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见微知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轻视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见微知著,可为千古观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处在于谋篇。文章开始先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掌握,并说明这是由于“好恶”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着,又通过历史上山涛、郭子仪对王衍、卢杞的评论,说明了山、郭二人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这就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铺垫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倾注全力发泄的部分,将“今有人”的种种表现尽情地加以刻画,一气呵成,有如飞瀑狂泄,其笔锋之犀利,论证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而在结尾处,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态度。
作者在批评“有的人”时,把生活习惯(如不修边幅)也作为攻击的口实,未免失之偏颇了。但是,这点微疵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成就。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事情的发展有必然如此的原因,情理有原本如此的根源。只有天下最冷静的有修养的人,才能从细微的变化中预知发展的结果。月亮周围起晕,将要刮风,屋柱石础返潮,将要下雨,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人世间事情的发展变化,道理情势的相互因循,其空疏难知、变化莫测的程度,怎能与天地阴阳之事相比呢?而贤能的人也有不知道的,那是什么缘故呢?是爱憎的感情扰乱了他们的思想,利害得失的考虑影响了他们的行为。
从前,山巨源见到王衍后,就说:“将来贻害天下百姓的,一定是这个人。”郭子仪见到卢杞后,就说:“这个人如果得志,我的子孙就会一个也留不下来。”从今天的情况分析起来,那道理确实是可以预见的。依我看来,王衍这个人,容貌言语方面,确实有欺世盗名的地方,然而,他不忌恨别人,不妄求,只是随波逐流,假使晋朝当时没有惠帝这个呆子,哪怕仅是一个一般的君主,即使有千百个像王衍这样的人,又怎么能把天下搞乱呢?卢杞的奸险,固然足以败坏国家,但是他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谈不足以欺世,如果不是遇到鄙陋昏庸的唐德宗,又怎么会得到重用呢?由此说来,山、郭二公对王、卢二人的预言,或许也未必一定如此。
现在有个人,口中说着孔子、老子的话,亲身实践着伯夷、叔齐的行为,招纳一些沽名钓誉之士和不得志的人,共同制造舆论、自我标榜,(把自己)说成是颜渊再世孟轲复生,实际上却居心叵测,阴险狠毒,与一般人的志趣不同。这人是把王衍、卢杞合于一身了,他造成的祸害难道可以用语言形容吗?面孔脏了不忘洗脸,衣服脏了不忘洗衣服,这是人之常情。现在(这个人)却不是这样,穿奴仆穿的衣服,吃猪狗吃的食物,头发蓬乱像囚徒一样,满面灰尘像居丧一样,却大谈诗书,这难道是他的真性情吗?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人,很少不成为大奸大恶的,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样的人。用盖世的好名声,来促成他尚未形成的祸患,虽然有想把国家治好的君主,爱好贤才的宰相,还是会举荐他,任用他的。那么他成为天下的祸患,将是必然而没有疑问的,这就不只是王、卢二人所能比得上的了。
