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见微知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轻视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见微知著,可为千古观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处在于谋篇。文章开始先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掌握,并说明这是由于“好恶”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着,又通过历史上山涛、郭子仪对王衍、卢杞的评论,说明了山、郭二人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这就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铺垫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倾注全力发泄的部分,将“今有人”的种种表现尽情地加以刻画,一气呵成,有如飞瀑狂泄,其笔锋之犀利,论证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而在结尾处,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态度。
作者在批评“有的人”时,把生活习惯(如不修边幅)也作为攻击的口实,未免失之偏颇了。但是,这点微疵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成就。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事情的发展有必然如此的原因,情理有原本如此的根源。只有天下最冷静的有修养的人,才能从细微的变化中预知发展的结果。月亮周围起晕,将要刮风,屋柱石础返潮,将要下雨,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人世间事情的发展变化,道理情势的相互因循,其空疏难知、变化莫测的程度,怎能与天地阴阳之事相比呢?而贤能的人也有不知道的,那是什么缘故呢?是爱憎的感情扰乱了他们的思想,利害得失的考虑影响了他们的行为。
从前,山巨源见到王衍后,就说:“将来贻害天下百姓的,一定是这个人。”郭子仪见到卢杞后,就说:“这个人如果得志,我的子孙就会一个也留不下来。”从今天的情况分析起来,那道理确实是可以预见的。依我看来,王衍这个人,容貌言语方面,确实有欺世盗名的地方,然而,他不忌恨别人,不妄求,只是随波逐流,假使晋朝当时没有惠帝这个呆子,哪怕仅是一个一般的君主,即使有千百个像王衍这样的人,又怎么能把天下搞乱呢?卢杞的奸险,固然足以败坏国家,但是他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谈不足以欺世,如果不是遇到鄙陋昏庸的唐德宗,又怎么会得到重用呢?由此说来,山、郭二公对王、卢二人的预言,或许也未必一定如此。
现在有个人,口中说着孔子、老子的话,亲身实践着伯夷、叔齐的行为,招纳一些沽名钓誉之士和不得志的人,共同制造舆论、自我标榜,(把自己)说成是颜渊再世孟轲复生,实际上却居心叵测,阴险狠毒,与一般人的志趣不同。这人是把王衍、卢杞合于一身了,他造成的祸害难道可以用语言形容吗?面孔脏了不忘洗脸,衣服脏了不忘洗衣服,这是人之常情。现在(这个人)却不是这样,穿奴仆穿的衣服,吃猪狗吃的食物,头发蓬乱像囚徒一样,满面灰尘像居丧一样,却大谈诗书,这难道是他的真性情吗?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人,很少不成为大奸大恶的,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样的人。用盖世的好名声,来促成他尚未形成的祸患,虽然有想把国家治好的君主,爱好贤才的宰相,还是会举荐他,任用他的。那么他成为天下的祸患,将是必然而没有疑问的,这就不只是王、卢二人所能比得上的了。
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并无显赫的功勋。”假使这人不被重用,那么我的话就说错了,而这个人会有怀才不遇的感叹。谁能知道祸患将会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呢?假使不是这样的,(他受到了重用)天下将要遭受到他的祸害,而我会获得能见微知著、察言识人的美名,那就太可悲了。
注释
静者:指能够冷静地观察周围事物而做出合理结论的贤人。
天地阴阳之事:指自然现象。古人认为自然界有阴阳二气,二气交互发生作用,便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自然变化。
贤者:旧说以为是影射欧阳修。据史书记载,曾巩曾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的文章,欧阳修大加赞赏,并帮助王安石考取了进士。
山巨源:山涛(205—283),字巨源,晋初人,任吏部尚书,为当时的“竹林七贤”之一。他喜好评论人物,对王衍的评价不高。
王衍(256—311):字夷甫,晋初人,任尚书令、太尉。衍有盛才,常自比子贡。当时晋室诸王擅权,他周旋于诸王间,唯求自全之计,后死于战乱之中。郭汾阳:即郭子仪(697—781),唐华州(今属陕西)人,累官至太尉、中书令,曾平定安史之乱,破吐蕃,以一身系国家安危者二十年,后封为汾阳郡王,世称郭汾阳。
卢杞:字子良,唐滑州(今河南滑县一带)人,唐德宗时任宰相,搜刮民财,排斥异己。杞相貌丑陋,好口辩。后被贬职死于外地。
