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见微知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轻视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见微知著,可为千古观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处在于谋篇。文章开始先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掌握,并说明这是由于“好恶”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着,又通过历史上山涛、郭子仪对王衍、卢杞的评论,说明了山、郭二人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这就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铺垫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倾注全力发泄的部分,将“今有人”的种种表现尽情地加以刻画,一气呵成,有如飞瀑狂泄,其笔锋之犀利,论证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而在结尾处,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态度。
作者在批评“有的人”时,把生活习惯(如不修边幅)也作为攻击的口实,未免失之偏颇了。但是,这点微疵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成就。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事情的发展有必然如此的原因,情理有原本如此的根源。只有天下最冷静的有修养的人,才能从细微的变化中预知发展的结果。月亮周围起晕,将要刮风,屋柱石础返潮,将要下雨,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人世间事情的发展变化,道理情势的相互因循,其空疏难知、变化莫测的程度,怎能与天地阴阳之事相比呢?而贤能的人也有不知道的,那是什么缘故呢?是爱憎的感情扰乱了他们的思想,利害得失的考虑影响了他们的行为。
从前,山巨源见到王衍后,就说:“将来贻害天下百姓的,一定是这个人。”郭子仪见到卢杞后,就说:“这个人如果得志,我的子孙就会一个也留不下来。”从今天的情况分析起来,那道理确实是可以预见的。依我看来,王衍这个人,容貌言语方面,确实有欺世盗名的地方,然而,他不忌恨别人,不妄求,只是随波逐流,假使晋朝当时没有惠帝这个呆子,哪怕仅是一个一般的君主,即使有千百个像王衍这样的人,又怎么能把天下搞乱呢?卢杞的奸险,固然足以败坏国家,但是他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谈不足以欺世,如果不是遇到鄙陋昏庸的唐德宗,又怎么会得到重用呢?由此说来,山、郭二公对王、卢二人的预言,或许也未必一定如此。
现在有个人,口中说着孔子、老子的话,亲身实践着伯夷、叔齐的行为,招纳一些沽名钓誉之士和不得志的人,共同制造舆论、自我标榜,(把自己)说成是颜渊再世孟轲复生,实际上却居心叵测,阴险狠毒,与一般人的志趣不同。这人是把王衍、卢杞合于一身了,他造成的祸害难道可以用语言形容吗?面孔脏了不忘洗脸,衣服脏了不忘洗衣服,这是人之常情。现在(这个人)却不是这样,穿奴仆穿的衣服,吃猪狗吃的食物,头发蓬乱像囚徒一样,满面灰尘像居丧一样,却大谈诗书,这难道是他的真性情吗?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人,很少不成为大奸大恶的,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样的人。用盖世的好名声,来促成他尚未形成的祸患,虽然有想把国家治好的君主,爱好贤才的宰相,还是会举荐他,任用他的。那么他成为天下的祸患,将是必然而没有疑问的,这就不只是王、卢二人所能比得上的了。
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并无显赫的功勋。”假使这人不被重用,那么我的话就说错了,而这个人会有怀才不遇的感叹。谁能知道祸患将会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呢?假使不是这样的,(他受到了重用)天下将要遭受到他的祸害,而我会获得能见微知著、察言识人的美名,那就太可悲了。
注释
静者:指能够冷静地观察周围事物而做出合理结论的贤人。
天地阴阳之事:指自然现象。古人认为自然界有阴阳二气,二气交互发生作用,便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自然变化。
贤者:旧说以为是影射欧阳修。据史书记载,曾巩曾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的文章,欧阳修大加赞赏,并帮助王安石考取了进士。
山巨源:山涛(205—283),字巨源,晋初人,任吏部尚书,为当时的“竹林七贤”之一。他喜好评论人物,对王衍的评价不高。
王衍(256—311):字夷甫,晋初人,任尚书令、太尉。衍有盛才,常自比子贡。当时晋室诸王擅权,他周旋于诸王间,唯求自全之计,后死于战乱之中。郭汾阳:即郭子仪(697—781),唐华州(今属陕西)人,累官至太尉、中书令,曾平定安史之乱,破吐蕃,以一身系国家安危者二十年,后封为汾阳郡王,世称郭汾阳。
卢杞:字子良,唐滑州(今河南滑县一带)人,唐德宗时任宰相,搜刮民财,排斥异己。杞相貌丑陋,好口辩。后被贬职死于外地。
忮:嫉恨。
惠帝:晋惠帝(290—306在位),晋开国君主司马炎之子,以痴呆闻名。他在位时不理朝政,大权旁落,终导致“八王之乱”,晋室随之衰败。
眩:通“炫”,惑乱。
德宗:唐德宗(780—805在位),唐代晚期的庸君,他削去郭子仪的兵权,重用卢杞,导致朝政紊乱。
