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从多年来他们的交游,一直写到这天的宴会,语言高度概括,内涵十分丰富。苏洵于1056年(嘉祐元年)持益州张方平、雅州雷简夫的推荐信赴京谒见韩琦、欧阳修等名流重臣,从此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时苏洵已四十八岁,年近半百,故说“晚岁登门”。雷简夫称苏洵为“王佐才”、“帝王师”,苏洵实际上也是以此自居的,而这里却自称“不才”,且冠以“最”字,并以自已的那“萧萧华发”同韩琦宴上的闪闪金罍(酒器)相映衬,表面自谦,实际充满怀才不遇之感。
颔联又从这天的宴会写到他五年来的虚度光阴。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东阁”承“金罍”,表示对韩琦宴请的谢意,诗人自谦中也含着牢骚。汉武帝时公孙弘自举贤良,数年而至宰相,“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汉书·公孙弘传》)这里诗人即以公孙弘喻韩琦好贤而言自己不配这种礼遇。下句,诗人回答了“不堪”的原因: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台指太常寺。因《礼记》有《曲礼》篇,故称专掌礼仪制度的太常寺为“曲台”。苏洵在1061年(嘉祐六年)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礼书,至赴宴时,刚完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费时五年。苏洵以自己能辅助帝王的才能来做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深感虚度年华,用非所长,这集中表现在“闲”、“老”二字上。1056年(嘉祐元年),欧阳修荐苏洵于朝廷,韩琦也以为可用,独富弼主张“姑少待之”(叶梦得《石林燕语》)。拖了两年,朝廷才召苏洵试舍人院。苏洵拒绝赴试,朝廷授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主簿,编纂太常礼书,直至去世。“书虽成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老苏先生会葬致语》)这就是诗人发出“闲伴诸儒老曲台”的深沉哀叹的原因。
颈联尤为历代评论家所称赏。重阳节历来是人们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好日子,但苏洵却在愁里度过。“佳”和“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久”字更有丰富的内容。苏洵在二十七岁以前“游荡不学”,不一定有“愁”。但从二十七岁开始,他发奋苦读,希望有用于世,却多次科考不第;后来,虽然名动京师,却沉沦下僚,无法一展抱负。这个“久”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他已五十七岁,很难再有所作为。“偶傍”,说明他平时已经很少有雄心壮志;“醉中”,说明未醉时已清醒感到壮志难酬。但“傍”、“来”二字仍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气尤不少衰”。(叶梦得《避暑录话》)
尾联以暮间归来,反复吟咏韩琦新诗作结,戛然而止,余味无穷。韩琦《乙巳重阳》说:“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启宾罍。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飞新阵拂云来。何时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韩琦诗中那种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气,使苏洵更感到自己“闲伴诸儒”的穷窘;韩琦志满意得之余的淡淡闲愁,更激起了苏洵壮志不酬的深沉哀怨。这就是他越读韩琦新诗就越发难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为全诗烘托出一种昏暗、凄冷的气氛,而“寒无睡”,“百遍开”更活画出这位“萧萧华发”的老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神情。
