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诗人访友不遇之作。全诗描写了隐士闲适清静的生活情趣。诗人选取一些平常而又典型的事物，如种养桑麻菊花，邀游山林等，刻画了一位生活悠闲的隐士形象。全诗有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情趣，语言朴实自然，不加雕饰，流畅潇洒。
“移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是说陆羽把家迁徙到了城郭一带，乡间的小路通向桑麻的地方。陆羽的新居离城不远，但已很幽静，沿着野外小径，直走到桑麻丛中才能见到。开始两句，颇有晋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种车马喧”的隐士风格。
“近种篱边菊，秋来未著花。”点出诗人造访的时间是在清爽的秋天，自然平淡。陆羽住宅外的菊花，大概是迁来以后刚刚才种上的，所以虽然到了秋天，还未曾开花。这两句一为转折，一为承接；用陶诗之典，一为正用，一为反用，却都表现了环境的幽僻。至此，一个超尘绝俗的隐士形象已如在眼前，而诗人访友的兴致亦侧面点出。
“扣门种犬吠，欲去问西家。”说诗人又去敲陆羽的门，不但种人应答，连狗吠的声音都没有。此时的诗人也许有些茫然，立刻就回转去，似有些眷恋不舍，还是问一问西边的邻居吧。一般说来，写到“扣门种犬吠”，“不遇”之意已见，再加生发，易成蛇足。就像柳宗元的《渔翁》一诗：“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崖上种心云相逐。”前人每谓末二句“着相”，情思刻露，如苏轼、严羽、胡应麟、王士祯、沈德潜等都持是说。但皎然之写问讯于西家却正得其所。一方面，见出对陆羽的思慕，表明相访不遇之惆怅；另一方面，则借西家之口，衬托出陆羽高蹈尘外的形象，表明二人相契之根由。同时对诗中所描写的对象即陆羽，并未给予任何直接的刻画，但其品格却呼之欲出，这也正符合禅宗“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旨。
“报道山中去，归时每日斜。”是邻人的回答：陆羽往山中去了，经常要到太阳西下的时候才回来。这两句和贾岛的《寻隐者不遇》的后两句“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恰为同趣。“每日斜”的“每”字，活脱脱地勾画出西邻说话时，对陆羽整天流连山水而迷惑不解和怪异的神态，这就从侧面烘托出陆羽不以尘事为念的高人逸士的襟怀和风度。
这首诗前半写陆羽隐居之地的景；后半写不遇的情况，似都不在陆羽身上着笔，而最终还是为了咏人。偏僻的住处，篱边未开的菊花，种犬吠的门户，西邻对陆羽行踪的叙述，都刻画出陆羽生性疏放不俗。全诗四十字，语言清空如话，不加雕饰，吐属自然，流畅潇洒，别有隽味。
这篇文章写孟子同梁惠王的谈话。当时各国为了要增产粮食和扩充兵员，都苦于劳动力不足，所以梁惠王要同邻国争夺百姓，采取了自以为“尽心”的措施，可是目的并没有达到。孟子抓住了这个矛盾，指出梁惠王的“尽心”并不能使百姓归顺，同时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有“行王道，施仁政”，才是治国的根本办法。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对外争城夺地，相互攻伐，“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对内残酷剥削，劳役繁重，破坏生产力。这就造成了兵员缺乏、劳力不足。争夺人力，成为各诸侯国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梁惠王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之前，自诩“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然后以赈灾救民为例，申说自己治国胜于“邻国之政”，“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从两方面描述救灾的具体措施。“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进一步突出梁惠王的自矜，为下文的“五十步笑百步”作铺垫。“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梁惠王希望更多的民归附自己，孟子正是利用梁惠王的这种心理来宣传“仁政”思想并想引导他实行王道政治的。
