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曲开头便以“弃微名去来心快哉”直陈主题。视功名为微名,体现了其不追名逐利的性格态度。“弃”是主动放弃,贯云石本是将门勋臣的后裔,年纪尚轻便仕途畅达,将来必定大有作为,他却选择了急流勇退,毅然辞官而去,这种与众不同的选择,自然比平常人的境界要高出一等。
接着,“一笑白云外”正是对“心快哉”的进一层阐释。此时,作者已摆脱了丑恶官场,身处“白云外”,即回归田园,乐享自然之趣。这对于热爱自由的贯云石而言,的确值得放声“一笑”。这五个字承接上文,语气短促,畅快淋漓。
“知音三五人”句中隐含了作者辞官后南游路上与志同道合之人相遇相知之事,其中包括他在梁山泊与渔翁吟诗夜话,在普陀山同诗僧鲁山共赋美景,与各路知音诗酒唱和。摆脱世俗桎梏,回归本性,又兼有好友相伴,自然生起“痛饮何妨碍”的豪兴。这几句描写环环相扣,意境浑成,充分展现了作者的自在与痛快。而最后一句“醉袍袖舞嫌天地窄”夸张而不张扬,体现了作者率真自然、豪迈奔放的性情。这种酒后流露真性情的描写,更显出作者对自由的追求。
这首散曲贯穿着不羁奔放之情,笔调率真,性情豪放,生动展现了作者蔑视功名、豪放不羁的形象。
这首词写处士的生涯与心怀。上片是楚湘山水画,江山秀美,风物可爱,语言流利,表达了词人对大自然美的迷恋,是下片“渔夫”生活的典型环境。
下片描绘了“渔夫”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情趣,从外到内,“不见人间荣辱”。这是封建时代正直知识分子,受压抑、打击、挫折之后的一种理想的追求,绝意仕进,与世无争,虽是一种无力的消极反抗,但也体现了他们对那个社会的强烈不满。全词淡淡写景,缓缓抒情,风骨俊逸潇洒,态度旷达超拔,语言清新流利,文笔洒脱豪放,无不洋溢着一种“清胜”之美。
这首诗意在说明书法重在“寓意”,不必死学古人,斤斤计较于“法度”。
苏轼《石苍舒醉墨堂》诗:“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把书法艺术作为写意、乐心、游息的一种手段,不计工拙,唯在自由挥洒耳。
苏轼曾自我剖示道:“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这种追求自我精神的遨游,信手遣兴,不计工拙,也遭到当时一些士大夫的讽刺,有人说苏轼的书法多病笔,“作‘戈’多成病,又腕著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等等。黄庭坚辩曰:“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子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
苏轼提倡“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论书》)。胸中有浩然之气,便能发之于胸,应之以手,便能听笔之所至。苏轼的书艺神而化之,法意互得,无意于佳而自佳,达到自然天成的境界。
这首诗借楚汉对峙的古战场遗迹,评论乱世英雄项羽、刘邦的成败,阐述拨乱反正的经验,总结“拨乱属豪圣”的历史规律。诗人的见解与司马迁略同。但由于诗人不受儒家传统观念的约束,也能超脱世俗的功利观念,因而既肯定项羽刘邦的成败,又不以成败论英雄,而从天意、智力、功业结合分析,赞扬刘邦兼有豪杰和圣人的气质,指出只有这样的豪圣才能完成治平乱世统一天下的任务。这就比司马迁所说的论述显得透彻明确,而与阮籍鄙薄刘邦的观点根本相反,更无论同情项羽失败、嫌恶刘邦等偏见迂论。因此此诗的史论观点虽不免历史局限而拘于英雄史观及天命论,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独到的,杰出的,具有辩证精神。
此诗既具有叙事诗的结构,又充满抒情诗的实质。全诗叙述古迹有关的历史人物和眼前景象,抒发诗人的情怀和感触,运用多种艺术手法,提炼精美的语言,铸成不同的艺术形象,错综而层次清楚地表达主题思想。
这是一首五言古诗,整体结构犹如乐府歌行,有头有尾,夹叙夹议,从秦亡开始,讲到阮籍的感慨。安排得当,层次分明。全诗分为两大段,前十四句为第一段,概述秦亡后的楚汉兴亡成败的历史;后十六句为第二段,缅怀广武古战场楚汉相对峙的历史。前段基本采取叙述方式,后段基本采用评述方式。运用多种手法,通过鲜明形象,以完成整体结构,表达主题思想,是此诗的一个显著的艺术特点。
对现实的超然态度,对历史的洞然见识,对诗歌艺术的卓然才能,构成了这首怀古诗洒脱超逸、豪放豁达的独特风格;也使它充满了乐观开朗的情绪,具有抒情诗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