叶梦得说:“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避暑录话》)这一首诗在内容上“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闷;艺术风格上也是“婉而不迫,哀而不伤”,含蓄蕴藉,耐人寻味。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不才如我垂久老矣竟忝列先生的门下,金灿灿的酒器映照着我满头萧萧的白发。
惭愧呀魏公你如此看重又宴请了我,我在曲台编的那本书消磨了几多年华。
多少回重阳节从忧愁中过来的,多少回酒醉中又壮心偶发。
此番风雨之夜辗转无眠,起来把新诗一遍一遍地写下。
注释
晚岁:作者时年五十六岁,故称。
金罍:泛指酒盏。
曲台:指太常寺,掌礼乐郊庙社稷之事。
新诗:韩琦新赋的诗,诗中含有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之气。
首联从多年来他们的交游,一直写到这天的宴会,语言高度概括,内涵十分丰富。苏洵于1056年(嘉祐元年)持益州张方平、雅州雷简夫的推荐信赴京谒见韩琦、欧阳修等名流重臣,从此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时苏洵已四十八岁,年近半百,故说“晚岁登门”。雷简夫称苏洵为“王佐才”、“帝王师”,苏洵实际上也是以此自居的,而这里却自称“不才”,且冠以“最”字,并以自已的那“萧萧华发”同韩琦宴上的闪闪金罍(酒器)相映衬,表面自谦,实际充满怀才不遇之感。
颔联又从这天的宴会写到他五年来的虚度光阴。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东阁”承“金罍”,表示对韩琦宴请的谢意,诗人自谦中也含着牢骚。汉武帝时公孙弘自举贤良,数年而至宰相,“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汉书·公孙弘传》)这里诗人即以公孙弘喻韩琦好贤而言自己不配这种礼遇。下句,诗人回答了“不堪”的原因: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台指太常寺。因《礼记》有《曲礼》篇,故称专掌礼仪制度的太常寺为“曲台”。苏洵在1061年(嘉祐六年)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礼书,至赴宴时,刚完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费时五年。苏洵以自己能辅助帝王的才能来做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深感虚度年华,用非所长,这集中表现在“闲”、“老”二字上。1056年(嘉祐元年),欧阳修荐苏洵于朝廷,韩琦也以为可用,独富弼主张“姑少待之”(叶梦得《石林燕语》)。拖了两年,朝廷才召苏洵试舍人院。苏洵拒绝赴试,朝廷授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主簿,编纂太常礼书,直至去世。“书虽成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老苏先生会葬致语》)这就是诗人发出“闲伴诸儒老曲台”的深沉哀叹的原因。
颈联尤为历代评论家所称赏。重阳节历来是人们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好日子,但苏洵却在愁里度过。“佳”和“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久”字更有丰富的内容。苏洵在二十七岁以前“游荡不学”,不一定有“愁”。但从二十七岁开始,他发奋苦读,希望有用于世,却多次科考不第;后来,虽然名动京师,却沉沦下僚,无法一展抱负。这个“久”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他已五十七岁,很难再有所作为。“偶傍”,说明他平时已经很少有雄心壮志;“醉中”,说明未醉时已清醒感到壮志难酬。但“傍”、“来”二字仍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气尤不少衰”。(叶梦得《避暑录话》)
