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然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生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本。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本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本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然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固然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然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本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本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总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管仲为相辅佐齐桓公的时候,齐桓公称霸于诸侯,排斥打击了夷、狄等少数民族。管仲一生都在为使齐国国富民强而努力,诸侯不敢再叛乱。管仲死后,竖刁、易牙、开方相继得到重用。齐桓公最后在宫廷内乱中去世,五位公子开始争夺君位,祸乱蔓延开来,直到齐简公时期,齐国没有一年是安宁的。
功业的完成,并不是完成在成功之日,必然是由一定的原因引起;祸乱的发生,不是发作时所产生,也会有一定的根源和预兆。因此,齐国的安定强盛,我不说是因为管仲,而说是因为鲍叔牙;齐国发生祸乱,我不说是因为竖刁、易牙、开方的原因,而说是因为管仲。为什么呢?竖刁、易牙、开方这三人,固然是导致国家动乱的人,再看看重用他们的人,是齐桓公。有了舜这样的圣人,才知道流放四凶;有了仲尼这样的圣人,才知道杀掉少正卯。那么齐桓公是什么人呢?回头看看,使齐桓公重用这三个人的是管仲啊!管仲病危的时候,齐桓公询问可以为相的人选。正当这个时候,我想管仲将推荐天下最贤能的人来作答,但他的话不过是竖刁、易牙、开方这三个人不合人情、不能亲近而已。
唉!管仲以为齐桓公真的能够不用这三个人吗?管仲和齐桓公相处很多年了,也该了解他的为人吧?齐桓公是个耳朵离不了音乐,眼睛离不开美色的人,如果没有这三个人,就无法满足他的欲望。他开始不重用他们,只是因为管仲在。一旦管仲去世,这三人就可以做官了了。管仲以为自己的遗言就可束缚住齐桓公了吗?齐国不担心有这三人,而是担心没有管仲;有管仲在,那么这三人只不过是普通人罢了。若不是这样,天下难道缺少跟这三人一样的人吗?即使齐桓公侥幸而听了管仲的话,诛杀了这三个人,但其余的这类人,管仲能全部除掉他们吗?唉!管仲是不懂得从根本上治理的人啊!如果他乘着齐桓公询问之时,推荐天下的贤人来代替自己,那么即使管仲死了,齐国也不算是失去了管仲。这三人又有什么可让人担心的呢?不说也罢!
春秋五霸中没有比齐桓公、晋文公再强的了。晋文公的才能比不上齐桓公,他的大臣也都赶不上管仲;而晋文公之子晋灵公暴虐,不如齐孝公待人宽容仁厚。可晋文公死后,诸侯不敢背叛晋国;晋国承袭了晋文公的余威,在后世还称霸了一百年之久。为什么呢?它的君主虽不贤明,但是还有老成持重的大臣存在。齐桓公死后,齐国一败涂地,这没有什么值得困惑的,因为他仅依靠一个管仲,而管仲却死了。
天下并非没有贤能的人,实际上是有贤臣而没有明君。齐桓公在世时,就说天下再没有管仲这样的人才了,我不相信。管仲的书《管子》里,有记载他将死的时候,谈论到了鲍叔牙、宾胥无的为人,并且还列出他们各自的短处。这样在他的心中认为这几个人都不能托以国家重任,但他又预料到自己将死,可见这部书实在是荒诞,不值得相信。我看史䲡,因为不能使卫灵公任用贤臣蘧伯玉和斥退宠臣弥子瑕,为此死后进行了尸谏;汉代萧何临死前,推荐了曹参代替自己。大臣的用心,本来就应该如此啊!国家因一个人而兴盛,因一个人而灭亡;贤能的人不为自己的死而感到悲痛,而忧虑国家的衰败。因此一定要推选出贤明的人来,然后才可以安心死去。那管仲,怎么可以没有荐贤自代就撒手人寰了呢?