忮:嫉恨。
惠帝:晋惠帝(290—306在位),晋开国君主司马炎之子,以痴呆闻名。他在位时不理朝政,大权旁落,终导致“八王之乱”,晋室随之衰败。
眩:通“炫”,惑乱。
德宗:唐德宗(780—805在位),唐代晚期的庸君,他削去郭子仪的兵权,重用卢杞,导致朝政紊乱。
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见微知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轻视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见微知著,可为千古观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处在于谋篇。文章开始先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掌握,并说明这是由于“好恶”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着,又通过历史上山涛、郭子仪对王衍、卢杞的评论,说明了山、郭二人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这就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铺垫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倾注全力发泄的部分,将“今有人”的种种表现尽情地加以刻画,一气呵成,有如飞瀑狂泄,其笔锋之犀利,论证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而在结尾处,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态度。
作者在批评“有的人”时,把生活习惯(如不修边幅)也作为攻击的口实,未免失之偏颇了。但是,这点微疵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成就。
《辨奸论》旨在诋毁王安石,竭力反对“新党”,抛开其本旨,有二点与当今相类:
其一,作者谓王安石“口诵孔老之书,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语言,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王安石是否如此,且不论。但阴贼险狠如王卢之合一,代有其人,今也不鲜,这是此论给予后人的启迪之一,须警惕而“辨”。否则,其祸轻则杀身,重则祸国殃民。
其二,作者提到一种“不近人情”的现象:“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然而这一看来违反常情的情况,在1957年夏之后以及“文革”中,屡见于囹圄。这是悲剧,当然,古人是无从预料这种悲剧的。
此词通过对古代英雄人物的歌颂,表达了作者渴望像古代英雄人物那样金戈铁马,收复旧山河,为国效力的壮烈情怀,饱含着浓浓的爱国思想,但也流露出作者报国无门的无限感慨,蕴含着对苟且偷安、毫无振作的南宋朝廷的愤懑之情。全词写景、抒情、议论密切结合;融化古人语言入词,活用典故成语;通篇三问三答,层次分明,互相呼应;即景抒情,借古讽今;风格明快,气魄阔大,情调乐观昂扬。
词以一个问句开始,词人写道:“何处望神州。”“神州”指中原地区。“兴亡”指国家兴衰,朝代更替。这里的“神州”是词人心中不忘的中原地区,是他一生都想收复的地方。接着写道:“满眼风光北固楼。” “北固楼”在今镇江市北固山上,下临长江。词人登上北固亭以望神州,看到的却是北固楼的优美风光。然而,那时候却是山河破碎,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对于爱国诗人来说,触景生情,心念家国,哪里有兴致去欣赏美景。
词人接着说: “千古兴亡多少事?”这是一句问话。词人禁不住发问,从古到今,到底有多少国家兴亡大事呢?往事悠悠,是非成败已成陈迹,只有这无楼的江水依旧滚滚东流。“悠悠”形容漫长、久远。这里,叠词的运用,不仅暗示了时间之慢,而且也表现了词人心中无楼的愁思和感慨。接着的“不楼长江滚滚流”句,词人借用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楼长江滚滚来”意境,不但写出了江水奔腾而去的雄壮气势,还把由此而产生的空间感、历史感都形象地表达出来。
接下来,辛弃疾为了把这层意思进一步发挥,不惜以夸张之笔极力渲染孙权不可一世的英姿。他异乎寻常地第三次发问,以提醒人们注意:“天下英雄谁敌手?”作者自问又自答曰:“曹刘”,唯曹操与刘备耳!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曹操曾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刘备)与操耳。”辛弃疾便借用这段故事,把曹操和刘备请来给孙权当配角,说天下英雄只有曹操、刘备才堪与孙权争胜。曹、刘、孙三人,论智勇才略,孙权未必在曹刘之上。稼轩在《美芹十论》中对孙权的评价也并非称赞有加,然而,在这首词里,词人却把孙权作为三国时代第一流叱咤风云的英雄来颂扬,其所以如此用笔,实借凭吊千古英雄之名,慨叹当今南宋无大智大勇之人执掌乾坤。这种用心,更于篇末见意。 作者在这里极力赞颂孙权的年少有为,突出他的盖世武功,其原因是孙权“坐断东南”,形势与南宋极似,作者这样热情赞颂孙权的不畏强敌,其实是对苟且偷安、毫无振作的南宋朝廷的鞭挞。
据载,曹操曾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辛弃疾借用此典,意在说明只有像曹操、刘备那样的英雄,才能与孙权一决高低。其实,暗示了只有孙权才是天下第一英雄。词人赞赏孙权,就是要此借凭吊千古英雄之名,感叹如今南宋当下没有像孙权这样的人来扭转乾坤。