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并无显赫的功勋。”假使这人不被重用,那么我的话就说错了,而这个人会有怀才不遇的感叹。谁能知道祸患将会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呢?假使不是这样的,(他受到了重用)天下将要遭受到他的祸害,而我会获得能见微知著、察言识人的美名,那就太可悲了。
注释
静者:指能够冷静地观察周围事物而做出合理结论的贤人。
天地阴阳之事:指自然现象。古人认为自然界有阴阳二气,二气交互发生作用,便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自然变化。
贤者:旧说以为是影射欧阳修。据史书记载,曾巩曾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的文章,欧阳修大加赞赏,并帮助王安石考取了进士。
山巨源:山涛(205—283),字巨源,晋初人,任吏部尚书,为当时的“竹林七贤”之一。他喜好评论人物,对王衍的评价不高。
王衍(256—311):字夷甫,晋初人,任尚书令、太尉。衍有盛才,常自比子贡。当时晋室诸王擅权,他周旋于诸王间,唯求自全之计,后死于战乱之中。郭汾阳:即郭子仪(697—781),唐华州(今属陕西)人,累官至太尉、中书令,曾平定安史之乱,破吐蕃,以一身系国家安危者二十年,后封为汾阳郡王,世称郭汾阳。
卢杞:字子良,唐滑州(今河南滑县一带)人,唐德宗时任宰相,搜刮民财,排斥异己。杞相貌丑陋,好口辩。后被贬职死于外地。
忮:嫉恨。
惠帝:晋惠帝(290—306在位),晋开国君主司马炎之子,以痴呆闻名。他在位时不理朝政,大权旁落,终导致“八王之乱”,晋室随之衰败。
眩:通“炫”,惑乱。
德宗:唐德宗(780—805在位),唐代晚期的庸君,他削去郭子仪的兵权,重用卢杞,导致朝政紊乱。
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见微知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轻视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见微知著,可为千古观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处在于谋篇。文章开始先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掌握,并说明这是由于“好恶”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着,又通过历史上山涛、郭子仪对王衍、卢杞的评论,说明了山、郭二人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这就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铺垫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倾注全力发泄的部分,将“今有人”的种种表现尽情地加以刻画,一气呵成,有如飞瀑狂泄,其笔锋之犀利,论证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而在结尾处,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态度。
作者在批评“有的人”时,把生活习惯(如不修边幅)也作为攻击的口实,未免失之偏颇了。但是,这点微疵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成就。
《辨奸论》旨在诋毁王安石,竭力反对“新党”,抛开其本旨,有二点与当今相类:
其一,作者谓王安石“口诵孔老之书,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语言,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王安石是否如此,且不论。但阴贼险狠如王卢之合一,代有其人,今也不鲜,这是此论给予后人的启迪之一,须警惕而“辨”。否则,其祸轻则杀身,重则祸国殃民。
