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然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生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本。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本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本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然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固然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然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本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本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总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管仲为相辅佐齐桓公的时候，齐桓公称霸于诸侯，排斥打击了夷、狄等少数民族。管仲一生都在为使齐国国富民强而努力，诸侯不敢再叛乱。管仲死后，竖刁、易牙、开方相继得到重用。齐桓公最后在宫廷内乱中去世，五位公子开始争夺君位，祸乱蔓延开来，直到齐简公时期，齐国没有一年是安宁的。
功业的完成，并不是完成在成功之日，必然是由一定的原因引起；祸乱的发生，不是发作时所产生，也会有一定的根源和预兆。因此，齐国的安定强盛，我不说是因为管仲，而说是因为鲍叔牙；齐国发生祸乱，我不说是因为竖刁、易牙、开方的原因，而说是因为管仲。为什么呢？竖刁、易牙、开方这三人，固然是导致国家动乱的人，再看看重用他们的人，是齐桓公。有了舜这样的圣人，才知道流放四凶；有了仲尼这样的圣人，才知道杀掉少正卯。那么齐桓公是什么人呢？回头看看，使齐桓公重用这三个人的是管仲啊！管仲病危的时候，齐桓公询问可以为相的人选。正当这个时候，我想管仲将推荐天下最贤能的人来作答，但他的话不过是竖刁、易牙、开方这三个人不合人情、不能亲近而已。
唉！管仲以为齐桓公真的能够不用这三个人吗？管仲和齐桓公相处很多年了，也该了解他的为人吧？齐桓公是个耳朵离不了音乐，眼睛离不开美色的人，如果没有这三个人，就无法满足他的欲望。他开始不重用他们，只是因为管仲在。一旦管仲去世，这三人就可以做官了了。管仲以为自己的遗言就可束缚住齐桓公了吗？齐国不担心有这三人，而是担心没有管仲；有管仲在，那么这三人只不过是普通人罢了。若不是这样，天下难道缺少跟这三人一样的人吗？即使齐桓公侥幸而听了管仲的话，诛杀了这三个人，但其余的这类人，管仲能全部除掉他们吗？唉！管仲是不懂得从根本上治理的人啊！如果他乘着齐桓公询问之时，推荐天下的贤人来代替自己，那么即使管仲死了，齐国也不算是失去了管仲。这三人又有什么可让人担心的呢？不说也罢！
春秋五霸中没有比齐桓公、晋文公再强的了。晋文公的才能比不上齐桓公，他的大臣也都赶不上管仲；而晋文公之子晋灵公暴虐，不如齐孝公待人宽容仁厚。可晋文公死后，诸侯不敢背叛晋国；晋国承袭了晋文公的余威，在后世还称霸了一百年之久。为什么呢？它的君主虽不贤明，但是还有老成持重的大臣存在。齐桓公死后，齐国一败涂地，这没有什么值得困惑的，因为他仅依靠一个管仲，而管仲却死了。
天下并非没有贤能的人，实际上是有贤臣而没有明君。齐桓公在世时，就说天下再没有管仲这样的人才了，我不相信。管仲的书《管子》里，有记载他将死的时候，谈论到了鲍叔牙、宾胥无的为人，并且还列出他们各自的短处。这样在他的心中认为这几个人都不能托以国家重任，但他又预料到自己将死，可见这部书实在是荒诞，不值得相信。我看史䲡，因为不能使卫灵公任用贤臣蘧伯玉和斥退宠臣弥子瑕，为此死后进行了尸谏；汉代萧何临死前，推荐了曹参代替自己。大臣的用心，本来就应该如此啊！国家因一个人而兴盛，因一个人而灭亡；贤能的人不为自己的死而感到悲痛，而忧虑国家的衰败。因此一定要推选出贤明的人来，然后才可以安心死去。那管仲，怎么可以没有荐贤自代就撒手人寰了呢？
注释
管仲：名夷吾，又名敬仲，颍上（今安徽颍上）人，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军事家。
桓公：即齐桓公。桓，南宋版避宋钦宗赵桓讳而均作“威”。
攘：排斥。