于是,词人末句写道:“生子当如孙仲谋。”据有关资料记载,曹操有一次与孙权对垒,见孙权仪表堂堂,气度不凡,于是感叹说:“ 生子当如孙仲谋,若刘景升儿子,豚犬耳。” 意思是说,生儿子应该像孙权一样,而刘景升的儿子就像猪狗一样。我们从词人用这一典故来看,希望南宋有如孙权那样的有志之士。其实,这也暗示了自己就如孙权一样,有奋发图强,收复失地的伟大理想。当然,暗示了自己的对南宋朝廷主和派的愤恨。
曹操所一褒一贬的两种人,形成了极其鲜明、强烈的对照,在南宋摇摇欲坠的政局中,也有着主战与主和两种人。聪明的词人只做正面文章,对刘景升儿子这个反面角色,便不指名道姓以示众了。然而纵然作者不予道破,而又能使人感到不言而喻。因为上述曹操这段话众所周知,虽然辛弃疾只说了前一句赞语,人们马上就会联想起后面那句骂人的话,从而使人意识到辛弃疾的潜台词:可笑当朝主和议的众多王公大臣,都是刘景升儿子之类的猪狗。词人此种别开生面的表现手法,颇类似歇后语的作用。而且在写法上这一句与上两句意脉不断,衔接得很自然。上两句说,天下英雄中只有曹操、刘备配称孙权的对手。连曹操都这样说,生儿子要像孙权这个样。再从“生子当如孙仲谋”这句话的蕴含和思想深度来说,南宋时代人,如此看重孙权,实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社会心理的反映。因为南宋朝廷实在太萎靡庸碌了,在历史上,孙权能称雄江东于一时,而南宋经过了好几代皇帝,却没有出一个像孙权一样的人。所以,“生子当如孙仲谋”这句话,本是曹操的语言,而由辛弃疾口中说出,却是代表了南宋人民要求奋发图强的时代的呼声。
这首词通篇三问三答,互相呼应,感怆雄壮,意境高远。它与稼轩同时期所作另一首登北固亭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相比,一风格明快,一沉郁顿挫,同是怀古伤今,写法大异其趣,而都不失为千古绝唱,亦可见辛弃疾丰富多彩之大手笔也。
古代诗歌中,向有“游仙”一体,常借描述神仙境界,以寄托作者的思想感情。亦有借以表现男妇爱情或政治生活的。远自晋 郭璞的《游仙诗》,近到龚自珍的《小游仙词》,都是此体的代表作品。南朝梁钟嵘《诗品》评郭璞云:“《游仙》之作,词多慷慨,乖远玄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后人也都以为其确系“有托而言”。至于龚的《小游仙词》,论者更以为是“既谈掌故(即有关清朝军机处的遗闻轶事),也抒感慨(即龚氏几次考军机章京均告落选的愤懑之情)”(参见近人刘逸生《龚自珍诗选》)。洪亮吉这首词,虽然未标“游仙”之题,但从内容看,也属此体,而且也是借天宫生活,仙人举止来表达某种政治寄托。
这首词收在《更生斋诗余·冰天雪窖词》中。词集自序云:“岁戊午(清嘉庆三年,1782)自京邸乞假回,东箱无事,辄填至数十阙。及自塞外回里,亦时时作之。遂满一卷,名曰《冰天雪窖》”,从其后言之也。从集中的编次看,此词排在“时欲乞假南回”的几首词之间,可以推断,它作于洪氏写出“力陈内外弊政”的奏疏前不久。当时,词人五十三岁,已任翰林院编修,又出任贵州学政,期满返京,充咸安宫总裁,在上书房行走。此时他似乎颇为春风得意,但又屡有归志。据恽敬《前翰林院编修洪君遗事述》:“君初第时,大臣掌翰林院者网罗人才以倾动声誉。君知其无成,欲早自异,遂于御试《征邪教疏》内力陈中外弊政,发其所忌。”这也许只是个表面现象,而关键在于洪亮吉是个有见识、有抱负、有责任感、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目击当时官僚制度的腐败、经济的危机以及苗民、白莲教民的起义,不肯默尔而息,当“立仗马”,所以早就酝酿着要冒风险出来说话,宁可丢官回老家。应考作疏,不过是适逢其全罢了。因其疏中慷慨陈辞,无所忌讳,被“抑置三等”。这就是此词的创作背景,或者说是“本事”。
现在我们具体来谈词的正文。“玉皇宫殿”分明是指当时朝廷;“无极”者,“天高皇帝远”也。“东龙西虎”,狰狞可怕。这是皇帝左右的权贵、亲信;“更番值”,无疑是把持朝政、轮流坐镇了。“天上事偏多”二句点出了朝中矛盾重重,危机四伏,连逍遥自在的“仙人”也要愁白了头发。“仙人”指谁?可以是泛指朝中的有识之士,也不妨看作词人的自喻。他供职翰林院,属于“词臣”和“闲官”,仿佛是天上的“散仙”。他虽无言事之责,决策之权,但由于忧国伤时,不禁愁思满怀,大有“区区之心,不能自已”(见洪我以后所作的《极言时政启》)之慨。上片全写天上情事,颇有点戏剧性和幽默感。
下片由前面泛说的“仙人”具体到了“麻姑”。她是有名的仙女,曾多次看到沧海桑田的变化,她的手指纤细似鸟爪,有人想让她来搔背痒,结果吃了苦头。这里说她粲然一笑,轻舒长爪,掐破碧桃花,让美艳的花光照遍千家万户。假如我们对上片的理解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这里应是表明作者不能再保持沉默,无所作为了。他将傲然一笑,无所顾忌地去揭一揭时弊,捅一捅“马蜂窝”。事情未必有成,所以用个“空”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所以用个“偶”字。但不管怎样,总能引起点轰动,冲破“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所以结拍以乐观自豪的调子唱出“掐破碧桃花,花光照万家”。下片集中写麻姑,设想甚奇,可称“神来之笔”。
由于此词采用的是游仙诗的形式,因此词中的情事都比较朦胧,在理解上不宜过分落实。但结合其创作背景看,说词中有作者自己在,有一定“本事”在,该不是牵强附会。从艺术角度说,它形象生动,构想神奇,充满浪漫主义的情调,堪称古代游仙诗词中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