尾联以暮间归来,反复吟咏韩琦新诗作结,戛然而止,余味无穷。韩琦《乙巳重阳》说:“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启宾罍。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飞新阵拂云来。何时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韩琦诗中那种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气,使苏洵更感到自己“闲伴诸儒”的穷窘;韩琦志满意得之余的淡淡闲愁,更激起了苏洵壮志不酬的深沉哀怨。这就是他越读韩琦新诗就越发难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为全诗烘托出一种昏暗、凄冷的气氛,而“寒无睡”,“百遍开”更活画出这位“萧萧华发”的老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神情。
叶梦得说:“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避暑录话》)这一首诗在内容上“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闷;艺术风格上也是“婉而不迫,哀而不伤”,含蓄蕴藉,耐人寻味。
这是一首送别诗,是晏殊送当时的工部侍郎凌策返乡。
首联“日南藩郡古宣城,碧落神仙拥使旌”,介绍古宣城是块圣地。碧霞满空,神仙都要摇动旌旗,在那里聚集。历史上的宣城 “易置不常,统治称重”宣城地灵人杰,便有凌侍郎这样的人才。
颌联“津吏戒船东下稳,县拥负弩昼归荣”,写凌策任广南西路转运使时,受命重新筹划从岭南运输香药至京师,凌策请求先由陆路运到南安,然后向北改为水运,只用士兵八百人,比过去节省下大量人力和大笔运费。由此,“卢之翰任广州无廉称,以策有干名,命代之,赐金紫。”凌策任英州知州期间,其时广、英路从吉河到板步二百里,每年盛夏瘴气四起,来往过客十死八九。凌策请求从大源洞开山修路,缩短了行程,方便了运输行旅。“由此,“代还,知青州。东封,以供亿之勤,超拜都官郎中,入判三司三勾院,出知扬州。”凌策押船营运、开山修路获得如此的成功与殊荣。
颈联“江山谢守高吟地,风月朱公故里情”,写凌策的家乡宣城原是谢朓、朱公的所住地。谢朓曾在宣城任太守,在府治之北陵阳峰上建室,取名“高斋”,吟出“空为大国忧,纷诡惊非一。安得扫蓬径,销吾愁与疾”等诗句,故有“谢守高吟地”之说。朱公即范蠡,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实业家。他出身贫贱,但博学多才,与楚宛令文种相识,辅佐越国勾践灭吴国,功成名就之后激流勇退,化名姓为鸱夷子皮,变官服为一袭白衣与西施西出姑苏,泛一叶扁舟于五湖之中。因古宣城 “禹贡扬州之域,”故有“朱公故里”之称。
尾联“曾预汉庭三独坐,府中谁敢伴飞觥”,赞扬凌策的功绩,一般人是不能比拟的。诗人不是从正面来写,而是用“三独坐”典,显示凌策身份的高贵及功劳之大。诗人说,如果人们要坐着喝酒的话,像凌策的大人,谁还敢与他并起并坐,传杯把盏,从侧面颂扬凌策的功劳。
晏殊诗词有其思想上与艺术上的独特追求。他希望以歌颂太平为出发点,艺术上又追求“气象”,同时也讲求词的可歌性。在宋朝的所有宰相中,晏殊也许算是活得最明白的一个。歌颂太平正是其诗词创作趋于一途的共同表现,这也是由晏殊所处的环境、地位决定的。他不少作品直接写酒增加宴席上的欢乐气氛。如《奉和圣制上元夜》、《浣溪沙》等。这首诗借写酒来歌颂凌侍郎及他的家乡,但在一定程度上向“温柔敦厚”靠拢,无凄厉之音,得中和之美,珠圆玉润,其中感情如陈年甘醴,看似平淡,品之味长。
此词当为悼念随作者贬谪惠州的侍妾朝云而作,词中所写岭外梅花玉骨冰姿,素面唇红,高情逐云,不与梨花同梦,自有一种风情幽致。上阕通过赞扬岭南梅花的高风亮节来歌赞朝云不惧“瘴雾”而与词人一道来到岭南瘴疠之地;下阕通过赞美梅花的艳丽多姿来写朝云天生丽质,进而感谢朝云对自己纯真高尚的感情一往而深,互为知己的情谊,并点明悼亡之旨。全词咏梅,又怀人,立意脱俗,境象朦胧虚幻,寓意扑朔迷离。格调哀婉,情韵悠长,为苏轼婉约词中的佳作。
词的上阕写惠州梅花的风姿、神韵。起首两句,突兀而起,说惠州的梅花生长在瘴疠之乡,却不怕瘴气的侵袭,是因这它有冰雪般的肌体、神仙般的风致。接下来两句说它的仙姿艳态,引起了海仙的羡爱,海仙经常派遣使者来到花丛中探望;这个使者,原来是倒挂在树上的绿风小鸟(状如幺凤)。以上数句,传神地勾勒出岭南梅花超尘脱俗的风韵。
