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风·周南·关雎》这首短小的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是《诗经》的第一篇，而《诗经》是中国文学最古老的典籍。虽然从性质上判断，一些神话故事产生的年代应该还要早些，但作为书面记载，却是较迟的事情。所以差不多可以说，一翻开中国文学的历史，首先遇到的就是《关雎》。
通常认为是一首描写男女恋爱的情歌。此诗在艺术上巧妙地采用了“兴”的表现手法。首章以雎鸟相向合鸣，相依相恋，兴起淑女陪君子的联想。以下各章，又以采荇菜这一行为兴起主人公对女子疯狂地相思与追求。全诗语言优美，善于运用双声、叠韵和重叠词，增强了诗歌的音韵美和写人状物、拟声传情的生动性。
《关雎》的内容其实很单纯，是写一个“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写他得不到“淑女”时心里苦恼，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到了“淑女”就很开心，叫人奏起音乐来庆贺，并以此让“淑女”快乐。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十分清楚：“君子”在《诗经》的时代是对贵族的泛称，而且这位“君子”家备琴瑟钟鼓之乐，那是要有相当的地位的。以前常把这诗解释为“民间情歌”，恐怕不对头，它所描绘的应该是贵族阶层的生活。另外，说它是情爱诗当然不错，但恐怕也不是一般的爱情诗。这原来是一首婚礼上的歌曲，是男方家庭赞美新娘、祝颂婚姻美好的。《诗经·国风》中的很多歌谣，都是既具有一般的抒情意味、娱乐功能，又兼有礼仪上的实用性，只是有些诗原来派什么用处后人不清楚了，就仅当作普通的歌曲来看待。把《关雎》当作婚礼上的歌来看，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唱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也是喜气洋洋的，很合适的，
当然这首诗本身，还是以男子追求女子的情歌的形态出现的。之所以如此，大抵与在一般婚姻关系中男方是主动的一方有关。就是在现代，一个姑娘看上个小伙，也总要等他先开口，古人更是如此。娶个新娘回来，夸她是个美丽又贤淑的好姑娘，是君子的好配偶，说自己曾经想她想得害了相思病，必定很讨新娘的欢喜。然后在一片琴瑟钟鼓之乐中，彼此的感情相互靠近，美满的婚姻就从这里开了头。即使单从诗的情绪结构来说，从见关雎而思淑女，到结成琴瑟之好，中间一番周折也是必要的：得来不易的东西，才特别可贵，特别让人高兴。
这首诗可以被当作表现夫妇之德的典范，主要是由于有这些特点：
首先，它所写的爱情，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婚姻目的，最终又归结于婚姻的美满，不是青年男女之间短暂的邂逅、一时的激情。这种明确指向婚姻、表示负责任的爱情，更为社会所赞同。
其次，它所写的男女双方，乃是“君子”和“淑女”，表明这是一种与美德相联系的结合。“君子”是兼有地位和德行双重意义的，而“窈窕淑女”，也是兼说体貌之美和德行之善。这里“君子”与“淑女”的结合，代表了一种婚姻理想。
再次，是诗歌所写恋爱行为的节制性。细读可以注意到，这诗虽是写男方对女方的追求，但丝毫没有涉及双方的直接接触。“淑女”固然没有什么动作表现出来，“君子”的相思，也只是独自在那里“辗转反侧”，什么攀墙折柳之类的事情，好像完全不曾想到，爱得很守规矩。这样一种恋爱，既有真实的颇为深厚的感情（这对情诗而言是很重要的），又表露得平和而有分寸，对于读者所产生的感动，也不致过于激烈。
以上种种特点，恐怕确实同此诗原来是贵族婚礼上的歌曲有关，那种场合，要求有一种与主人的身份地位相称的有节制的欢乐气氛。而孔子从中看到了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中和之美，借以提倡他所尊奉的自我克制、重视道德修养的人生态度，《毛诗序》则把它推许为可以“风天下而正夫妇”的道德教材。这两者视角有些不同，但在根本上仍有一致之处。
古之儒者重视夫妇之德，有其很深的道理。