其二,作者提到一种“不近人情”的现象:“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然而这一看来违反常情的情况,在1957年夏之后以及“文革”中,屡见于囹圄。这是悲剧,当然,古人是无从预料这种悲剧的。
《春雨》抒写了诗人与情人相见时的欢乐,离别后的怀思和失恋中强烈的痛苦。此诗开头先点明时令,再写旧地重寻之凄怆,继而写隔雨望楼,寻访落空之迷茫,终而只有相思相梦,缄札寄情。一步紧逼一步,怅念之情恰似雨丝不绝如缕。诗的意境、感情、色调、气氛都是十分清晰明丽,优美动人。
李商隐在这首诗中,赋予爱情以优美动人的形象。诗借助于飘洒天空的春雨 ,融入主人公迷茫的心境、依稀的梦境,以及春晼晚、万里云罗等自然景象,烘托别离的寥落,思念的深挚,构成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 。
“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一联,前一句色彩(红)和感觉(冷)互相比照。红的色彩本来是温暖的,但隔雨怅望反觉其冷;后一句珠箔本来是明丽的,却出之于灯影前对雨帘的幻觉,极细微地写出主人公寥寂而又迷茫的心理状态。
“远路应悲春晼晚,残宵犹得梦依稀。”他想象着 ,在远方的那人也应为春之将暮而伤感吧?如今蓬山远隔,只有在残宵的短梦中依稀可以相会了。
末联“玉珰缄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 ”,也富于象征色彩。特别有创造性地借助于自然景,把“锦书难托”的预感形象化了,并把忧郁怅惘的情绪与广阔的云天,融为一体。凡此,都成功地表现出了主人公的生活、处境和感情,情景、色调和气氛都令人久久难忘。这种真挚动人的感情和优美生动的形象结合在一起,构成一种艺术魅力,在它面前,人们是免不了要支付出自己的同情的。
李商隐的爱情诗含蓄蕴藉、幽美凄艳。他致力于情思意绪的体验、把握与再现,用幽微隐约、迂回曲折的方式,将心中的朦胧意绪转化为恍惚迷离的意象。他善用哀婉的情调、美丽的意象与辞采,表达复杂的心绪。在这首诗中,红楼、珠箔、春雨、灯影等意象,加上迷茫的心境、依稀的梦境,使诗境凄美幽约;春晚日暮和云罗万里,则烘托出离别的寥落、思念的深挚。
同时,李商隐的爱情诗内涵极为丰厚,决不仅仅围绕单一的情绪反复吟唱,而是虚虚实实,忽此忽彼,或今或昔,一重情思套着另一重情思。将难言的情感表现得生动而丰富,却又让人只可意会,难以言传。
全诗借助于飘洒迷濛的春雨,融入主人公迷茫的心境,依稀的梦境,烘托别离的寥落,思念的真挚,构成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隐喻着诗人难言的感情,抒发着诗人哀伤的情愫,并且具有相当的美感。
升起的红日,压着一层层的屋檐。阵阵料峭的春寒而至,这是一个困人的天气。她感到浑身慵懒无力,起床的时候,还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她简单地梳洗完毕,走到了妆台前。对着镜子,她只是草草地画了一下眉毛。
陈廷焯曾言:“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起句“晓日压重檐”中的一个“压”字,就首先给读者营造了一种沉郁的氛围。“天气困人梳洗懒”,作者把无精打采的神情和不满的情绪,全都责怪在周身的环境和天气了。李清照曾写:“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宋朝四川的歌妓僧儿也写过:“愁烦,梳洗懒,寻思陪宴,把月湖边”。还有温庭钧笔下所描写的女子:“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这些女子在心思不定的时候,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懒于梳洗,不愿化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闲把绣丝挦,认得金针又倒拈”。这一句,就写得特别的有意思。那是她打开小巧精致的针线盒,拿出针线原本想刺绣出一幅鸳鸯图的。可她居然把绣花针给拿反了。作者这样写,也并非夸张,正说明了她当时该是多么的心不在焉的。王世贞在《艺苑卮言。论词》书中说:“词号称诗余,然而诗人不为也。孙夫人「闲把绣丝挦,认得金针又还有倒拈」,可谓看朱成碧矣。”看朱成碧是指一个人在对另一个人极度思念之时,把红色看成了绿色。红和绿,本是两种反差很大的颜色,一个人能产生这样视觉上巨大的偏差,不是魂不守舍,那是什么?不是心不在焉,又会是什么?武则天曾写过一首《如意娘》的诗:“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
