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诗是一首咏物诗。
这首诗它既没有刻意描摹柳絮的形态，也没有借柳絮抒写惜别伤春之情，而是以凝炼准确的语言，概括出柳絮最主要的特征，求神似而不重形似，简洁鲜明，富有风趣。
“无风才到地，有风还满空。”描写柳絮“似花还似非花”，极为纤细、轻灵，无风时慢悠悠地落到地面，一遇上风，那怕是和煦的微风，也会漫天飞舞起来。它的这种性状是很难描述的。薛陶说：“二月杨花轻复微”，并没说清是怎么个轻法。雍裕之从风和柳絮的关系上落笔，并对比了柳絮在“无风”和“有风”时两种不同的状态，只十个字，就将柳絮的特征给具体地描绘出来了，这不能不说是状物的高手。
“缘渠偏似雪”句则是写柳絮的颜色。柳絮不仅其轻飞乱舞之状象雪，而且其色也似雪。所以东晋谢道韫早就以柳絮喻雪花，赢得了“咏絮才”的美名。可见要描绘柳絮的颜色，还是以白雪为喻最为恰切。但如果仅指出其“偏似雪”，那就是重复前人早就用过的比喻，显得淡而无味，所以诗人紧接着补上第四句：“莫近鬓毛生”。这一笔补得出人意料，十分俏皮。自来人们多以霜雪喻白发，这里因为柳絮似雪，遂径以柳絮隐喻白发，这已不落窠臼；不仅如此，诗人又从咏物进而表现人的情思：人们总是希望青春永驻，华发迟生，而柳絮似雪，雪又象白发，所以尽管柳絮轻盈可爱，谁也不希望它粘上自己的头发。这一句在全诗中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写出了人物的思想感情。这也可以说是托物言志、借物抒怀的又一格吧。
这首诗通篇无一字提及柳絮，但读完全诗，那又轻又白的柳絮，似乎就在我们眼前飞舞，它是那样具体，那样鲜明，似乎一伸手就可捉摸。全诗二十个字，如同一个精心编制的谜语。由于准确地道出了柳絮的特征，那谜底叫人一猜就着。于此可见诗人体察事物之细，艺术提炼功夫之深。
这首小令是怀古之作，写绍兴福王府遗址的衰败，充满繁华消歇，不胜今昔之感。其表现方法是借景抒情。但曲中并无对景物的精致刻画，也不脱离景物直抒胸臆，而是情随景生，情景紧密结合，句句写景都将作者的联想、幻觉、想象、思考熔铸其中。
全曲运用了三组镜头的特写。第一组特写是起首两句，为府邸的总体印象。一目了然的是遍地沙砾，蒺藜丛生，间杂着开花的野菜。据景实录，光写下“蒺藜沙，野菜花”也无甚不可，但作者显然想得更多更远。他耳边仿佛回荡着当年王府寻欢作乐、宴乐升平的歌吹声，眼前闪现着王公和宫女遍身罗绮、珠光宝气的身影。作者将追想与现实叠合在一起，以“梦断”“香馀”作为两者的维系。“梦”是不用说了，盛衰一瞬，繁华成空，确实就像梦境那样无凭。“香”呢，野菜花倒是有那么一点，将这点微香作为“罗绮”的馀泽，看来就是府中人化为黄土后留给后世的唯一贡献。这一组特写用句内对比的手法，繁华豪奢的昔景使残败荒芜的现状显得更为触目惊心。
第二组特写是中间三句，铺叙了王府园内乱云、老树、夕阳、燕、蛙等现存的景物。这些景物本身是中性的，并非福王府所特有，然而作者在述及时一一加上了强烈的感情色彩。主观色彩的注入，一是通过刻意的组合，让景物所具有的苍凉共性在互相映衬中得以凸现，如“乱云老树夕阳下”之句。而更主要的是通过化用典故来实现，这就是关于燕子和青蛙的第四、五两句。“燕”与“王谢家”的关系，经过刘禹锡《乌衣巷》诗句的渲染，已是妇孺皆知。这里劝“燕休寻”，将园内燕子的忙碌穿梭故意说成是有意识的怀旧，悲剧气氛就更为浓烈。“怒煞些鸣蛙”则化用《韩非子》所载“怒蛙”的典故：越王勾践出行望见怒蛙当道，不禁从车上起立，扶着车前的横木向它们致敬，因为“蛙有气如此，可无为式（榜样）乎”！在作者看来，如今青蛙气鼓鼓地怒鸣，是为了“恨兴亡”的缘故。这一组特写，正是借景抒情。
第三组特写为六、七两句，着笔于福王府建筑物的遗迹。作品选取“铺锦池”“流杯亭”为代表。此两处当为王府旧日的游赏胜所，但其名也有渊源。据《开成录》：“（唐）文宗论德宗奢靡云：闻得禁中老宫人，每引泉先于池底铺锦，王建《宫词》曰‘鱼藻宫中锁翠娥，先皇行处不曾过。只今池底休铺锦，菱角鸡头积渐多’是也。”据欧阳修《跋流杯亭侍宴诗》，唐武则天曾在汝州温泉别宫建流杯亭。亭以“流杯”命名，显然是王府内“曲水流觞”的作乐需要。如今池里是“荒甃”，亭上是“破瓦”，可见昔日富丽堂皇的府第与园苑，到此时只剩了一堆废墟。这一组特写，更带有“当地风光”的性征。
作者将“游越福王府”的所见不厌其详地分成三组表现，可以解释为他惆怅、伤感、愤懑的步步深化。这一切印象的叠加与感情的郁积，便结出了末句的呐喊：“何处也繁华？”这一句既似发问也似回答，盛衰无常、荒淫失国的感慨俱在其中。
这首小令涉及历史主题，曲调沉郁顿挫，与乔吉其他作品清丽婉美的特点有很大差异。这也体现了乔吉对历史兴替的无限慨叹。
石苍舒字才美（苏轼诗集作“才翁”），长安人。擅长草书、隶书书法，人称得“草圣三昧”。苏轼由开封至凤翔，往返经过长安，必定到他家。1068年（熙宁元年），苏轼凤翔任满还朝，在石家过年。他藏有褚遂良《圣教序》真迹，堂取名“醉墨”，邀苏轼作诗。苏轼回到汴京，写了这首诗寄给他。