在第一层意义上说，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在古代，这一基本单元的和谐稳定对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意义至为重大。
在第二层意义上，所谓“夫妇之德”，实际兼指有关男女问题的一切方面。“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孔子也知道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饮食之欲比较简单（当然首先要有饭吃），而男女之欲引起的情绪活动要复杂、活跃、强烈得多，它对生活规范、社会秩序的潜在危险也大得多，孔子也曾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论语》）所以一切克制、一切修养，都首先要从男女之欲开始。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克制到什么程度为合适，却是复杂的问题，这里牵涉到社会物质生产水平、政治结构、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也牵涉到时代条件的变化。当一个社会试图对个人权利采取彻底否定态度时，在这方面首先会出现严厉禁制。相反，当一个社会处于变动时期、旧有道德规范遭到破坏时，也首先在这方面出现恣肆放流的情形。回到《关雎》，它所歌颂的，是一种感情克制、行为谨慎、以婚姻和谐为目标的爱情，所以儒者觉得这是很好的典范，是“正夫妇”并由此引导广泛的德行的教材。
由于《关雎》既承认男女之爱是自然而正常的感情，又要求对这种感情加以克制，使其符合于社会的美德，后世之人往往各取所需的一端，加以引申发挥，而反抗封建礼教的非人性压迫的人们，也常打着《关雎》的权威旗帜，来伸张满足个人情感的权利。所谓“诗无达诂”，于《关雎》则可见一斑。
在宋与西夏的多次战争中，宋军常打败仗，所以听到种谔米脂川大捷的消息使诗人兴奋不已。诗人颂扬了这场胜仗，认为它可以一扫西夏的嚣张气焰，使西北边塞安宁，种谔等人的功劳不在班超之下，可与凌烟阁的功臣并举。全诗构思严谨，属对工整，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和豪迈的气概，风格雄奇，意境开阔。
首联使用轻笔，点明战争已经取得胜利。“忽乘秋”，是说在深秋初冬，宋军突然发动攻击。“一夕收”，即一夜之间便把西夏兵消灭了，结束战事。这都说的是战争进展迅速，平中见奇，渲染了宋军的神奇莫测和迅捷勇猛。然而，诗中暗写宋军的强悍，西夏兵力的劣败。上句称颂“神兵”，下句贱称“妖氛”，爱憎分明。西夏政权的建立人之一李继迁曾经受过宋朝赠送的五州之地，并且担任节度使，而后背叛了宋朝，不以和睦相处，反以兵刃相向。加上王珪曾经为宋军督战而败北，那么他对西夏的感情可想而知，他对宋军此战取胜又是多么兴奋了。
颔联写战果，乐观地展望了大捷后安宁和平的边塞局势。一方面西夏军逃遁，一方面宋阵巩固，边境得以安宁。西夏人以游牧为主，每当秋高草肥时就闯入宋境掠夺。唐宋时把加强西北边防叫“防秋”。首句说宋军“忽乘秋”，即暗用“防秋”意。现在防秋胜利了，北人逃了，边境那边无声无息，所以说“匹马不嘶榆关外”。长城故址西起临洮，到明代加以重修，才以嘉峪关为西端。这里说“长城自起玉关头”，是一种泛泛说法，意思是长城如今得以有首有尾，完整地起到保卫宋朝江山的作用。把这个意思深化一层，就是有了种谔这样的良将，朝廷可以信赖他，就像可以凭仗的长城屏障一样了。这一层曲笔点到了题旨，引起后半篇的感想。
颈联盛赞种谔等人的卓越功勋。诗人没有直接颂扬，而是借用汉唐时代的两个典故，说种谔等人的功劳不在定远侯班超之下，可与凌烟阁的功臣相提并论。凌烟阁是唐太宗表彰武将战功的建筑物，因为把功臣像画在阁壁上，所以说“绘”。“别绘”，是说宋朝皇帝应该另外造阁，绘上宋将图像。一个“轻”字，大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自信和气概。
尾联语重心长地指出并不缺乏报国志士，像种谔这样的良将，一定会高举战旗，乘胜去收复失地凉州。“莫道”句以否定句式充分肯定了种谔等宋军将士的爱国思想。“行去”以轻松的口吻直抒豪迈之情。结尾特别提到凉州，值得一思。凉州在唐代本来已是边城，到宋代早已不属朝廷管辖了。南宋陆游念念不忘的“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也正是北宋王珪梦寐以求的。
