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见微知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轻视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见微知著,可为千古观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处在于谋篇。文章开始先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掌握,并说明这是由于“好恶”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着,又通过历史上山涛、郭子仪对王衍、卢杞的评论,说明了山、郭二人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这就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铺垫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倾注全力发泄的部分,将“今有人”的种种表现尽情地加以刻画,一气呵成,有如飞瀑狂泄,其笔锋之犀利,论证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而在结尾处,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态度。
作者在批评“有的人”时,把生活习惯(如不修边幅)也作为攻击的口实,未免失之偏颇了。但是,这点微疵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成就。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事情的发展有必然如此的原因,情理有原本如此的根源。只有天下最冷静的有修养的人,才能从细微的变化中预知发展的结果。月亮周围起晕,将要刮风,屋柱石础返潮,将要下雨,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人世间事情的发展变化,道理情势的相互因循,其空疏难知、变化莫测的程度,怎能与天地阴阳之事相比呢?而贤能的人也有不知道的,那是什么缘故呢?是爱憎的感情扰乱了他们的思想,利害得失的考虑影响了他们的行为。
从前,山巨源见到王衍后,就说:“将来贻害天下百姓的,一定是这个人。”郭子仪见到卢杞后,就说:“这个人如果得志,我的子孙就会一个也留不下来。”从今天的情况分析起来,那道理确实是可以预见的。依我看来,王衍这个人,容貌言语方面,确实有欺世盗名的地方,然而,他不忌恨别人,不妄求,只是随波逐流,假使晋朝当时没有惠帝这个呆子,哪怕仅是一个一般的君主,即使有千百个像王衍这样的人,又怎么能把天下搞乱呢?卢杞的奸险,固然足以败坏国家,但是他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谈不足以欺世,如果不是遇到鄙陋昏庸的唐德宗,又怎么会得到重用呢?由此说来,山、郭二公对王、卢二人的预言,或许也未必一定如此。
现在有个人,口中说着孔子、老子的话,亲身实践着伯夷、叔齐的行为,招纳一些沽名钓誉之士和不得志的人,共同制造舆论、自我标榜,(把自己)说成是颜渊再世孟轲复生,实际上却居心叵测,阴险狠毒,与一般人的志趣不同。这人是把王衍、卢杞合于一身了,他造成的祸害难道可以用语言形容吗?面孔脏了不忘洗脸,衣服脏了不忘洗衣服,这是人之常情。现在(这个人)却不是这样,穿奴仆穿的衣服,吃猪狗吃的食物,头发蓬乱像囚徒一样,满面灰尘像居丧一样,却大谈诗书,这难道是他的真性情吗?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人,很少不成为大奸大恶的,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样的人。用盖世的好名声,来促成他尚未形成的祸患,虽然有想把国家治好的君主,爱好贤才的宰相,还是会举荐他,任用他的。那么他成为天下的祸患,将是必然而没有疑问的,这就不只是王、卢二人所能比得上的了。