竖刁、易牙、开方：三人都是齐桓公时期备受宠幸的近臣。
薨：古代称诸侯死。
五公子：指齐桓公的五个儿子，即公子武孟、公子昭（后来的齐孝公）、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元。
讫：直到。
简公：齐简公。
兆：预兆，证候，迹象。
鲍叔：姓鲍名叔牙，史称鲍叔，春秋时期齐国的著名大夫，善于知人，管仲之被重用，出自他的推荐。
四凶：旧传共工（古代的世族官）、驩兜（人名）、三苗（古族名，这里指其族首领）、鲧（人名）为尧时的四凶。
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少正卯是鲁国人，曾讲学而门徒众多，孔子当大司寇后将其杀害。但少正卯可能无其人而孔子杀少正卯也无其事。
非人情：管仲认为他们不合人情。相传，竖刁为进齐宫而自阉，易牙杀子而迎合君主，开方原本是卫国的公子，后来抛弃了父母来到齐国侍奉齐桓公。
弹冠而相庆：据《汉书》记载，王吉和贡禹是好朋友，取舍相同，世称“王吉在位，贡禹弹冠”，后用“弹冠相庆”形容即将做官。弹冠，弹去帽子上的灰尘。
絷：用绳索绊住马足，这里是束缚的意思。
匹夫：这里指普通人。
因：顺着，趁着。
五伯：春秋五霸。
桓、文：齐桓公、晋文公。
灵公：灵公：指晋襄公之子，晋文公之孙，因不行君道，荒淫无道，在位14年被杀。
孝公：指齐孝公，齐桓公之子。齐桓公死后，齐孝公在宋国的支持下夺得了王位。
宽厚：宽容仁厚。
肖：这里是贤明的意思。
老成人：原指“年老成德之人”，后指阅历多而办事稳重的人。
惑：这里指困惑不解。
仲之书：指《管子》。
诞谩：荒诞无稽。
史䲡：字子鱼，也叫史鱼，春秋时期卫国大夫。
蘧伯玉：即蘧瑗，春秋时卫国大夫，卫灵公时贤臣，天下闻名，孔子很敬重他。
弥子瑕：春秋时卫国大夫，善于奉承，曾深得卫灵公宠爱。
身后之谏：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史䲡死后，让儿子不依照礼制停放尸体，国君如果问，便说自己未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
萧何且死，举曹参以自代：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载，萧何死前推举曹参为相。
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言段。第一段概言管仲齐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参，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诸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齐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齐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言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齐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参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参。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参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参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言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言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者言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参。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言。