苏轼是大书法家，有多篇诗谈到书法。像《凤翔八观》里的《石鼓文》、《次韵子由论书》、《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和这首《石苍舒醉墨堂》，都是脍炙人口的。那几首诗都涉及论书，而这首诗纯粹从虚处落笔，尤其特殊。
这是苏轼早期的七古名篇。他后来的七古中常见辩口悬河、才华横溢的特色，这首即是这种特色早期成熟的表现。堂名“醉墨”就很出奇，诗也就在这名字上翻腾。
起首明要恭维石苍舒草书出众，却偏说草书无用，根本不该学。这种反说的方式前人称为“骂题格”。
第一句是充满牢骚的话。这些牢骚是和苏轼那段时期的感受分不开的。在凤翔的前期，知府宋选对他很照顾。后来宋选离任，由陈希亮接任。陈希亮对下属冷冰冰的，又好挑剔，甚至苏轼起草的文字，他总要横加涂抹。苏轼对此很不满，在诗里也有所表现，如《客位假寐》。苏轼到了京城，正值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张变更法度，苏轼也不满意，以致后来因此而遭放逐。这时虽未到和王安石闹翻的地步，但心里有牢骚，所以借这首诗冲口而出。这句话表面上不怎么样，但把“忧患”的根源归于“识字”，是有点惊人的。至于“忧患”到底何在，作者却一点即收，使读者自己领会。古人轻视识字的，要数项羽最有名气。他认为字不过用来记记姓名，不值得学（《史记·项羽本纪》）作者巧妙地用了项羽这个典故而不落用典的痕迹。开头说，识字本是多余的事，更何况认草字；写草字，又写得龙飞凤舞，让人打开卷子一看惊叹不己，那就更不对了。“惝恍”二字形容草书的变化无端。“令人愁”明贬暗褒。这两句紧紧呼应下文“兴来”二句。这四句破空而来，合写两人而侧重对方。
五六二句从诗人到对方，在章法中是转换之处。苏轼是书法家，《次韵子由论书》一开始就说：“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用“我尝好之”对比“君有此病”，也是明贬暗褒。“病”指其好之成癖，暗伏对方草书功力之深，引出下面六句正面点明“醉墨”的旨趣。七八两句把《庄子》两个篇名用来赞美对方草书功力之深。九、十两句正面点明以“醉墨”来命名的用意，十一、十二两句又用柳宗元的比喻回应“君有此病何能瘳”，看似批评，实是夸奖。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不倦，造诣必深。下面四句即是正面赞美。这四句极有层次，首句总提，次句暗用前人“笔冢”（如王羲之、智永、怀素等）的故事写其用力之勤。接下来写其造诣之深，这是用力之勤的结果。这两句又和篇首“神速”句呼应，一正写，一比喻。条理井然，语言飞动。
“我书”四句回到诗人自己，呼应上文“我尝好之”句。诗人先谦称自己的书法“本无法”，即不合规矩，“点画”句和“惝恍”句相应。接下两句反问石苍舒为何对他的书法如此偏爱，表面上是诗人自我否定，实有自负书法之意。如果正写就显得乏味，而且易流为诗人的自我吹嘘，用反诘语气来表现，供人回味，深得立言之体。怀素说：“王右军云，吾真书过钟而草不减张。仆以为真不如钟，草不及张。”“不减钟张”句即翻用这个典故赞美石苍舒。汉末张芝（伯英）和罗晖（叔景）、赵袭（元嗣）并称，张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见《晋书·卫恒传》）“下方罗赵”句即正用此典以收束“我书”。张芝人称“草圣”，《三国志·魏书·韦诞传》注说，张芝家里的衣帛，必定先用来写字，然后才染色做衣服。他临池学书，每天在池里洗笔，池水都成黑色了。结尾两句，诗人又反用此典回应篇首四句，既点到了石苍舒，又点到了自己。这四句都用写字的典故，出神入化而又紧扣主题。
这首七古体现出苏轼的作诗本领。赵克宜评价说：“绝无工句可摘，而气格老健，不余不欠，作家本领在此。”所谓不余不欠，就是既把题意说透，又没有多余的话。这正是苏轼风格的特色。善于在别人难于下笔之处着墨，把叙事议论抒情完全熔为一炉。语言形象生动，结构波澜起伏，正说反说，忽擒忽纵，意之所向，无隐不达。如同天马行空，去来无迹；细加寻绎，却又纲举目张，脉络分明。正如作者所说的画竹之妙：“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王维吴道子画》）至于使用典故，更是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体现了作者广博的学识。
苏轼对于书法技艺的看法是「由技入道」，追求无意的境界，但此一境界必须由积学勤练而得，诗中有「堆墙败笔如山丘」、「兴来一挥百纸尽」便是积学勤练的过程，「我书意造本无法」则是所达到的境界。《苏轼文集》卷六十九〈评草书〉：「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
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於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最足以作为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