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并无显赫的功勋。”假使这人不被重用,那么我的话就说错了,而这个人会有怀才不遇的感叹。谁能知道祸患将会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呢?假使不是这样的,(他受到了重用)天下将要遭受到他的祸害,而我会获得能见微知著、察言识人的美名,那就太可悲了。
注释
静者:指能够冷静地观察周围事物而做出合理结论的贤人。
天地阴阳之事:指自然现象。古人认为自然界有阴阳二气,二气交互发生作用,便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自然变化。
贤者:旧说以为是影射欧阳修。据史书记载,曾巩曾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的文章,欧阳修大加赞赏,并帮助王安石考取了进士。
山巨源:山涛(205—283),字巨源,晋初人,任吏部尚书,为当时的“竹林七贤”之一。他喜好评论人物,对王衍的评价不高。
王衍(256—311):字夷甫,晋初人,任尚书令、太尉。衍有盛才,常自比子贡。当时晋室诸王擅权,他周旋于诸王间,唯求自全之计,后死于战乱之中。郭汾阳:即郭子仪(697—781),唐华州(今属陕西)人,累官至太尉、中书令,曾平定安史之乱,破吐蕃,以一身系国家安危者二十年,后封为汾阳郡王,世称郭汾阳。
卢杞:字子良,唐滑州(今河南滑县一带)人,唐德宗时任宰相,搜刮民财,排斥异己。杞相貌丑陋,好口辩。后被贬职死于外地。
忮:嫉恨。
惠帝:晋惠帝(290—306在位),晋开国君主司马炎之子,以痴呆闻名。他在位时不理朝政,大权旁落,终导致“八王之乱”,晋室随之衰败。
眩:通“炫”,惑乱。
德宗:唐德宗(780—805在位),唐代晚期的庸君,他削去郭子仪的兵权,重用卢杞,导致朝政紊乱。
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见微知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轻视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见微知著,可为千古观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处在于谋篇。文章开始先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掌握,并说明这是由于“好恶”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着,又通过历史上山涛、郭子仪对王衍、卢杞的评论,说明了山、郭二人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这就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铺垫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倾注全力发泄的部分,将“今有人”的种种表现尽情地加以刻画,一气呵成,有如飞瀑狂泄,其笔锋之犀利,论证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而在结尾处,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态度。
作者在批评“有的人”时,把生活习惯(如不修边幅)也作为攻击的口实,未免失之偏颇了。但是,这点微疵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成就。
《辨奸论》旨在诋毁王安石,竭力反对“新党”,抛开其本旨,有二点与当今相类:
其一,作者谓王安石“口诵孔老之书,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语言,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王安石是否如此,且不论。但阴贼险狠如王卢之合一,代有其人,今也不鲜,这是此论给予后人的启迪之一,须警惕而“辨”。否则,其祸轻则杀身,重则祸国殃民。
其二,作者提到一种“不近人情”的现象:“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然而这一看来违反常情的情况,在1957年夏之后以及“文革”中,屡见于囹圄。这是悲剧,当然,古人是无从预料这种悲剧的。
