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登临遣怀之作。
“袖剑飞吟”，据《唐才子传》记载，吕洞宾尝饮岳阳楼，醉后留诗曰：“朝游南浦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词人浪迹南北，与吕洞宾诗中所表现的气质有共通之处。这里借用来抒发自己壮游洞庭的情怀，一开始就树立了一个飘泊江湖的词人形象，并使词篇笼罩在豪迈飘逸的仙气中。“洞庭青草，秋水深深”，八百里洞庭以浩瀚汪洋著称，这里词人只用“深深”二字，便轻轻描绘出它的特征。词篇至此，气象也更为开阔。此外，句中的“秋”字不单点明登楼时令，还以秋日多风和入秋百卉渐衰为下文“一快披襟”、“变尽人间”作铺垫，同时又与词人的苍凉胸怀相表里。“万顷波光”仍写洞庭：“秋水深深”专述涵纳深邃，此句特表醉人美色，两相配合，极见情致。“岳阳楼上，一快披襟”，用独立楼头、任风吹开衣襟的形象衬托词人的登楼豪情。宋玉《风赋》：“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自然，“一快披襟”的原因不仅是因为有风，更重要的还由于深深秋水和万顷波光的感染。总起来看，上片词风豪中带逸，词人登楼的快意在这里得到了有力发挥。
下片开始，词人笔锋陡转，“快”意顿生波澜：“不须携酒登临。问有酒、何人共斟”，用不须携酒引出无人与共，感情凝滞曲折，章法也开始摇曳回荡。这首词上片写无边美景、惬然游情，下片叹人间多变、国事衰微，过片处直说此番登临不能尽兴，这有异于上片，可谓“能发起别意”。但词人写楼、写湖只是为了抒发兴废之叹，因而无人共饮几句正好把普通的登山临水引入创作“原意”。“变尽人间，君山一点，自古如今”，点明“不须携酒”的原因，揭破主题。词人生活在南宋后期，其时不但收复北方领土已经无望，就是南方的偏安局面也在风雨飘摇之中。所以词人面对“自古如今”岿然不动的“一点”君山，难免要想起备受欺凌的“偌大”中国。可是当时的上层人士或流连光景、或苟且度日，似乎无人共饮词人之酒。由此可见上文的“不须携酒”几字包含着无限感慨，而这里的“变尽人间”实为振起全篇的关键：因为只有“人间”才是词人属意的所在，而正因为这个“变”字，词人也才由湖光山色联想到国家民族，进而感物伤怀。
这首词一开始情调昂扬，颇有为眼前景所陶醉的意思，进入下片以后，先用无人共斟道出自己的孤独和苦闷，后以人间变尽点破忧国主题，有如千斛浓愁凝聚笔端。题旨虽在表现词人的深广忧虑，但篇中不仅毫无局促窘迫的影子。相反，还能把执著的爱国热情同超脱的仙风逸气结合成一个整体；同时词中的情绪虽然一再变化，但意脉始终不断，再加上流畅奔放的语句，天真自然的措词，形成了豪健轻快的特殊风格。
此诗开头两句对宿紫山北村的缘由作了说明，原来他是因“晨游紫阁峰”而“暮宿山下村”的。诗人之所以要“晨游”，是为了欣赏山峰上的美景。早晨欣赏了紫阁的美景，悠闲自得往回走，直到日暮才到山下村投宿，碰上的又是“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的美好场面，作者的心情是很愉快的。但是，“举杯老及饮”，不愉快的事发生了。
开头四句，点明了抢劫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抢劫对象，表现了诗人与村老的亲密关系及其喜悦心情，为下面关于暴卒的描写起了有力的反衬作用，是颇具匠心的。中间的十二句，先用“暴卒”“草草”“紫衣挟刀斧”等贬义词句刻画了抢劫者的形象；接着展现了两个场面：一是抢酒食；二是砍树。
写抢酒食的四句诗，表现出暴卒、作者和主人的三种不同表现。“夺”和“掣”两个词，包含着一方不给，一方硬抢的丰富内容。诗人用这两个词作“诗眼”，表现出他自己毕竟是个官吏，敢于和暴卒争，但还是败下阵来，这就不仅揭露了暴卒的暴，而且暗示了暴卒敢这样“暴”的原因，为结尾的点睛之笔留下了伏线。
写两个抢劫场面，各有特点。抢酒食之时，主人退立敛手；砍树之时，却改变了态度，这表明主人对树有特殊感情。诗人为了揭示其心理根据，先用两句诗写树：一则指明那树长在中庭，二则称赞那是棵“奇树”，三则强调那树是主人亲手种的，已长了三十来年。这说明它在主人心中的地位，远非酒食所能比拟。暴卒要砍它，主人当然会“惜”，“惜不得”，是“惜”而“不得”的意思。于是，发自内心的“惜”就表现为语言、行动上的“护”，虽然迫于暴力，没有达到目的，但由此却引出了暴卒的“自称”和作者的悄声劝告。