注释
管仲:名夷吾,又名敬仲,颍上(今安徽颍上)人,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军事家。
桓公:即齐桓公。桓,南宋版避宋钦宗赵桓讳而均作“威”。
攘:排斥。
竖刁、易牙、开方:三人都是齐桓公时期备受宠幸的近臣。
薨:古代称诸侯死。
五公子:指齐桓公的五个儿子,即公子武孟、公子昭(后来的齐孝公)、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元。
讫:直到。
简公:齐简公。
兆:预兆,证候,迹象。
鲍叔:姓鲍名叔牙,史称鲍叔,春秋时期齐国的著名大夫,善于知人,管仲之被重用,出自他的推荐。
四凶:旧传共工(古代的世族官)、驩兜(人名)、三苗(古族名,这里指其族首领)、鲧(人名)为尧时的四凶。
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少正卯是鲁国人,曾讲学而门徒众多,孔子当大司寇后将其杀害。但少正卯可能无其人而孔子杀少正卯也无其事。
非人情:管仲认为他们不合人情。相传,竖刁为进齐宫而自阉,易牙杀子而迎合君主,开方原本是卫国的公子,后来抛弃了父母来到齐国侍奉齐桓公。
弹冠而相庆:据《汉书》记载,王吉和贡禹是好朋友,取舍相同,世称“王吉在位,贡禹弹冠”,后用“弹冠相庆”形容即将做官。弹冠,弹去帽子上的灰尘。
絷:用绳索绊住马足,这里是束缚的意思。
匹夫:这里指普通人。
因:顺着,趁着。
五伯:春秋五霸。
桓、文:齐桓公、晋文公。
灵公:灵公:指晋襄公之子,晋文公之孙,因不行君道,荒淫无道,在位14年被杀。
孝公:指齐孝公,齐桓公之子。齐桓公死后,齐孝公在宋国的支持下夺得了王位。
宽厚:宽容仁厚。
肖:这里是贤明的意思。
老成人:原指“年老成德之人”,后指阅历多而办事稳重的人。
惑:这里指困惑不解。
仲之书:指《管子》。
诞谩:荒诞无稽。
史䲡:字子鱼,也叫史鱼,春秋时期卫国大夫。
蘧伯玉:即蘧瑗,春秋时卫国大夫,卫灵公时贤臣,天下闻名,孔子很敬重他。
弥子瑕:春秋时卫国大夫,善于奉承,曾深得卫灵公宠爱。
身后之谏: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史䲡死后,让儿子不依照礼制停放尸体,国君如果问,便说自己未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
萧何且死,举曹参以自代: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载,萧何死前推举曹参为相。
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言段。第一段概言管仲齐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参,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诸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齐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齐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言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齐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参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参。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参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参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言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言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者言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参。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言。既言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言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参”,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参”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言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诸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参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参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言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诸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