用“杂诗”做题名,开始于建安时期。《文选》李善注解释这一题名说:“杂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杂也。”也就是说,触物兴感,随兴寓言,总杂不类。所以,题为“杂诗",等于是无题,赋物言情,都是比较自由的。曹丕这两首杂诗则是抒写他乡游子的情怀。
建安时期风气之一,是诗人喜作代言体诗。即揣摩客观人物的情怀代其抒情。曹丕是其中突出一个,如他的《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是代新婚者抒情,《寡妇诗》是代阮璃的遗孀抒情,《代刘勋妻王氏杂诗》是代弃妇抒情。《杂诗二首》也属于这一类,不过是代游子抒怀而已。它的高妙在于能真切地抒写出他乡游子的情怀与心境,其中自不妨有作者自身的感受,却并不限于作者一身,这是与自抒己情的抒情诗不尽相同的。
第一首的主要特色在善用赋笔,也就是善用白描的手法写情。诗人先不点明主题,开篇用了整整十二句诗,即占全诗三分之二的篇幅,着意描写主人公夜不安席、徒倚彷徨的情态。诗人将主人公置于秋夜的大背景中,用环境的丰富拓开一介广阔的描写空间,得以从容落笔,淋漓写情,整个画面情景相生,气氛浓郁。
诗从季节、辰侯发端。 “古诗云:“愁多知夜长”。思心愁绪满怀的人最不耐长夜的煎熬,而飒飒秋风自又分外增一层凄凉之感。首二句表面看来纯系景语,实际其中已隐含一愁人在,与三、四二句水乳交融,这是行笔入神的地方。人未见而神已出,全在诗句中酝酿的一种气氛,妙在虽不明言,却真切可感。三、四两句接着写出主人公心神不定,辗转难眠。五、六两句写主人公的思怀太深沉了,太专一了,竟然感觉不出时光的流逝,不知已徘徊了许久时间,露水都把衣衫沾湿了。虽只两何诗,却极传深思痴想之神。他低头游目,只有清澄的池水在月色下滚动鳞鳞的波光;仰头纵观,也无非明月当头,夜色深沉,银河已向西倾颓,寥廓的夜空上镶嵌一天星斗。第七至第十这四句诗笔笔写景,却笔笔无不关情。主人公那一种百无聊赖、寂寞孤独之感,直从字里行间泛溢出来,与开端两句同样具有以景传情之妙。“草虫鸣何悲,孤雁独南翔”,恰在此时此境,又是秋虫的阵阵悲鸣送入耳鼓,失群的南飞孤雁闯入眼帘,无不触物伤情,频增思怀愁绪。整个这一大段,以悠然的笔调一笔笔描来,情景如见,气氛愈酿愈浓。
经过上面这一段高妙笔墨的描述,主人公思深忧重的情态已如在眼前。这时诗人才将笔头轻轻掉入主题:“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二句便有千钧之重。这力量不是来自两句直述语本身,而是来自前面那一大段精采的铺垫描写。那深愁难遣、寝息不安、孤寂无聊的形象,已把乡思推到了极点,因而使这二句平淡的叙语具有了画龙点睛的妙用,与前面的情景相映益彰。由此也可以悟出古诗章法的奥妙。诗人并没有就此打住,继续从欲归不能这个侧面展拓一笔:“愿飞安得翼,欲济河无梁。”强烈的归乡愿望,更反衬出乡思的深浓。而还乡无望,把主人公推入更深的悲哀,因而只有向风长叹,肝肠断绝了,这个结尾余味悠然,余情袅袅,颇有余音绕梁之妙。
第二首诗与前一首虽然都是写游子题材,却截然不同。在艺术表现上,前一首多用赋笔,这一首则多用比兴。在思想内容上,前一首着重抒写他乡游子的缠绵深挚的思乡之情,这一首则着重表现游子身处异乡的不安之感。适应这一主题的需要,前六句运用比兴的手法突出揭示了游子身不自主流落他乡的情势。诗人将比兴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贴切传神,韵味浓郁。开端二句便奕奕有神:“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一朵飘摇不定的浮云本就与游子的处境极其切合,车是古人主要的交通工具之一,浮云形似车盖,又分外增一层流移飘荡之感。下面每两句一层,层折而下,把游子流落他乡的遭际写得笔酣墨饱。“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浮云本难滞定一方,却又命乖时舛,恰与突起的狂风遭遇。飘风,暴起之风。以浮云遭遇狂风表现游子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奔走他乡,可谓形景切合,情理自然。因受飘风鼓荡,一去便千里迢迢,远至东南的极点了:“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句中没有一个感叹字眼,却有千回百转无限伤怀之味,“行行至吴会",无字不含远飓怨尤之意。这六句诗笔在浮云,意在游子,形象鲜明,意蕴沉深,耐人玩味。古人说诗写得好,要“意象俱足”,这几笔足以当之。