结尾的四句诗，在当时很好懂；时过一千多年，就需要作些注解，才能了解其深刻的含义。所谓“神策军”，在唐代天宝（唐玄宗年号，742—756）年间，本来是西部的地方军；后因“扈驾有功”，变成了皇帝的禁卫军。唐德宗时，开始设立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由宦官担任。他们以皇帝的家奴身份掌握禁卫军，势焰熏天，把持朝政，打击正直的官吏，纵容部下酷虐百姓，什么坏事都干。元和（唐宪宗年号，806—820）初年，皇帝宠信宦官吐突承璀，让他做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接着又派他兼任“诸军行营招讨处置使”（各路军统帅），白居易曾上书谏阻。这首诗中的“中尉”，就包括了吐突承璀。所谓“采造”，指专管采伐、建筑的官府。唐宪宗的时候，经常调用神策军修筑宫殿；吐突承璀又于唐元和四年（809年）领功德使，修建安国寺，为宪宗树立功德碑。因此，就出现了“身属神策军”而兼充“采造家”的“暴卒”。做一个以吐突承璀为头子的神策军人，已经炙手可热了；又兼充“采造家”，执行为皇帝修建宫殿和树立功德碑的“任务”，自然就更加为所欲为，不可一世。
诗是采取画龙点睛的写法。先写暴卒肆意抢劫，目中无人，连身为左拾遗的官儿都不放在眼里，留下悬念，引导读者思考这些家伙究竟凭什么这样暴戾。但究竟凭什么，作者没有说。直写到主人因中庭的那棵心爱的奇树被砍而忍无可忍的时候，才让暴卒自己亮出他们的黑旗，“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一听见暴卒的自称，作者很吃惊，连忙悄声劝告村老：“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讽刺的矛头透过暴卒，刺向暴卒的后台“中尉”；又透过中尉，刺向中尉的后台皇帝。前面的那条“龙”，已经画得很逼真，再一“点睛”，全“龙”飞腾，把全诗的思想意义提到了惊人的高度。
“春犹早”是说春天刚到，虽然阳光还较微弱，但风已变得柔和，不象冬天那样刚猛，天气已渐渐暖和起来。南方早春人们换著夹衫，欣喜万分。三、四两句接写昼寝醒后。“觉微寒是因为刚刚”睡起“，仍扣早春。鬓发心插戴的梅花已经残落。冬去春风闲适恬静，情绪基调是欢欣的。
下片转写思乡，情调突变。“故乡何处是”不仅言故乡邈远难归，而且还含着“望乡”的动作，也就是说，白天黑夜，作者不知多少次引颈北向，遥望故乡。“忘了除非醉”，平白如话，却极深刻沉痛。借酒浇愁，说明只有醉乡中才能把故乡忘掉，清醒时则无时无刻不思念故乡。“忘”正好表明不能忘。这里正话反说加一层转折，把此意表现得更加强烈：正因为思乡之情把作者折磨得无法忍受，所以只有借醉酒把它暂时忘却，可见它已强烈到何种程度。而作者之所以会有“忘”的念头和举动，不仅是为了暂时摆脱思乡之苦，还同回乡几乎无望有关：如果回归有期，那就存有希望，不会想到把它忘掉；惟其回乡无望，念之徒增痛苦，才觉得不如忘却。真是不敢想却又不能不想，想忘偏又记起。这种思想矛盾和精神痛苦，循环往复，不会完结。结尾二句具体描写心句的“醉” 字。“沉水”即沉香的别称，是一种名贵的熏香。睡卧时所烧的熏香已经燃尽，香气已经消散，说明已过了长长一段时间，但作者的酒还未醒，可见醉得深沉；醉深说明愁重，愁重表明思乡之强烈。末句重用“消” 字，句调圆转轻灵，而词意却极沉痛。不直接说愁，说思乡，而说酒，说熏香，词意含蓄隽永。清照生当宋金对峙之际，她主张抗战，切望收复失地，对故乡的刻骨怀念，即包含着对占领故乡的金国统治者的愤恨，对因循苟且、不思收复失地的南宋统治者的谴责，渗透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
本文选自《论语·微子》，是一段较富文学性的文字。文中写孔子和学生子路周游列国途中，遇到两位隐士长沮和桀溺。孔子使子路向对方问路。隐士冷言相待，于是在隐者和子路之间便展开了一段情味隽永的对话。
子路首先向长沮打听渡口，这个“渡口”本身就很有象征意味。所以长沮在得知问路者是孔子弟子时，便在“渡口”上借题发挥，大作引申文章。结论是，孔子积极参予政治改革，到处奔波以宣传自己的救世主张，孔子理应是最清楚“渡口”在什么地方的人。这就从侧面形象地对孔子企图救世的举动表示了反对。此后，当子路以同样的问题“问于桀溺”的时候，桀溺又从现实实际出发，直截了当地规劝子路“从辟人之士”是毫无前途的，只有“从辟世之士”、一同做隐者才是唯一的出路。这恰恰是孔子所不愿做的，但又不得不承认这确实道出了自己的心病。所以结尾处孔子怃然言之的一段话正明白地流露出了这种两难的心境。
窘步相仍：窘步，迈步迫促。相仍，相沿袭。这里指以诗唱和酬答时次韵诗受到别人诗韵脚的束缚，不能自由表抒己意。古人有用诗歌相互酬答唱和的传统。起初，和诗时只要和意即可，和诗的体式、韵脚都不用顾虑。但是后来，却发展为和诗必须用所和之诗的韵，这称为和韵。和韵有同韵与次韵之分，同韵，是韵同而前后次序不同；次韵，是韵同且前后次序也相同。这种方法源于元白，皮日修、陆龟蒙也这样写，到了宋代苏轼、黄庭坚后，和韵次韵盛行，成为诗的一种体式。
这首诗是批评诗歌酬唱中的和韵风气。由于这种次韵酬唱的诗往往受到原诗韵脚的拘束和词义的限制，使作者不能自由地抒发自己的心迹，反要俯仰随人，窘步相仍，因此，元好问对这种诗风给予了辛辣讽刺，指出其“亦可怜”。要求诗人应该象庾信那样“纵横自有凌云笔”，大胆自由抒发自己地真性情，不要做随在别人后面的亦步亦趋的可怜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