这首诗字里行间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和慷慨激昂的感情。全诗构思严谨，布局恰当；属对工整，用笔稳健；风格雄奇，意境开阔，是一首颂捷奏凯的快诗。
这首词是作者借七夕来抒发自己寄寓故国之思。
上片侧重写七夕儿女幸福欢快景象。“天上低昂似旧，人狂儿女成狂”二句紧扣“新秋”，分写“天上”与“人狂”七夕情景。低昂，是起伏升降的意思。
上句说天上日落月升、斗转星移等天象变化，依然像从前一样。“似旧”二字，意在言外，暗示人狂却与自然界的景象不同，发生了巨大变化。暗逗结尾两句。
下句说人狂儿女也象从前一样，狂欢欢度七夕。“成狂”即包“似旧”之意，言外有无限感慨。在词人看来，经历过人狂沧桑巨变的人们，新秋七夕，本应深怀黍离之悲，但今天人们竟依旧狂欢。这种景象不免使词人感慨万千。
“夜来处处试新妆，却是人狂天上。”“处处试新妆”原是当时七夕风习，也是上文所说“儿女成狂”的一种突出表现。人们几乎误认为这种处处新妆的欢庆景象为人狂的天堂了。正如上文“儿女成狂”寓有微意一样，这里的“人狂天上”也含有讽刺意味。“却是”二字，言外有意，沦陷后的故国山河，已成为人狂地狱，而眼前的景象却竭然相反，仿佛人们早已忘却家国之痛，叫人无限悲痛。
下片侧重直抒词人的感受。“不觉新凉似水，相思两鬓如霜。”时狂飞逝，不经意狂，感到新秋凉意，原来夜深了。由于“相思”——怀念故国，自己的两鬓已经如白梅一样。上句写出一位重重心事的老人久久坐着默默无语，几乎忘却外界事物，下句将长期怀念结果与一夕相思的现境联接在一起给人以时狂飞逝的印象，用以突出表现作者深深的思虑。
“梦从海底跨枯桑，阅尽银河风浪。”结拍写七夕之梦。上句暗用《神仙传》沧海屡变为桑田的典故，下句以“银河”切“新秋”。诗人梦见在海底超越枯桑，又梦见在天上看尽银河风浪。这里虽明为纪梦，实为借梦来表达对于世事沧桑与人事巨变的感受。这两句尤其突出全文寄意。结末二句起到了画龙点眼的作用。有此二句，不但上片“儿女成狂”的情景讽慨自深，就连过片的“新凉”、“相思”也都获得了特殊的含义。
作者以自己作为独醒的爱国者与普通人相对照，抒发了自己眷怀故国的深沉悲壮的情感，是这首词构思和章法上的基本特点。
此诗为曹操游仙诗代表作，真实地反映了一代政治家曹操希望完成统一大业，而又无法挽留时光的感伤。
全诗大致可分四节。第一节六句，意谓自然造就的万物，包括贤能的圣人都难免死亡。死亡是必然的，不必为死亡而忧伤。但由于长生不死传说的影响，曹操又产生了幻想，于是接下去的第二节五句，由写现实的人间转写幻想的仙境，表现了对长寿的期望。但仙境毕竟是虚幻的，因此接着第三层六句，又转写现实的人间，写周公、孔子和大禹这样的圣人都死去了，说明没有人能够长生久存。明智者不必为生命短暂而忧伤。最后一节用两句诗收束，发出了“年之暮奈何”的感慨，表现了对生命的珍惜和对生命短暂的无奈。
晚年的曹操随着生命的流逝，越发感觉到自己的有生之年要完成统一大业的难度。这首诗写的是曹操对生命与神仙的思考。一方面，曹操也幻想着“螭龙之驾”，生活在“昆仑”、“蓬莱”之中；另一方面，他并没有沉湎于自己的幻想，而是清醒地知晓，神仙世界仅是幻想而已。因为“厥初生，造划之陶物，莫不有终期”，即使是圣人贤人也会死亡，没有任何人可以超越。因此曹操自我安慰说“君子以弗忧”。既然明白神仙世界是虚幻的，生命必然会走向终结，那么诗人就应该乐天知命，不服忧愁了吧？恰恰相反，理性的诗人对此的确明白，但他忧愁依旧。“忧”在诗中二度出现，“何为怀此忧”、“君子以弗忧”。忧愁其实一直伴随着诗人，并不以诗人的理性清醒而逃遁。“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是晚年曹操心头永远的痛。此诗清晰真诚地袒露出晚年曹操的心理世界。这一心理世界，复杂而微妙。
曹操素怀统一华夏之志，但是，“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年已迟暮的曹操尚未完成他的事业，于是他想到要去昆仑、蓬莱寻求长生之术，来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但是，正当他沉浸在陶陶快意的遐想中时，现实与期想的矛盾，又使他发出了“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