开篇这六句诗中饱含对命运的哀怨。这哀怨固然来自游子飘泊之感,然而在这首诗中尤其是来自他乡难以驻足的怨愤。这就成为下文写游子异乡不安之感的先行之神。诗歌运笔前文能成后文先行之神,便前后关锁紧密,境界浑融,意浓味足。因此下文落笔便较为轻易了:“吴会非我乡,安能久留滞“。吴郡、会稽这两个地方不是我的家乡,怎么能长久呆在这里!虽只是一种态度决绝的声音,这声音的背后却不知含有多少怨苦与愤懑。妙在千言万语已经涌到嘴边,却没有一宗宗倾诉出来,而只化为一句决绝的声音,表现出极其复杂的感情,饶有余味。末二句用了同样的手法:“弃置莫复陈,客子常畏人。”丢开不要说了,作客他乡是不能不“常畏人”的。游子驻足他乡,人地两生,孤立无援,落脚与谋生都不能不向人乞求,看人眼色。这极为复杂的感受只用“畏人”二字表现出来,有含蕴无穷之感。
异乡不安之感,也是游子歌咏的老主题。《诗经·王风·葛藟》说:“谓他人父,亦莫我顾。”“谓他人母,亦莫我有。”“谓他人昆,亦莫我闻。’’写尽了游子处他乡求告无门的境遇。汉乐府《艳歌行》中所写流宕在他县的兄弟几人要算遭遇较好的了,碰到个热情的女主人还为他们缝补破衣服,但已遭到男主人的猜忌与斜眼,害得他们不得不表白:“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不过曹丕这一首没有像《诗经》、汉乐府那样,做某些细节的具体描绘,而是全用高度概括的笔墨,发挥虚笔的妙用。写得虚了,似乎说得少了,实际上概括得更深广,启人想象更多,包蕴的内容更丰富了。虚、实各有其妙用,艺术的辩证法总是如此。
晚明小品在中国散文史上虽然不如先秦诸子或唐宋八大家那样引人注目,却也占有一席之地。它如开放在深山石隙间的一丛幽兰,疏花续蕊,迎风吐馨,虽无灼灼之艳,却自有一段清高拔俗的风韵。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
开头两句点明时间、地点。集子中凡纪昔游之作,大多标明朝纪年,以示不忘故国。这里标“崇祯五年”,也是如此。“十二月”,正当隆冬多雪之时,“余住西湖”,则点明所居邻西湖。这开头的闲闲两句,却从时、地两个方面不着痕迹地引出下文的大雪和湖上看雪。
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
紧承开头,只此两句,大雪封湖之状就令人可想,读来如觉寒气逼人。作者妙在不从视觉写大雪,而通过听觉来写,“湖中人鸟声俱绝”,写出大雪后一片静寂,湖山封冻,人、鸟都瑟缩着不敢外出,寒噤得不敢作声,连空气也仿佛冻结了。一个“绝”字,传出冰天雪地、万籁无声的森然寒意。这是高度的写意手法,巧妙地从人的听觉和心理感受上画出了大雪的威严。它使我们联想起唐人柳宗元那首有名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这幅江天大雪图是从视觉着眼的,江天茫茫,“人鸟无踪”,独有一个“钓雪”的渔翁。张岱笔下则是“人鸟无声”,但这无声却正是人的听觉感受,因而无声中仍有人在。柳诗仅二十字,最后才点出一个“雪”字,可谓即果溯因。张岱则写“大雪三日”而致“湖中人鸟声俱绝”,可谓由因见果。两者机杼不同,而同样达到写景传神的艺术效果。如果说,《江雪》中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是为了渲染和衬托寒江独钓的渔翁;那么张岱则为下文有人冒寒看雪作映照。
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
“是日”者,“大雪三日”后,祁寒之日也;“更定”者,初更时分,晚上八点左右,寒气倍增之时也。“拥毳衣炉火”一句,则以御寒之物反衬寒气砭骨。试想,在“人鸟声俱绝”的冰天雪地里,竟有人夜深出门,“独往湖心亭看雪”,这是一种何等迥绝流俗的孤怀雅兴啊!“独往湖心亭看雪”的“独”字,正不妨与“独钓寒江雪”的“独”字互参。在这里,作者那种独抱冰雪之操守和孤高自赏的情调,不是溢于言外了吗?其所以要夜深独往,大约是既不欲人见,也不欲见人;那么,这种孤寂的情怀中,不也蕴含着避世的幽愤吗?