下阕追写梅花的形貌。“素面翻嫌粉涴”,岭南梅天然洁白的容貌,是不屑于用铅粉来妆饰的;施了铅粉,反而掩盖了它的自然美容。岭南的梅花,花叶四周皆红,即使梅花谢了(洗妆),而梅叶仍有红色(不褪唇红),称得上是绚丽多姿,大可游目骋情。面对着这种美景的东坡,却另有怀抱:“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东坡慨叹爱梅的高尚情操已随着晓云而成空无,已不再梦见梅花,不像王昌龄梦见梨花云那样做同一类的梦了。句中“梨花”即“梨花云”,“云”字承前“晓云”而来。晓与朝叠韵同义,这句里的“晓云”,可以认为是朝云的代称,透露出这首词的主旨所在。
这首咏梅词空灵蕴藉,言近旨远,给人以深深的遐思。词虽咏梅,实有寄托,其中蕴有对朝云的一往情深和无限思恋。作者既以人拟花,又借比喻以花拟人,无论是写人还是写花都妙在得其神韵。张贵《词源》论及咏物词时指出:“体物稍真,则拘而不畅;模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要须收纵联密,用事合题,一段意思,全在结句,斯为绝妙。”以这一标准来衡量此词,可以窥见其艺术技巧的精湛。
这是李雯甲申国变之后的作品。人生的际遇真是难以言说,有处世出于自己禀赋的志意怀抱的情况,可是也有行事遭遇外在环境操纵逼迫的情况。李雯正是一个才华横溢却遭际不幸的人。他陪父亲到京师,没多久李闯王占领北京,他的父亲就殉明死难了。李雯是“絮血行乞三四日,乃得版榇以敛”,他当时几乎饿死,却又不敢死,因为还没有尽到一个做儿子的责任,未把父亲的灵柩送回故乡。当时清廷有一些欣赏李雯才华的人把他推荐给满清的中枢内院。李雯之仕清是不得已的,他又是个感情很敏锐,而且很自责的人,所以其国变以后的作品一直写得非常悲哀痛苦。
《风流子》这首词一开头就是个疑问的句子,“谁教春去也”,短短的五个字,就有一种非常深刻曲折的意思。李后主的词“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写得感情奔腾汹涌,一泻无余。因为他是个比较任纵的帝王,没有约束节制自己的习惯。李雯却是个自我反省、压抑而又自责的人,同样是写亡国的悲痛,可是他与李后主表现得迥然不同。“谁教春去也?”是对命运发出的质疑。天下的事情有许多为什么,国家为什么有这样的下场?我李雯为什么有这样的遭遇?这种疑问的句子表示出来的,常常是一种悔恨、不平。正所谓诗词无理而妙,李词“春去也”已是一重悲哀,“谁叫春去也”,这是又一重更深的悲哀,如此美好的事物为什么转瞬即逝?没有谁能给出答案,更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挽回。
“人间恨、何处问斜阳?”又是一个问句。人间到处都是悲恨,这一“人间恨”,既是紧扣“送春”的题目而发的现实中之送春伤春之恨,也是文物繁华尽皆破灭的亡国失家之恨,更是自己的失身之恨。李雯在去世的前一年给陈子龙的书信里说:“三年契阔,千秋变常。失身以来,不敢复通故人书札者,知大义之已绝于君子也。”真是声声皆泪,人间为什么有这么多悲哀?为什么有这么多缺憾?这些人间恨事,你又能去问谁呢?屈原问天,李雯却要问斜阳。斜阳本身就是无常的,快要沉落的,它又能够回答你什么呢?因此开篇的两个问句,所表达的悲哀不只是字面上的,而是从内心里传达出的彻骨的无可奈何的伤痛。
“花褪残红,莺捎浓绿”,表面上当然是说落红缤纷,花朵凋零,黄莺在浓绿的枝头飞掠过去,完全是扣题而说的暮春风景。可是“落花”又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语言代码,花的零落代表了所有美好事物的凋零残败。李雯的故国不会再恢复了,与当年和他一起读书、作诗的陈子龙等人的交游,也不会再有了,那美好的少年时代,充满了理想和欢乐的时代,那些故人知交,都已是“花褪残红”,不再复返了。“小径红稀,芳郊绿遍”(晏殊《踏莎行》),春天的花落尽,树叶就显得更浓密繁多,俗话说莺燕争春,那莺燕是要在百花时节忙着享受春天,所以浓绿的枝头有不少的莺燕。这正如满朝的新贵,在朝廷易代之间做着自己的打算。改朝换代中,有多少人殉节死难了?又有多少人投降以争取高官厚禄?这是“花褪残红”与“莺捎浓绿”的对比,所以是令人“思量往事,尘海茫茫”,人间的尘世就如同沧海的波涛,变化无常不可追寻。
“芳心”,代表了一个人一切美好的理想和志意,从李雯的诗文集中,确实可以看到他是许身不凡的人,可现在是“芳心谢”,对李雯来说,那所有美好的理想都已失去了,自己没有脸面做任何的事情,抱任何的希望了。“锦梭”两句,表面是写女子的生活起居,织布梳妆。李雯把自己比成一个女子,本在编织一个美丽、珍贵的梦想,可是国破家亡,自己降志辱身,有了污点,就像华美珍贵的锦缎再也织不下去。“麝月”是将黄颜色的麝香在额间涂出新月的形状以做装饰,可是当一切理想志意消失,连生活的意义都没有了,再弄妆梳洗又有什么必要呢?这个女子懒得再装饰,她又能为谁装饰呢?这是两个工整的对句,“旧织”暗喻了李雯过去的美好的理想,“新妆”比喻迎合与奉承新朝,李雯之仕清是出于不得已,在他的内心并不想追求富贵,更不愿去曲媚迎合新朝。