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见微知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轻视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见微知著,可为千古观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处在于谋篇。文章开始先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掌握,并说明这是由于“好恶”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着,又通过历史上山涛、郭子仪对王衍、卢杞的评论,说明了山、郭二人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这就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铺垫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倾注全力发泄的部分,将“今有人”的种种表现尽情地加以刻画,一气呵成,有如飞瀑狂泄,其笔锋之犀利,论证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而在结尾处,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态度。
作者在批评“有的人”时,把生活习惯(如不修边幅)也作为攻击的口实,未免失之偏颇了。但是,这点微疵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成就。
《辨奸论》旨在诋毁王安石,竭力反对“新党”,抛开其本旨,有二点与当今相类:
其一,作者谓王安石“口诵孔老之书,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语言,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王安石是否如此,且不论。但阴贼险狠如王卢之合一,代有其人,今也不鲜,这是此论给予后人的启迪之一,须警惕而“辨”。否则,其祸轻则杀身,重则祸国殃民。
其二,作者提到一种“不近人情”的现象:“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然而这一看来违反常情的情况,在1957年夏之后以及“文革”中,屡见于囹圄。这是悲剧,当然,古人是无从预料这种悲剧的。
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咏闲居是重要主题之一,也称为闲适诗。对诗人们来说,所谓闲,不仅仅是没事做或不做事,而是相对出仕忙于公务而言,所以闲居诗往往成了隐居诗的代名词。司马光退居后,不能忘怀于朝廷政治,所以这首《闲居》写闲而实不闲,至少是身闲心不闲,因而格调与传统的闲居诗不同。
诗前两句说自己的老朋友及昔日的同僚们纷纷倒戈,支持新法,与自己断绝来往,家里安静得门可罗雀。第二句用汉翟公典故,讽刺人情冷暖,世风不古,表示自己胸中的不平。下半由此发挥。众叛亲离,他自然郁郁寡欢,对任何事都漠不关心,无精打采。连仆人也改变了以往惯有的勤俭,乘机偷懒,一场春雨过了,庭前杂草丛生,也没人去管。“僮更懒”三字,道出无限辛酸,大有“运衰奴欺主”的味道。
从表面上看,这首诗句句写闲,门庭冷落,无人过访,就少了许多应酬,可以空闲;自己慵懒,无所事事,也是闲。但诗人笔下展示的生活场景不是优游闲散的,而是内外交困的;诗人的心情也不是恬淡安适的,而是抑郁不平的。此诗是浅显中有深致,平淡中有沉郁。这就是此诗的成功之处。
这首词抒发了作者收复祖国山河的雄心和壮志难酬的悲愤。上片写重游太湖的感触。太湖之景天下胜,而今沦陷,可自己又报国无门,只好终老江湖。下片着重抒情,作者先用鲈鱼、美酒来强调太湖的美和平静的生活,接着写和平生活遭受破坏,激起报国雪耻的爱国热忱。全篇悲怆激愤,波澜起伏,首尾呼应,唱出了爱国志士的心声,风格沉雄、豪放。
此词系题于吴江桥上,因而全篇紧紧围绕江水立意。“平生太湖上,短棹几经过”,这里的“几”含有说不清多少次的意思,它与“平生”“短棹”配合,把往日太湖之游写得那么轻松愉快,为下文抒写愁绪作了铺垫。“如今重到,何事愁与水云多”,陡然转到当前。接下去的词句是感情的连续抒发。一方面留下悬念,另一方面先把感情凸显出来产生感染力。
“拟把匣中长剑,换取扁舟一叶,归去老渔蓑”,以剑换舟,暗示报国无门,只好终老江湖。但是这三句用“拟”字领起,分明说只是打算。“银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这两句申足前三句句意:先说自己无意做官,后说归隐不能。上片把出处进退的各个方面都已说尽,全篇似乎可以就此收束,然而作者并没有说明,他何以有进退之想,以及最终是进是退,这又预示着必有新意要说。用这种似收似起的句子结束上片,是填词家所追求的胜境。
下片起头“脍新鲈,斟美酒,起悲歌”三个三字句,音节疾促,势如奔马,作者的感情从中喷涌而出。“脍新鲈”字面上直承“渔蓑”“丘壑”。不过上边已说“归去老渔蓑”未成,”丘壑”之隐也已蹉跎,因而它同上片又好像无关。这种似承似转的过片法,也是大手笔的绝技。从内容着眼,“新鲈”“美酒”都是至美之饮食,但后面接上的是“起悲歌”。此所谓以乐衬悲、愈转愈深者也。“太平生长,岂谓今日识兵戈”,这里开始回答“何事愁与水云多”,也呼应“平生太湖上,短棹几经过”。“岂谓”表达作者没有想到、出于意外。全句意谓自己生长于太平盛世,万万没有想到今天饱尝了兵戈之苦。
“欲泻三江雪浪,洗胡尘千里,不用挽天河。”“挽天河”出自杜甫《洗兵马》“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杜甫这首诗,是东、西两京收复后,官军继续进击安、史叛军时所写,设想天下大定之后,便如周武王既克殷,可以“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史记·周本纪》)。词用这句气势磅礴的“挽天河洗甲兵”,移用于“净洗胡尘”,这是一个改造;接着又说“不用挽天河”。只须“泻三江雪浪”去“净洗胡尘千里”。这又是一个改造。以“三江雪浪”这一“本地风光”代替“天河”,构想新奇。南宋爱国诗词运用“挽天河”这个出典,多只用其字面,要“洗”的已不是“甲兵”,而是蒙了“胡尘”的山河。这首之外,如张元斡词《石州慢·己酉秋吴兴舟中作》“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陆游诗《八月二十二日嘉州大阅》“要挽天河洗洛嵩”都是。不过,这三句用“欲”字领起,也分明说只是有此打算。正因为有了这一打算,上片中所说的以剑换舟的打算才未实现,丘壑之隐也才蹉跎。结尾“回首望霄汉,双泪堕清波”,“霄汉”这里暗指朝廷,作者满怀报国志向,可是面对朝廷只能使浓愁变成伤心的双泪,因为统治者并不允许人民通过战斗收复失地,作者的一切设想,也都因朝廷的妥协投降而变成了泡影。
这阕词慷慨悲壮,每个字的后面都激烈跳荡着一颗被压抑的爱国心。词中不断掀起的波折,反映了在国事不宁的情况下个人身心无处寄托的彷徨和苦闷。千百年后读之,仍然使人感叹无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