既言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言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参”，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参”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言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诸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参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参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言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诸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
诗从“狗吠”落笔，引出“吏来”，猛然扯开了一场逼租逼税惨剧的序幕。首句劈空而至，来得突然、紧张，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何暄喧”既点明狗吠声大而杂，又暗示了悍吏唯恐“猎物”躲逃而“奇袭”的凶暴淫威。
“披衣”写出了主人不敢怠慢地急匆匆去应酬的情状。“欲得钱” 挑明了 “吏来”的目的，可见来者不善。“府记” 二字既照应了标题，又交代了逼祖逼税的后台老板，直把矛头剌向官府，使作品的思想性更有深度。
“穷”写出了主人为缓出交钱而磨破了嘴皮；“乞”勾画出主人哀求的可怜。粮穷尽，钱穷尽，语穷尽，都不能唤起悍吏的一丝怜悯，反而使悍吏且“怒”又“尤”。一方是“语穷乞请”，一方是 “怒反见尤”，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使我们很自然地想到杜甫 《石壕吏》中“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的诗句。
“旋歩”四句写出主人哀求免交不行，缓出无望，而吏又岂能善罢甘休！主人只得转身环顾家中，东寻西觅，但粮钱终无所获。看来唯有的一线希望是向邻人借贷了，但在府记的贪财重赋下，邻居也同样赤贫如洗。“邻人言已匮”这一句看似寻常，实为崎崛。它写出了像主人这样粮钱匮尽的人家何止一户！这无疑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思想性，使主题更典型、更有普遍性。这种“点”——主人的赤贫，“面”——邻人的“已匮”，点面结合的表现手法，使得这首诗的思想性既有深度（点），又有广度（面）。
“钱钱”的迭用，活画出主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哀叹。大大加强了全诗的悲伤色彩，句中“独憔悴”中的“独”不当“独自”讲，而是“唯有”的意思，因为邻人也巳匮，可见不“独”。诗的最后两句，写出主人对钱难得的感慨，唯有忧愁憔悴而已。诗到这里便戛然而止，这场悍吏敛钱的收场如何，也就不堪言状了。其弦外之音就留给读者去想象，令读者也和主人一起去“憔悴” 了。
全诗仅截取了官差逼租敛税的一个片断，这是当时社会典型的尖锐阶级矛盾的真实写照，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横征暴敛的凶残和劳动人民的贫困、怨愤。
诗中主要采用了白描的技法，不以华丽的词藻着色，不设喻少修饰地以“叙述”来代替“描写”，把作者的主观感受和评价融化在客观的叙述中，让事物本身直接感染读者，这首诗的情节性是鲜明的，情节的发展层层深人。其轨迹是“狗吠”引出“吏来”——吏来逼出主人“出门应'——出门方知吏来“为得钱”——无钱只得“乞请出”——乞请出的结果招来吏“怒”且“尤”——为平息吏怒，只得“旋步顾”——“顾”的结果是“无可为”——“家中”无可为，只好“从邻贷”——“贷”的结果是邻“已匮”——邻已匮，只得独憔淬。诗的情节一环扣一环，步步进逼。其情节虽没有明显的髙潮，但于平淡中见深度。收到了用事实说话，事实胜于雄辩的出色效果。
南宋小朝廷虽蜗居在“一勺西湖水”边，但大官僚家庭依旧是起高楼，宴宾客，修池苑，蓄声妓。据《齐东野语》记载，张鎡家中，“园池、声妓、服玩之丽甲天下”，“姬侍无虑百数十人，列行送客，烛光香雾，歌吹杂作，客皆恍然如游仙也”。这首词写的也是欢娱不足，夜泛园地、依红偎翠的生活，就思想内容来说，除了作为当时上层社会生活的诗化记录外，并没有多少积极意义，但这首词和一般的艳体词又有一些区别，作者将“香雾”、“歌吹”移带碧池月下，艳丽中透出秀洁，富贵化成了清雅，主人公因过份的享受而迟钝了的感觉也在大自然中变得细腻而敏感了，“夜泛”带上了更多的艺术情调。