结句的“满院杨花不卷帘”,道出了女子细腻而敏感的心思。杨花就是柳絮。春寒之际,柳絮飘飞。她心里特别清楚,外面院子里的柳絮,此时是怎样一副漫天乱飞的景象的。
在古人眼里,柳絮是温柔多情的。晏殊《踏莎行》:“春风不解禁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同时,古人还认为柳絮一旦落入水中,在经过一夜后就会化作浮萍。如苏轼《再和曾仲锡荔支》:“柳花著水万浮萍,荔实周天两岁星。”而这种浮踪不定的柳絮,更像是那些出门在外四处飘泊的游子。陈子龙《浣溪沙》:“百尺章台撩乱飞,重重帘幕弄春晖。怜他飘泊奈他飞。”
“陌上游人归也未?”原来,这一句才是真正解开谜团的答案。她之所以心情不好,状态不佳,那是由于她心有所盼,心有所系而造成的,与天气其实是毫不相干。
絮一直飞,气氛不算融洽。寂寞的屋檐下,她渐渐感到心在变化。她的丈夫始终都没有归来,她显得非常的惶恐不安。她怕帘外的飞絮,再次撩拨起自己的情思,故迟迟不敢卷起珠帘去看。这个过程,是一种煎熬,更是矛盾而痛苦的。宋代诗人盛世忠《倦妆图》一诗中写有:“料应春事关心曲,怕见杨花不卷帘”。朱淑真也怕卷帘,她在《谒金门》中写:“满院落花帘不卷,断肠芳草远”。还有《生查子》中的:“不忍卷帘看,寂寞梨花落。”这些诗词中写的“不卷帘”,都属于同一个意思。
这首《南乡子》以景开篇,又以景结情,首尾呼应,手法娴熟。故一直以来,深受人们的喜欢。
明朝作家沈鲸的昆剧剧本《双珠记》和清朝手抄话本小说《锦绣衣》中,都曾引用过这一首词。不过,小说《锦绣衣》一书里却把这首词误写为唐朝孙夫人所作。另在清朝诗词家舒梦兰编写的《白香词谱》中,对此词亦有记载。
明初杂剧作家贾仲明,在他写的剧本《萧淑兰情寄菩萨蛮》中,更是将这首词诠释得细腻动人,深情而缠绵:
“伤春病染,郁闷沉沉,鬼病恹恹。相思即渐,碧窗唾渍稠粘。几缕柔丝空系情,满院杨花不卷帘。鬓軃楚云松,懒对妆奁。。。。。。”
这篇赋以铺叙手法,由登楼极目四望而生忧时伤事之慨,并把眷恋故乡、怀才不遇之情巧妙地结合起来,而各层自有重点,深挚的感情,徐徐道来,感人至深,真不愧名家手笔。
这篇赋主要抒写作者生逢乱世、长期客居他乡、才能不能得以施展而产生思乡、怀国之情和怀才不遇之忧,表现了作者对动乱时局的忧虑和对国家和平统一的希望,也倾吐了自己渴望施展抱负、建功立业的心情。全篇抒情意味很浓,“忧”字贯穿全篇,风格沉郁悲凉,语言流畅自然,是建安时代抒情小赋的代表性作品。
此赋有如下特点:一、层次清晰。全文分为三段,首段写登楼所见,次段叙怀乡之情,末段抒身世之惧,遵循主人公情绪的自然发展而来,层次极为清晰。
二、结构严谨。第一段写景中透露出“忧思”,“望”“忧” 两字,奠定了全文的抒情基调。第二段集中表达了作者内心的沉重忧思。开头四句承上文“非吾土”抒发怀乡之情,“凭轩槛以遥望兮”中的“望”字,化景物为情思。第三段对思乡之情进一步开掘,揭示出“忧思”深层的政治内涵。情景交融。首段写异乡风光:地势开阔,山川秀美,物产富饶,以眼前乐景反衬心中哀情。末段写傍晚景色:日惨风萧,兽狂鸟倦,原野寂寥,烘托出作者内心的凄怆。前后景物描写,即景生情,寓情于景,一乐一悲,相互照应,真切的反映出作者愁绪步步加深、忧伤至极的过程。
三、语言清丽。文章用典贴切,注意与主观感情的抒发相契合。例如“瓠瓜徒悬”、“井渫莫食”等典故,都传达出作者的怀乡之情和怀才不遇的怨愤。文章大量运用富有音乐性的修饰词语。例如“眷眷”、“惨惨”、“凄怆”、“憯恻”、“盘桓”等,音节流畅,朗朗上口。
四、主题深刻。这篇文章超越了一般的怀乡之作,揭示了深厚的政治内涵。“遭迁逝”句,概括了当时动荡的时代特征和作者悲惨不幸的遭遇;“惟日月”两句,表达了作者时不我待、急欲乘时而起的紧迫感;“冀王道” 两句,表达了作者以天下为己任、急于建功立业的使命感。总之,作者通过登楼四望,抒发了浓重的故土之思,倾吐了宏图难展的悲慨,表达了建功立业的迫切愿望。
综上所述,这篇赋体貌高度精练,情思深厚丰腴,使读者自然而然地感觉其意味深永,形象感人,因此成为建安时期抒情小赋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