第二部分（第2-4段），分析“民不加多”的原因。孟子不直接回答“民不加多”的问题，而是用梁惠王熟悉的事例设喻，启发对方，使对方容易接受。“王好战，请以战喻。”总提一句，然后举出两个逃兵“弃甲曳兵而走”的两种情况。根据败逃距离的远近，提出“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的反问，进一步启发，诱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说出否定自己论点的话：“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最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这两句忽然转入正题，既回答了“民不加多”的原因，又揭示了五十步笑百步的寓意：梁惠王的“移民移粟”跟邻国统治者的治国不尽心，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形式上数量上不同而已。这里暗示着梁惠王搞小恩小惠并不能使民加多，要使民加多，必须施仁政、行王道。于是文章就自然而然地由第二部分过渡到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第5-7段），阐述了孟子“仁政”的具体内容──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
第5段阐述“王道之始”的道理。孟子认为，合理地发展生产，使老百姓“养生丧死而无憾”是实行仁政的开端，也是使民加多的初步措施。“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三组排句，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连用“不可胜……也”的句式，给人以吃不完、用不尽的感觉，大大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接着又用“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来小结前三组排句，又以这个结论为前提推出新的结论：“王道之始也。”作者在这里把三层意思、三方面的内容紧紧联系在一起，并把“使民加多”的问题跟行王道紧密联系起来。
第6段，阐述王道之成的道理。这一段，孟子进一步提出教养百姓，使民心归顺的仁政主张，也是“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三组排句又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这三种措施与上文的三种措施相比，显然前进了一步，具有更强的主观能动性。孟子不仅主张养民，还主张教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作者在这里连用四组排句，把自己的主张层层铺叙，渲染得有声有色，为梁惠王展现出一幅美好的前景。然后用“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两句承上启下，顺理成章地得出“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的结论，与前文“王道之始也”相呼应。
第7段，阐述使民加多应有的态度。孟子批评统治者的虐政，从反面证明自己主张的正确。前两段已经把行王道的道理讲得十分透彻，这一段照应文章的开头。梁惠王口口声声说“于国尽心”，可是“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哪里谈得上“尽心”呢？“狗彘食人食”和“涂有饿莩”形成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不平等。接着作者针对统治者归罪于岁的推诿，运用比喻进行驳斥：“涂有饿莩”归罪于年成不好，如同“刺人而杀之”归罪于武器一样荒唐，害民的不是荒年而是统治者的虐政。最后两句，“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言简意赅。不归罪于年岁，而是要反省自己，革除虐政，施仁政，行王道，使百姓住有房，耕有田，吃饱穿暖用足，接受教育，懂得礼义，才能使他们归服。“斯天下之民至焉”回答了开篇梁惠王提出的“民不加多”的疑问。
天岂无情？天也解、多情留客。向向暖、朝来底事¹，尚飘轻雪？君过向来纡²组绶(shòu)³，我应归去耽(dān)⁴泉石⁵。恐异时、怀酒忽相思，云山隔！
这是一首送别词，题目交代了写作缘由。词作直抒惜别之情，委婉深挚，亲切感人。
词一开始，便写友情难舍之意：“天岂无情？天也解、多情留客。”这是借“天气”写“人情”。说天也懂得多情留客，那么，人意岂不比天意更切？不言已，而言天，这是借景抒情的曲致，深婉而又自然之笔。为了说明天的”多情留客“之意，接着又一反问：”春向暖，朝来底事，尚飘轻雪？”是呀，正月里来是新春，正月中旬，春讯已报，为什么不早不晚，就在文安国决定还朝的时候，天一亮就飘起雪来了呢？这不分明是天也很多情地劝客莫归吗？话不在多，而在情衷；语不在华，而在恰切。只此两句，便借节侯异象申足了留客之意。