“杜宇”即杜鹃,为送春之鸟,当它啼叫之时,春天也就走了。杜宇又是古蜀王名,号望帝,死而化鸟。作为一个带有丰富文化背景的语言代码,其含意可用李商隐《锦瑟》诗“望帝春心托杜鹃”一语概括之。杜鹃代表死去的皇帝,象征明朝的覆亡。而杜宇的啼声似“不如归去”,旧日的国家朝廷、朋友志意都已一去不复返,所以“不如归去”的叫声更徒添伤心,李雯又能回到哪里去呢?杜宇悲鸣,惊醒了他年少时代编织的美梦,而父死国变的发生也恍如一场噩梦,即所谓“觉余惊梦”。而“碧阑三尺,空倚愁肠”,“碧阑”是指碧玉雕成的栏杆。李商隐的《碧城》诗有句云:“碧城十二曲阑干。”李商隐说“碧城十二”,李雯说“碧阑三尺”,数目并不是用来计数的,“十二”和“三”都是代表多的意思。他说我靠在那曲折珍贵的玉栏杆上,这么美的“碧阑”,本是让人倚栏凭眺春天的美景的,可是春天已经走了,也就只剩下满腹的惆怅悲哀。
“东君”是春天的神,“东君不做繁华主”,是说春天的神不为万紫千红做主,没有保护它们,因此是“抛人易”,春天这么快地过去,这么容易就把我们抛弃了。这既是扣住题目来说的“送春”,又有引申出的旧日朝廷和生活对自己的抛弃。正有李后主“别时容易见时难”(同上)的感叹。
最能代表春天的,就是柳树,而柳树又往往长于池塘水边。王夫之《蝶恋花》曾说:“叶叶飘零都不管,回塘早似天涯远。”在中国的传统中,杨柳“拂水飘绵”的姿态才是最美的。所以说“回头处、犹是昔日池塘”。正所谓“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晋书·周顗传》),京城还是往日之京城,李雯的故乡云间还是往日之云间,可是往日之人物文明却不再依旧了。“留下长杨紫陌,付与谁行?”“行”是一个表示受语宾语的词尾助词。暮春三月,当花落以后,树叶浓荫茂密,正是柳树长得茂盛的时候,这是承接上句“回头处、犹是昔日池塘”来说的。“留下”句,表面上写的就是因为东君这位春神轻易就不为春天做主了,那么留下高大的杨柳树和宽阔的道路要托付给谁呢?可是“紫陌”不是平常的路,它特指京城的道路,刘禹锡《看花》诗“紫陌红尘拂面来”句,指的就是当时的首都长安。而任何地方的高大柳树都可以叫做“长杨”,可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长杨”又指汉朝都城的一座宫殿“长杨宫”,扬雄有一篇《长杨赋》,写的就是长杨宫。因此“长杨紫陌”又代表了国家的都城。明朝不在了,它的首都交付给谁了呢?江山又交付给谁了呢?当然是归于新的统治者满清。无疑而问,沉痛至极。
“想《折柳》声中,吹来不尽”,笛曲中有一支曲子叫《折杨柳》,是用来表示离别、怀念的,所以李白《洛城闻笛》说:“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当无数的杨花被风吹落,春天也就越来越远了,当《折杨柳》的笛声响起,它带给人的是对故园、故国、故人的怀念,而这种怀念之情是道不尽、说不明的。杨花被吹落了,但李雯不直接说“落花”,因为“落花”是个实物,他说“落花影里”,正可见词这种文学体式的细致与微妙。杨花在落花飞舞的影子里飘落凋零了,可是与李雯另一首《浪淘沙·杨花》之“可惜章台新雨后,踏入沙间”相较,“舞去还香”一句,使杨花在飘零之前有一个振起,表明即使飘零也还要有一种舞动的姿态。李雯是玷辱了,是被踏入了沙间,可是他还有多少的感情志意并未完全消磨。
“难把一樽轻送,多少暄凉。”古人有饮酒送春的习俗,韩偓《惜花》诗说“临轩一盏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绿阴”,一杯酒就把春天送走了。可是李雯呢?他能轻易地用一杯酒把明朝的春天送走,把过去的理想志意送走吗?李雯是自责的,他不能忘怀于自己的亏欠、玷辱,他有羞耻和惭愧。那么多的恩怨是非、悲欢冷暖,这其中的痛苦实在不是可以轻易就排遣的。
此词为作者晚年回乡后所作。上片先写家乡南阜有小亭台,山花取次开放,婀娜多姿,因此邀请好友前开游赏,不要辜负大好春光。“多情”一词,道出了彼此间深厚的友谊。
“晴也须开,雨也须开”,表示了邀请之恳切。下片劝好友到开之后,可以开怀畅饮,随意踏青。若待天晴之后再开,则“人在天涯,春在天涯”,已经时过境迁了。全词通俗平易,流转自然。感情真挚,清新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