贤致治,崇信道士赵归真,宠嬖王才人等宫嫔非常相似。
“谁料苏卿老归国,茂陵松柏雨萧萧。”总承上意作结:等到在匈奴持节牧羊十九载的忠臣苏武回到长安,奉旨哭祭长眠茂陵的汉武帝时,一切都成过去,连武帝陵冢上的松柏也在秋雨萧萧声中,散发出无尽的惋惜和哀愁;从李商隐的角度看问题,同样是想说:我丁母忧刚回京不久,武宗皇帝就大驾归天!从此国家和个人的前途都令人怅望洒泪,忧心忡忡了。
这首七言律诗综合使用了传统的赋、比、兴手法,借咏汉武帝的功过,在象征和隐寓中抒发了作者对唐武宗的影射式的批评;句句用事,事有出处,字斟句酌,个个到位;确实达到了典丽、凝练、形象、隽永的艺术高度;加之作者采用了“六二格”结构:即前六句分别叙说汉武帝的生平盛事,一气敷陈,不着议论,后二句掉笔收结,惋叹不尽而议论自出。
这种用七言律诗叙述评论人物事件而不显呆板的主要原因是作者对所咏和所影射的历史人物认识深刻,了解透彻,加之有用典妥贴笔力扛鼎之功,所以第七句“谁料苏卿老归国”,从“实”事转笔,转得平地波澜,起伏有力,真正起到了一笔抹倒英雄,顿使江河绕道的作用,再用“茂陵松柏雨萧萧”一句景句虚结,这种高妙的“转合”手法,自然给读者留下了无穷的回味和联想。至于一、二句用“三肴”韵部的“梢”、“郊”,而四、六、八句用“二萧”韵部的“翘”、“娇”、“萧”等韵字,应当看作是晚唐语音变化,李商隐等名家有意扩大律诗理论上的“首句邻韵可通”的范围,为合韵写诗作词创造先例的一种贡献,不必认为是“出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