但客人毕竟要如期还朝的，所以下面便转入对友人的衷心祝愿和抒发自己此刻的情怀：“君遇时来纤组授，我应老去寻泉石。”上句是实意真清而带对时政的隐讽，下句是纯粹的牢骚。不说做宫而说腰系绶带（官员系玉的丝带），这就把抽象的祝愿具体形象化了。但说“纡组绶”得等到“遇时来”（政治昌明）方可，这就含有对时政的讥讽了。至于说自己要归休泉石，去过隐居生活，这牢骚就更深了。词人曾以“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自许（《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这绝非说大话，而是道其真智，言其实情。但现实却硬逼着他走，“······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静夜无尘》）的道路。这是因现实所逼，在这送别友人之际，词人便一吐其苦，而发出“我应归去寻泉石”的牢骚。这里应注意一个“应”字，“应”是忖度之词，是坎坷中无可奈何之想，意思是除非现实逼我无路可走，我还是轻易不肯走这条“不食人间烟火”的消极道路的。虽然词人毕竟是热爱人民，热爱生活，但复杂的现实又很难说不逼他走这条归隐之路，所以接下去说：“恐异时杯酒复相思，云山隔。”这里应注意一个“恐”字，恐怕如何，即不愿如何，此字道出了“云山隔”非其本愿。因而可以说，上阕是以送客叙友倩为主，但也有借送客而述怀的成分，而述怀中虽有“寻泉石”、“云山隔”等想归隐的字句，但寻绎词旨，这些都是送别中的一些激愤之词，牢骚之语。这是词人那种高尚人格、进取精神与现实相矛盾的反映，是词人“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而又不得实现的变态反映。
词虽分上下两阕，但上下阙之间确实意脉贯通、语气相连的。因而下阕一开头边说“浮世事，俱难必。人纵健，头应白。”“浮世事，俱难必”六字写出了“咄咄怪事出”、“人问底事无”的现实，抒发了真理难寻、直士难作、壮志难伸而又不甘苟且从流的痛苦和牢骚；而后六个字，又写出了时光易逝、时不我待的痛切之苦，同时，它又巧妙的把话题归回到送客劝酒的正题上来。“何辞更一醉，此欢难觅”这里是说，老朋友，我们还是举大杯痛饮吧！大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味道，大有宁做酒中仙，不为名利客的感慨。
为了让友人多饮几杯，故不做悲酸语，而写旷达情：“不用向佳人诉离恨，泪珠先已凝双睫。”当劝别人不比痛苦之时，也正是自己心中酸楚之时，因此，词人虽写的是旷达之语，但实际上表现的却是相别时共有的痛苦难舍之情。“但莫遣新燕却来时，音书绝。”词人非正面说，而是以反话出之，这就更充分表现了词人对友谊的珍惜、主动、迫切感。同时，按密州的“节候”说，属于农谚中“七九河开，八九燕来”的区域。按正常年份，正月十三，尚属“数六九”之末，但十天之后，便属“新燕”飞来的“八九”，诗人不说“你到京就马上来信”，而以“新燕”云云，这就把抽象的思想变成了有时空感、形象感、有韵味的艺术语言，很是新美。
此诗首先用了两个对比，以太行之路险能摧车和巫峡之水急能覆舟来与多变之人心相比，指出前者与后者相比实在是平坦之途，从而读者可想见人心之险恶了。
接着诗人连用四个典故来进一步说明人心易变的具体表现。一个是赵壹所说的当别人说你好时仿佛羽毛能从你的皮下生长出来，而当他不喜欢你时，同是这一层皮他却能说成是生疮溃烂。另一个则是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牛郎织女”，牛郎织女虽然每年只能相聚一次，但却非常恩爱，但没有想到这样看似非常牢固的情感关系也会反目成仇，就像参、商两个星宿不能同时出现在天空一样，变成了“有你没我”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第三个典故也是古人非常熟悉的汉武帝与李夫人之事，是讲女人取悦于自己的男人是因为其青春貌美，而随着其年长色衰男人就不再宠幸她了，李夫人就是为自己这个遭遇而怨恨的。但这个典故还只是一个铺垫，下面的第四个典故“鸾镜”进一步说明，女人爱照镜子，当她还在为自己依然充满活力的形象而沾沾自喜之时，却没有想到她的男人就已经变心了。
接着诗人用了两个排比句，讲失去了男人恩宠的女人，无论她怎么做，都无法让其回心转意了：为男人用香兰、麝香熏衣服，但变了心的男人却不闻其香；为男人盛妆打扮修饰，男人看着这些金玉饰品却不见其色。
接下来诗人对上述表现进行总结，强调“行路难”，为女人的依附性地位及其遭遇发出了呼喊，并对诗一开头就提到的山、水之险进行回应。但这还只是诗人表面的目的。此诗的深层目的在于为君臣关系中处于弱势的臣子的遭遇而鸣不平。朝中的高官可以是早承恩而暮赐死的，可以说在朝做官是战战兢兢、朝不保夕的。诗人认为，行路难，其实不是说的那些平常的山水之路，而是那些君臣交往（当然也可以扩展为所有上下级交往甚至于一切人际交往）之中的难测的“圣心”。变化莫测的圣心就像上述典故中的男人一样，随时都有可能抛弃自己的臣子。
诗人在诗中毫不留情地对最高统治者展开了批判，其勇气可嘉，但也让人为其政治前途感到担心。当然诗人敢于这样写的原因在于在他写此诗时，与他想法相同的还大有人在，“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也促成他敢于放言。另外诗人指出这一点的目的是希望最高统治者能设法改善君臣关系，对臣下多一些宽容和尊重，这样对唐王朝本身也是有利的。
这是一首在写作上很有特色的诗歌，诗人灵活地运用了对比、比喻、排比等手法，并且通篇运用比喻，结构紧凑、首尾相应，使全诗在展现批判力量的同时，还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可以想见此诗发表的当时，是颇能引起广大士绅的强烈共鸣的，但这也为其他不满诗人的一些保守官僚提供了最好的攻击借口。后来诗人遭到贬谪此诗可能就是一个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