《满江红·建康史帅致道席上赋》是一首作于史致道宴席、并表示歌颂史致道之意的赠人词,但却不与一股的应酬赞美、缺乏主旨的词相同。词人以饱酣的笔墨,充沛的热情,向当时驻守建康的军事行政氏官史正志表达词人的赞颂之情,并通过这一情感的表达,展露词人力主抗金复土的政治怀抱。词写得豪迈而深沉,在主旨广、基调上、笔法亡和结构上,都与《水调歌头·千里涯洼种》相近似,但又能显示独特的神采,体现出”复”中的“不复”。
此词采用神奇的神话传说和众多的典故,赋予作品以光怪陆离的奇幻性,和情感内容的密度与深度。
词的上阕,词人以奇情异想的笔调,歌颂史氏的高才独出、志向奇壮。词一上来,就以庄子在《逍遥游》中所构造的那只“背若泰山,冀若垂天之云”的神奇鹏鸟来比拟史氏。这就不仅写出了史氏的超群才性,而且使全词笼罩在雄奇放逸的浪漫主义的抒情氛围里。一句“笑人世、苍然无物”,写得峭拔警迈,足见史氏的非凡才华和怀抱,以及词人对史氏的推重。接下去,顺承上文,写这只讪笑人世苍茫的大鹏,飞回天宫深处,像高山一样,收翅仁立在玉阶天门之上。这一对庄子的大鹏形象所作的延伸,不仅显不出词人的非凡想像力,也表明词人这一时期对于“天宫”实即朝廷的深加留意。而且,因为这里的大鹏和“九重”、“五阶”之类都是采用了暗喻的修辞手法,若从大鹏所造这一形象的内涵上来看,大鹏更是点明了被任命为行宫留守和江防前线的军事长官的史氏,在天子心目中的重要地位。运用大鹏的形象作比拟之后,词人再次运用女蜗补天的神话,赋予史氏以补天之神的奇持形象。这个形象,应该是大鹏与女蜗的嫁接。这并不是忘乎所以的肉麻吹捧,而是趋近词人的抗金目标的必然兴会。它实际上是希望抗战派得到重用,可以收复中原故土,“补”好宋朝已经缺了西北的“半边天”。这是词人此时心恒系之的热血之念,所有的飞腾幻想。奇情壮采,都因为这样的怀抱而变得沉甸甸地,富有很深的思想意义。上阁最后一大句,在语气上还承接着上文,“且归来”是对“又还向九重”、志在补天的鹏鸟的转写,但是在境界上,却由神话转入现实,写史氏充任江防前线的长官,使万里长江波澜不惊,江南形势得以安定。其中“谈笑”一词。极写史氏护江的举重若轻,暗示着其才能,比维护长江安宁所需要的更大。在这里的语气中,还带着前文借用神话时的豪逸味道。
词的下阕,才始着墨于题中的宴席描写,但并不渲染其热闹与豪华,这在结构和用墨卜,都与《水调歌头·千里渥洼种》略异。其用意在写史氏不仅有上文所写的“补天”才能,还是个文采风流的“文章伯”。“合缕”一词,是为词人对史氏文才的推许作映证。当然,这样的推许,实际上是受到天子手谕史正志表示嘉许的信息激发出的。接韵一个“看”字,就写出了孝宗手谕即“日边消息”给史正志带来的人阁希望,和词人对于这一消息的同样重视。词人在《千秋岁》一词中,曾说过史正志“从今尽是中书考”这样的话,与这里意思相同,而此处表达得则更委婉。“料想”一韵,不写其今日欣喜之情,反而写史致道日后入朝为相、主持政事以后,还会对今日秦淮河上的游赏恋恋于怀,写其于位高校重之时的平常心和风流态,这就深得措意深隐之妙,写出了大人物的情怀儒雅而风流。结韵更是曲笔传倩,既然史氏入朝主政后依然怀念秦淮河上的清游雅集。词人对钟山山水的感情是如此亲厚,自然今日就要与钟山相约,相约成为老朋友了。那么在钟山秦淮边结识的同僚,也是词人的老朋友。词人真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了。
赠人之作能写到如此境界,将词人的理想抱负与热情充实在其中,使词中不仅有人,而且有“我”;而又以既豪迈且深隐的风格出之,使读者得到更多面的美感体验,即使不谈它在语言上的五色迷离,苫峭奇拔,此词也已堪称宋代同类词作中的上品。
值得指出的是,史正志的政治态度比较依违,并不与坚决主战的词人完全一致,史正志不仅早年想投靠炙手可热的秦桧集团,甚至还为排挤主战派领袖张浚而奔忙,但是,这样的隐情,词人是无法深察的。词人把史正志当成一个主张抗金的同志来歌颂,情有可原。
这首边塞词,不啻是一篇吊古战场文,悲康康慨。
首句即吸收李白《战城南》“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塞》“饥乌啼旧垒,疲马恋空城”的诗意,表现了萧萧古戍、饥乌群集的惨切之景。次句,“荒城野雉飞”,是化用刘禹锡“麦秀空城野雉飞”句意,把古战场阴森怖栗的情景写得活灵活现。接下“何年”三句,颇有唐朝边塞诗的味道,但容若毕竟又不是岑参那类边塞诗人,唐时的边塞诗是荒凉中透出豪迈,容若却是豪迈转向了凄凉。“何年劫火剩残灰”,是哪年的战乱造就了如今一切的皆似残灰,惨淡的历史已遥不可考,如今只有看英雄们当日的碧血,化作了这蛮荒的土色。 “试看英雄碧血,满龙堆”,容若此处谓,君不见那些忠魂碧血,不管何方埋骨,到头来不都是付与这无边瀚海了吗?上阕,占戍、荒城、劫灰、碧血······组成的是一幅凄惨悲凉的大漠边城之景,奏响的是一曲旧堡败垒的苍凉沉郁悲歌。
下阕前两句承接上阕,继续铺写古战场萧然之景。“玉帐空分垒,金笳已罢吹”,军中将帅的军帐再也不能分开营垒,悲咽的金笳也已永远停吹了。“空分”、“已罢”,四字写出昔景的黯然难以淹留。既然古战场遗下了残灰。遗下了英雄的战骨,玉帐成空,金笳已罢,那就说明厮杀斗争,恩仇荣辱,一切都成过去,于是,词人不禁废然道:“东风回首尽成非,不道兴亡命也,岂人为”。“东风回首”,出自李煜《虞美人》词“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此处是说如今回首前朝往事,但觉物是人非,事事皆休。所以,词人最终感言,兴亡之理,不在人为,而在乎天命,遂见纳兰词哀伤风骨。