请看作者以何等空灵之笔来写湖中雪景: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 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这真是一幅水墨模糊的湖山夜雪图!“雾凇沆砀”是形容湖上雪光水气,一片弥漫。“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迭用三个“与”字,生动地写出天空、云层、湖水之间白茫茫浑然难辨的景象。作者先总写一句,犹如摄取了一个“上下皆白”的全景,从看雪来说,很符合第一眼的总感觉、总印象。接着变换视角,化为一个个诗意盎然的特写镜头:“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等等。这是简约的画,梦幻般的诗,给人一种似有若无、依稀恍惚之感。作者对数量词的锤炼功夫,不得不使我们惊叹。你看,“上下一白”之“一”字,是状其混茫难辨,使人惟觉其大;而“一痕”“一点”“一芥”之“一”字,则是状其依稀可辨,使人惟觉其小。此真可谓着“一”字而境界出矣。同时由“长堤一痕”到“湖心亭一点”,到“余舟一芥”,到“舟中人两三粒”,其镜头则是从小而更小,直至微乎其微。这“痕”“点”“芥”“粒”等量词,一个小似一个,写出视线的移动,景物的变化,使人觉得天造地设,生定在那儿,丝毫也撼动它不得。这一段是写景,却又不止于写景;我们从这个混沌一片的冰雪世界中,不难感受到作者那种人生天地间茫茫如“太仓米”的深沉感慨。
下面移步换形,又开出一个境界: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
“独往湖心亭看雪”,却不意亭上已有人先我而至;这意外之笔,写出了作者意外的惊喜,也引起读者意外的惊异。但作者并不说自己惊喜,反写二客“见余大喜”;背面敷粉,反客为主,足见其用笔之夭矫善变。“湖中焉得更有此人!”这一惊叹虽发之于二客,实为作者的心声。作者妙在不发一语,而“尽得风流”。二客“拉余同饮”,鼎足而三,颇有幸逢知己之乐,似乎给冷寂的湖山增添了一分暖色,然而骨子里依然不改其凄清的基调。这有如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不过是一种虚幻的慰藉罢了。“焉得更有”者,正言其人之不可多得。“强饮三大白”,是为了酬谢知己。“强饮”者,本不能饮,但对此景,当此时,逢此人,却不可不饮。饮罢相别,始“问其姓氏”,却又妙在语焉不详,只说:“是金陵人,客此。”可见这二位湖上知己,原是他乡游子,言外有后约难期之慨。这一补叙之笔,透露出作者的无限怅惘:茫茫六合,知己难逢,人生如雪泥鸿爪,转眼各复西东。言念及此,岂不怆神!文章做到这里,在我们看来,也算得神完意足、毫发无憾了。但作者意犹未尽,复笔写了这样几句:
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读至此,真使人拍案叫绝!前人论词,有点、染之说,这个尾声,可谓融点、染于一体。借舟子之口,点出一个“痴”字;又以相公之“痴”与“痴似相公者”相比较、相浸染,把一个“痴”字写透。所谓“痴似相公”,并非减损相公之“痴”,而是以同调来映衬相公之“痴”。“喃喃”二字,形容舟子自言自语、大惑不解之状,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种地方,也正是作者的得意处和感慨处。文情荡漾,余味无穷。痴字表明特有的感受,来展示他钟情山水,淡泊孤寂的独特个性。
这一篇小品,融叙事、写景、抒情于一炉,偶写人物,亦口吻如生。淡淡写来,情致深长,而全文连标点在内还不到二百字。光是这一点,就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当然,它所流露的孤高自赏和消极避世的情调,我们不应盲目欣赏,而必须批判地对待和历史地分析。
首句点题,次句一个“空”字,统领全篇。此“空”,既是对邺都故址败落凄清环境的概括,又是诗人身临其境所产生的茫然无着心情的流露,悲戚怀古之情寓于其中。“复何见”三字,以一设问,自然引出中间四句的具体描绘。东风,在古诗中尤为常见,如李商隐《无题》:“东风无力百花残,”如李煜《虞美人》“小春风吹醒万物,百花欣欣向荣。楼昨夜又东风”等等,暗示出春天已到来,呼应结句“春色”。飞云殿,从名称上可以使作者想见当年的气势。而今,在这样一个暮春的傍晚,却只有东风薛阵,野火飘飘,通过凄凉景象,写出“人去尽’。这两句例重从人事方面写“空”。