开头一句“月在碧虚中住”，采用了化实为虚，虚实交映的描写手法。“碧虚”如张九龄《送宛句赵少府》：“修竹含清景，华池淡碧虚。”这一句将天空之碧虚融入池水之碧虚中，虚实不分，一个“住”字写出了夜池映月，含虚映碧的清奇空灵的景色。“人向乱荷中去”，由景而人，“乱”字写出了荷叶疏密、浓淡、高低、参差之态，“去”字将画面中的人物推入乱荷深处。“花气杂风凉，满船香。”这两句重点写“夜泛”，作者又将舟行的过程化为风凉花香的感受来写。凉夜泛舟，香雾空蒙。视觉失去了作用，而其它感观却随之敏锐起来，丝丝凉风，幽幽清香，均能感受到。借助嗅觉和听觉，不仅暗示了舟的移动，而且流露出作者泛舟荷池的愉悦：舟行其间，凉风拂面，月光如水，墨荷点点，使人感觉恍入仙境，凡胎脱尽，道骨仙风。
下片开头写“云被歌声摇动”，雕缕无形：一路清歌，舟移水动，水底云天也随之摇动，作者将这种虚幻的倒影照“实”写来，再现了池中天光水色深融无间的美景，又暗用秦青歌遏行云的典故，含蓄地赞叹了歌伎声色之美，这一句，写池光与天光合一，融化之妙，如盐在水。在这种清雅的环境中，“酒被诗情掇送”，冷香飞上笔端，“掇送”者，催迫也。于是，下面写醉卧粉阵红围中。词作又一次化实为虚，一语双关，避免了堕入恶趣。“醉里卧花心，拥红衾”，词写的是醉酒舟中，美人相伴，拥红扶翠，但因舟在池中，莲花倒映水底，“醉后不知天在水”，似乎身卧花心，覆盖着纷披红荷。结束能化郑为雅，保持清丽的格调。
据《青箱杂记》卷五载：晏殊选诗，凡格调猥俗而脂腻者皆不载；他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惟说其气象，如所写“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等句子，不言富贵，不镂金银，而富贵自在其中，了无痕迹。曾自言：“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晏殊的诗论对于我们理解这首词有一定的帮助，这首词也是表现园池胜景、富贵生活的，但词作不是堆金砌玉，而是化实为虚，以气象暗喻富贵。如以写景而论，这首词是声色俱美，其色有碧虚、红衾、白云、翠荷，其声有歌声、水声、风声，其嗅有花香、酒香，但这一切被安置在明月之下，碧虚之上，浓艳就变成了清丽，富贵的景致就淡化成为一种氤氲的气象，深得晏殊诗词意境之妙。
当然，这只是一种符合贵族阶层审美趣味的文化生活，然而，它毕竟比一味描写感官享受的同类内容的作品提供了更多的东西，因此，也就显得更为高明。
“峡口大漠南，横绝界中国。丛石何纷纠，赤山复翕赩。”意为：峡口山位于辽阔大漠的南边，横跨塞北，是中原和夷狄的分界线。山上乱石杂生，怪石嶙峋，但小山坡上却葱葱郁郁，草木繁茂。起首四句，描写峡口山的位置、总体面貌。“大漠”二字，写出了边地的空旷辽阔，而“横绝”二字则写出了峡口山横亘绵延且雄奇险峻状，起笔不凡。山上虽然乱石穿空，却也林木葱茏，荒凉景象中亦有一些绿色，让人眼前一亮。
“远望石众容，逼之无异色。崔崒乍孤断，逶迤屡回直。”意为：远望山形千姿百态，近看全山毫无异色。山势雄奇险峻，孤峰耸立；山体逶迤绵延，曲折往复。此四句继续描绘峡口山的特征，先从远近两个角度状写山的形状和颜色，继而写山的雄峭及走势。“崔崒”二句写得极有气势，为后面评价峡口的险要做好铺垫，设下伏笔。句中“乍”、“断”二字，用得极为精妙。“乍”，意即突然。把纵横跌宕的山势写活了；而一个“断”字，则活灵活现地突出了断崖峭壁、奇险突兀的景状，令人拍案叫绝。
“信关胡马冲，亦距汉边塞。岂依河山险，将顺休明德。物壮诚有衰，势雄良易极。”意为：峡口山一带确实是胡人驱马入侵的要道，也是中原防拒西北各族的要塞。然而山川之险不足以凭依，将士顺服、政治清明才更为重要。天地万物，都盛极而衰，强极则必弱，亦如这山势之循环往复。此六句写穿越峡口山时的所思所感，认为山川的险要不足依凭，只有清明的政治才是固国的根本。“信关”二句，承上启下。“岂依”二句，化用孟子和吴起语，可谓全篇之警策。“河山险”三字，极具概括力，涵括了前面极力铺写的峡口之险。以山河之险作对比，更映衬了“休明德”的重要。“物壮”二句，继续用典，化用老子和司马迁语，从前面评判安邦治国之策转而感慨人生事理，语意更进一层，别开洞天，景象更壮，让人思绪万千。
“逦迤忽而尽，泱漭平不息。”意为：山势连绵起伏，消失在辽远的天边尽头；大漠空旷平坦，却变动不息，面对如此广袤无垠的苍凉背景，不禁让人心潮起伏，思索这天地万物的事理和人生际遇。
“之子黄金躯，如何此荒域。云台盛石士，待君丹墀侧。”意为：二位身尊体贵，乃黄金之躯，为何置身于这荒凉塞外？那京都云台宫中，有着石少饱学之士，排在皇宫红色的台阶侧，恭候着圣上的来临、赏用，难道他们就不知道如何去为朝廷排除边患？乔知之等人志向高远，富有文才，因远隔君恩，只能投身到荒远的边塞，其他朝臣却在宫中陪伴天子。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陈子昂对此深感不平，故有此感慨。