在那片八旗子弟抛头颅、洒热血的战场上,容若既不缅怀“开国英雄”的功烈,更不悲歌慷慨,从中吸取振奋精神的力量,却在那里冷冷清清忧优戚戚地寻寻觅觅。这种行径,还真颇有点“不肖子孙”的意味。
这首《千秋岁》写的是悲欢离合之情,声调激越,极尽曲折幽怨之能事。
上片完全运用描写景物来烘托、暗示美好爱情横遭阻抑的沉痛之情。起句把鸣声悲切的鶗鴂提出来,诏告美好的春光又过去了。源出《离骚》“恐鶗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从“又”字看,他们相爱已经不止一年了,可是由于遭到阻力,这伤情却和春天一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惜春之情油然而生,故有“惜春更把残红折”之举动。所谓“残红”,象征着被破坏而犹坚贞的爱情。一个“折”字更能表达出对于经过风雨摧残的爱情的无比珍惜。紧接着“雨轻风色暴,梅更青时节”是上片最为重要的两句:表面上是写时令,写景物,但用的是语意双关,说的是爱情遭受破坏。“梅更黄时雨”(贺铸《青玉案》)是正常的,而梅更青时,便被无情的风暴突袭,便是灾难了。青春初恋遭此打击,情何以堪!经过这场灾难,美好的春光便又鶗鴂声中归去。被冷落的受害者这时也和柳树一样,一任爱情如柳絮一般逝去了。
换头“莫把幺弦拨,怨极弦能说”两句来得很突然。幺弦,琵琶第四弦。弦幺怨极,就必然发出倾诉不平的最强音。这种极怨的气势下,受害者接着表示其反抗的决心,“天不老,情难绝”。这两句化用李贺“天若有情天亦老”诗句而含意却不完全一样,此处强调的是天不会老,爱情也永无断绝的时候。这爱情是怎样的呢?“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丝”“思”,谐音双关。这个情网里,他们是通过千万个结,把彼此牢牢实实地系住,谁想破坏它都是徒劳的。这是全词“警策”之语。情思未了,不觉春宵已经过去,这时东窗未白,残月犹明。如此作结,言尽而味永。
这首词韵高而情深,含蓄又发越,可以说,兼有婉约与豪放两派之妙处。
宋有一位姓施的酒监官,和歌姬乐婉从相识到相知,早已是如胶似漆了。可眼下因工作调动的关系,他们不得不分开。他郁闷、纠结,恨不能带她一起随行。无奈之余,填了一首《卜算子。赠乐婉》的词,赠给她留作纪念。
“相逢情便深,恨不相逢早。”他们一相逢,就很快坠入了爱河。李白也说过:“相见情已深,未语可知心。”男女一见便钟情,好象前生早已相识。这种感觉,宝玉应最有体会。初见黛玉之时就说了:“这个妹妹,好像在哪里见过的。”
恨不相逢早,此话虽真,但比起很多人来,他还是很幸福的,又何来此恨?想那张籍所写:“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诗中的女子名花有主,婉言谢绝了一个男子的追求。虽说那男子痛心不已,可毕竟人家是有妇之夫,还是发乎情止乎礼吧。苏曼殊也遇到过类似情形,他写道:”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同样是相逢,遇见了喜爱的人,却因自己跳出三界外,已出家为僧,也只好望而却步。
“识尽千千万万人,终不似,伊家好”。读这两句的时候,不禁会让人想起杜牧,一样的流连于青楼酒席之间,一样的写出十分动人的情话。杜牧的是“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千千万万人,相识本就不容易,更何况相知。
接下来的两句“别你登长道。转更添烦恼。”,意思是说,如今我就要和你离别登上远去的路,反而心头更添烦恼”。虽然词人在这里并没有说明为何烦恼,但结合杜牧后来的悔恨,施酒监这里想必也是同样的一种情感吧。毕竟,古代青楼女子的爱情,大多以悲剧结局。霍小玉也好,杜十娘也好,她们似乎都难以逃脱封建社会中女性的悲惨命运。
最后两句的意境,有点似白居易诗中的“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只不过要比白诗深沉得多。都是以芳草的无限蔓延,来比喻自身惜别之情的绵绵不绝。
诗人在秋夜行舟于耒阳溪上。清幽的溪山景色,触动诗人的情怀,由此产生淡淡的旅愁。与《浈阳峡》相比较,诗人更着意融情入景。全诗几乎句句写景,结尾才以一个“愁”字,画龙点睛般点出题旨。但诗中的明月、溪声、岚气、霜华、猿啼,无不浸透着诗人的愁情。可以说,情与景高度融合,浑然一体,构成清幽的意境。张九龄这几首山水诗,写景状物精细工丽,侧重于客观的刻画,由景物触发的情思没有借直接倾诉和议论表达,而是融情于景。情景契合,在艺术技巧上,受谢灵运影响的痕迹较重,显示了六朝山水诗向盛唐山水诗过渡的迹象。
从写景的角度来看,这首《耒阳溪夜行》,体现了陶渊明对张九龄的影响。张九龄一生积极入世,他没有田园隐居的闲情逸致。但他却吸取了陶渊明田园诗对景物的描绘求神似而不拘泥形似,重意轻象、尚浑整不尚工细的艺术表现手法,将它们运用到山水诗的创作中。这首诗对明月、岭树、溪声、岚气、霜华,猿声的描绘,只以简练的笔触,轻淡地点染,并未作具体、细致、逼真的刻画,色彩也是淡淡的,却产生了高度传神达意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