以下两句侧重从事业方面写“空’。望陵台,为曹操当年饮酒作乐的地方,曾为曹操事业兴盛的标志,而如今漳水依然东流,高台却只与曹操陵墓空对,如诗人《临河客舍呈狄明府兄留题县南楼》中所写:“邺都唯见古时丘,漳水还如旧日流”,城角的高台与城北的流水这种种形象之间的对照和映衬,便透露出事业付流水之意。上文说“城空”,本不该再有所见,但实际上,这四句所见更突出了“城空”,并且使“空”的内容更具体化。诗的最后两句用“人去尽”总承上顶四句,再度强调“空”,回应诗的开头,使“空”字成为首尾贯串的线索。春色依然,人事惧非,这两句又是对春色的感叹,实际是对古人不常在,事业不常在的感叹。开头说“复何见”,结尾说“为谁来”,两处问句迢迢呼应,加深了这种感叹的分量,全诗遂在不尽的感叹中结束。
这首诗以“空”为主线,通过总括、细描、抒慨三个层次的渲染烘托,写出古都邺城的“四空”,凭吊古迹,惋叹人生,寓情于景。全诗语言素淡自然,朴茂浑涵,颇有汉魏古诗的悲凉慷慨的风格。诗篇前四句五言,后四句七言,五、七言并用,不拘一格,依物事的描写、感情的起伏而选择变化,使诗歌既有潇洒明快的格调,很适于表现怀古的主题并具饱满深厚的力度,为岑参早期诗歌代表作之一。
《水龙吟》,又名《龙吟曲》、《庄椿岁》、《小楼连苑》。《清真集》入“越调”,《梦窗词》集入“无射商”。各家格式出入颇多,历来都以苏、辛两家之作为准。一百二字,前后片各十一句四仄韵。其他句逗不同者为变格。又第九句第一字并是领格,宜用去声。结句宜用上一、下三句法,较二、二句式收得有力。
“信州”,唐时置,即今之广信府,在江西上饶。万氏出据信州,所以词题用万任官的驻地称之。
上片送别赠言。“几番”两句。此是说好几次与你聚集在一起讨论着国家大事,座中友人都叹惜大好江山惟留半壁,却又因为权臣误国,搞得现在国事如夕阳西坠似的到万分危急的局势。“今朝”三句是说:今天我折柳赠别,希望万君能够凭借“东风”(他人提拔)之力,在仕途上节节上升。“约住”三句,“飞花”、“留燕”中的“花”、“燕”似都是万信州所爱女子的别称。此处是说:在万信州将要离此赴京之时,我为他约来了“花”、“燕”等可爱的女子,与他再见上一面,并谈得难舍难分。“问千牙”三句,“千牙”,太守的别称。此处指代万信州。这是说:我且问问万君,当你进京面奏君王之时,不知道有没有能够将民间中的忠孝事迹全都写进奏章之内否?上片既有对国事的叹惜,又提到万君的私情,再嘱之以正事,可见吴万两人的关系很好。
下片抒发了词人对时局的悲观感,并为朋友预作退路。“闻道”两句,“兰台”,即御史台的别称。此处是说:御史台的工作听说是非常清闲的,你不如效法鸱夷子范蠡,趁机而急流勇退,并以一叶扁舟进入江湖自在快活为上策。“兰台”,照应上片“入奏”。据此万信州这次入朝是去做御史官。该职官本应该将民间的疾苦及“忠孝事”都向君王反映,然而现在却是“清暇”度日,所以词人要为他设想趁早退隐江湖。“贞元”三句是说:唐代的贞观、开元盛世,那时候的用人、治世之国策,到如今还有谁能去采纳呢?只有你还牢记着这些古代明训,并且大力宣扬,但是终究是曲高和寡无人响应啊。“儿骑”三句。“舜”,应指当今皇上。此处是说:你的子女们正在企盼着你趁早回家安度晚年;但是当今皇上却对你还是一再地挽留、借重,希望你能够继续在朝为官,为国出力。“便急回”三句作结,再发出悲观论调。此处是说:你就是从现在起马上改革时政弊端的话,也不能够挽回这危亡的败局了。因为西北方强大的敌人正在虎视耽耽地伺机灭我大宋江山啊!结句以“暖律”喻改革时政;用“天边海上”借喻强敌;以“春寒夜”说明国势的危急。此与首句“斜阳下”,同一意思。
这首《晚出新亭》诗,是写江上景色的代表性作品,写景以抒情,情景交融。
新亭在建康(今南京市)境内,是朝士们游宴之所。诗的起势不凡,首句写景,次句写情。江水浩荡而去,离愁却袭上心来,真是几重波浪几重悲啊。此诗的发端与谢朓《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诗中的“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正同,开首两句即点出“离悲”的主题。以下四句具体写江景:尽管江上潮势已经低落,但汹涌翻滚的波涛仍然犹如高张的车盖;水面之上云雾沉沉,无有峰峦之状。戍鼓之声从远处隐隐传来,顿添几分肃杀之气;远眺江岸,唯有寒山老松,满目萧索。“潮落”二句以潮落云昏暗示诗人心潮不平,“远戍”二句则通过戍鼓、寒松一步渲染悲愁的气氛。在这荒寒萧条,满目凄凉的时刻,诗人却不得不孤舟远征,艰难独行,最后两句自然而然的直抒情怀,感叹征程艰难,归程无期。
此诗语言洗炼,写景抒情,皆出于自然,将落潮、昏云、戍鼓、寒松等景物组合成一幅《孤舟远行图》,形象鲜明,意境幽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