清人翁方纲《石洲诗话》评论陈子昂说：“唐初群雅竞奏，然尚沿六代馀波。独至陈伯玉，峍兀英奇，风骨峻上。”以此诗观之，此言极善。此诗先写峡口雄峻险要，继叙险不足恃，世事往复，再叹友人遭际，转切自然，层次分明，浑然一体，而语言古朴，风骨苍劲，景象雄阔，不愧为大家手笔。
这是一首思妇词，描写女主人公相思难解的愁苦。上片写女主人公旧恨未减、新愁又添、难消心中怨的情状；下片细写女子的愁容和苦思。全词以女子的愁情别绪为中心，借景物描写为映衬，虚实相映、生动感人，笔意含蓄、手法高妙。
上阙写女主人公旧恨未减、新愁又添、难消心中怨的情状。首句写景，描绘的是一幅凄冷孤寂的画面：花已落尽春已去，冷月当阶人独在，花难解语，月亦无声，闺中伊人，孤苦相伴。面对此情此景，闺中少妇的眼里似乎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也已年华将逝、无人慰藉的凄冷境遇和未来。所以二句直接写人，写出一个愁容不展、孤苦寂寞的女子形象。一个“愁”字，既照应了首句景色描写的用意，也点出了女子此时此刻的心境。本来落花满地、冷月当空就是最易引人伤怀念远的景象，而此情此景中女子的愁思更不是无端而发，而是有原有因的。片尾一句就是这一愁思的缘由。“远”字不仅有时空上的概念，而且有程度上的意义。时间越久，愁思越长，相距愈远，别恨愈深。也许是“去年今日”相别离，但此愁此恨却已绵绵不止，愈扯愈长了。说“还同”，其实还不相同，去年今日是新愁，但今年今日却已是旧愁新恨都在心头，愁更切，恨更深。
下阙细写女子的愁容和苦思。自古道，“女为悦己者容”，而此时，女子的容颜不整就更真实地展示出了她被相思折磨得十分愁苦的心境。《国风·卫风·伯兮》中有：“自伯之东，首为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这种情怀无人能解，也无人安慰，因为相爱的人不在身边。所以女子不由自主地越思越痛、越想越难、越愁越苦，禁不住珠泪潸然，“泪沾红抹胸”。到此处，作者笔下的女主人公那为情所困、为愁所苦的声行容貌已鲜活可见，跃然纸上。结尾两句既是写实，又有寓意。一方面，相思之苦无可解，也许一醉解千愁，写出了女子愁苦无依、无可奈何的心情，算是给女子的相思有了一个解脱。另一方面，作者不是要为女子释去情苦，而更多的是进一步渲染女子恨情愁绪。“何处相思苦？”也就是说：最苦的是哪一处、哪一种情形？不是别的，而是“纱窗醉梦中”，梦中醉眼相见，也许欢情无限。可惜梦醒之后，无限欢情转眼成空，不但慰藉不了丝毫，反而因梦中的欢会而更加平添许多愁怨，所以最苦是梦中。这二句以设问写出，寓意丰富，含蓄蕴藉，女子的愁思怨情被表现得淋漓酣透。
全词以女子的愁情别绪为中心，借景物描写为映衬，假容颜举止为画笔，于相同中见不同，虚实相映、生动感人。虽然思想格调并不高远，但笔意含蓄、手法高妙，艺术上的造诣较高。
这首词写的是一位貌美的舞女和她轻盈的舞姿，主要描写其舞姿。
上阙起首二句“有个人人，飞燕精神”，人人”二字传达出了词人对她的喜爱之情，然后词人将舞女比作赵飞燕，简练而直接，说明她既有美丽的容貌，又善于舞蹈。
接下来，词人对舞女及舞姿进行了具体的描绘：“急锵环佩上华裀。促拍尽随红袖举，风柳腰身”三句写舞女的舞姿，在叮叮当当的环佩撞击声中，她疾步踏上华丽的地毯，伴随着音乐的节奏尽情地甩动红袖，那舞动的身躯如同轻盈的柳枝在风中摇曳。
下阙紧接上片，继续描绘舞女，“簌簌轻裙，妙尽尖新”二句写舞女的装束，她美丽的衣裙飘动起来，发出簌簌的声响。
“曲终独立敛香尘”一句，舞女停止了舞步，词人没有直接描写舞女亭亭玉立的静态美，而是从旁着笔，写她舞步惹起的香尘的凝结。香尘似是随着她的静立而凝住，这本是观赏者的一种错觉。词人的词笔将错就错，用来衬托舞者独立之时雕塑般美丽的造型。
“应是西施娇困也，眉黛双颦”二句显示了柳永对她的爱怜之意，并且词人将舞女皱眉的样子比做西施，用来回应开头，首尾呼应。另外词人并没有解释舞女为何“眉黛双颦”，这又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空间。
此词如同几幅速写画，短小而精致，简单而传神。词人抓住了舞女神韵和体态，用了“飞燕”、“急锵环佩”、“促拍”、“红袖”、“风柳腰身”、“簌簌轻裙”、“独立”、“香尘”、“眉黛双颦”等字词，既有神态的表露，又有音响地描绘；既有体态的描写，又有内心的刻画。将一位风尘舞女的形象准确而生动地描绘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