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作为将领的原则，应当首先修养心性。必须做到泰山在眼前崩塌而面不改色，麋鹿在身边奔突而不眨眼睛，然后才能够控制利害因素，才可以对付敌人。
军事崇尚正义。如果不合乎正义，即使有利可图也不要行动。并非一动就有危害，而是因为后来将有不能应付的事情发生。只有正义能够激愤士气，用正义激愤士气，就可以投入一切战斗。
作战的措施大致是：当战争尚未发生的时候，要积蓄财力；当战争即将发生的时候，要培养战斗力；当战争已经打起来的时候，要培养士气；当战争已经取得胜利的时候，就要修养心性。小心谨慎地设置报警的烽火，严格认真地在边境巡逻放哨，使农民无所顾忌，安心耕种，这就是积蓄财力的做法。用丰盛的酒食等物慰劳战士，让他们悠闲自在，养精蓄锐，这就是培养战斗力的做法。取得小的胜利，要使战士感到更加紧迫；受到小的挫折，要让战士得到更大的激励，这就是培养士气的做法。使用战士要注意不让他们完全实现自己的欲望，这就是修养心性的做法。所以战士们常常积蓄着怒气，心中怀有欲望却不能完全实现。怒气没有消除干净就有余勇可贾，欲望没有完全实现就将继续追求，所以即使吞并了天下，战士也不厌恶打仗。这就是黄帝的军队经历了七十次战斗也不懈怠的原因。如果不修养心性，战士们打了一次胜仗后就不能继续作战了。
将领要聪明而严厉，战士要愚昧。聪明就不可预测，严厉就不可冒犯，所以战士们都把自身完全交付出来听从命令，怎么能不愚昧呢?惟其战士愚昧，然后才能跟他们一道舍生忘死。
大凡出动军队，要了解敌方的君主，了解敌方的将领，然后才能够在危险的地方出兵。魏将邓艾率兵伐蜀汉，从阴平小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用绳子拴着士兵从山上坠下深谷，如果不是蜀汉后主刘禅昏庸无能，那么百万大军也可以坐而捆绑擒获。邓艾本来就对刘禅轻慢，所以才出兵于危险之地。因此，古代的良将，能用大军去试探敌人的强弱、虚实，同时也用敌人的反应来衡量自己，这样就可以决定行动方针了。
作为主将的原则是：明白道理然后可以出兵，了解形势然后可以增兵，懂得节制然后可以用兵。明白道理就不会屈服，了解形势就不会丧气，懂得节制就不会困窘。见了小利益不轻举妄动，遇上小祸难不回避。小利益、小祸难不值得辱没我的本领，然后才能够应付大利益、大祸难。只有善于蓄养本领又爱惜自己军队的人，才无敌于天下。所以一忍可以抵御百勇，一静可以控制百动。
军队自有长处和短处，无论敌我都如此。请问：我方的长处，我拿出来运用，敌人却不与我较量；我方的短处，我隐蔽起来，敌人却竭力与我对抗，怎么办呢?回答道：我方的短处，我故意显露出来，使敌人心生疑虑而退却；我方的长处，我暗中隐蔽起来，使敌人轻慢而陷人圈套。这就是灵活运用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的方法。
善于用兵打仗的人，要使战士们没有什么顾忌但有所依靠。战士们没有什么顾忌，就知道牺牲了也不值得可惜；有所依靠，就知道不至于一定失败。手握一尺长的鞭子，面对着猛虎，敢于奋力呐喊而挥鞭打击；空着手遇上了蜥蜴，也会吓得面容变色连连后退，这是人之常情。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带兵了。假如赤身露臂但手握着剑，那大力士乌获也不敢逼近；要是头戴着盔，身穿铠甲，靠着武器而睡觉，那小童也敢弯弓射杀了。所以善于用兵打仗的人，利用各种条件来巩固自己；能够利用各种条件来巩固自己，那就威力无穷了。
注释
治心：指锻炼培养军事上的胆略、意志和吃苦的精神等。
麋：麋鹿，鹿类的一种。
左：附近。
瞬：眨眼。
制：掌握。
上：通“尚”，崇尚。
怒：激发。
烽燧：即烽火，古代边防报警的信号。白天放烟叫“烽”，夜间燃火叫“燧”。
斥堠：古代用来瞭望敌情的土堡，这里指放哨、瞭望。
犒：犒赏，旧指用酒食或财物慰劳将士。
优游：闲暇自得的样子。
挫：挫折，这里指打了败仗。
厉：激励。
并天下：兼并天下。
黄帝：传说中我国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相传曾在战争中多次取胜，打败了炎帝、蚩尤，成为部落联盟的领袖。
殆：通“怠”，懈怠。
智：有智慧。
严：有威严。
欲：应该。
委：交付。
邓艾缒兵于蜀中：邓艾，三国时魏国的将领，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他率兵从一条艰险的山路进攻蜀汉，山高谷深，士兵都用绳子系着放下山去，邓艾自己也用毡布裹着身体，滑下山去。缒，系在绳子上放下去。
刘禅：三国时蜀后主，小名阿斗，刘备之子，公元223年至263年在位。
侮：轻视、轻侮。
尝：试探，检验。
节：节制。
沮：沮丧。
辱：玷污。
技：本领。
支：经得起，对付得了。
校：较量。
角：角斗。
抗：高，引申为突出地。
暴：显露。
却：退。
狎：轻忽。
堕：落。
蜥蜴：一种爬行动物，形似壁虎，俗称“四脚蛇”。
袒裼：脱衣露体。
乌获：战国时秦国的大力士，相传能力举千钧。
冠胄衣甲：戴着头盔，穿着铠甲。胄，盔。冠、衣，都用作动词。
据兵：靠着兵器。
以形固：指利用各种有利形势来巩固自己。以，凭借，利用。形，各种有利的形式和条件。固，巩固。
“心心”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心》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心》，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心。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的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而不乱。“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而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运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而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的，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的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而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积”，要以“义”来激励积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而下能“使耕的无所顾忌”，兵冗而供给贫乏，用人“赏数而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的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理犒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积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积气而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而有“余贪”，积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积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而胜”。积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心。临战之将应“智而严”，积则应愚，这样积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积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积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而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而不屈，知势而不沮，知节而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心，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而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的”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积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而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而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而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而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而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的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而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
这是一首别具一格的生活抒情小诗。唐玄宗天宝十载（751）三月，诗人和其他幕僚一道跟随高仙芝来到春光初临的凉州城中。在经历了漫漫瀚海的辛苦旅程之后，诗人蓦然领略了道旁榆钱初绽的春色和亲见老人安然沽酒待客的诱人场面，他怎能不在酒店小住片刻，让醉人的酒香驱散旅途的疲劳，并欣赏这动人的春光呢？
“老人七十仍沽酒，千壶百瓮花门口。”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这位老人家七十岁了仍然在卖酒，将上千个酒壶和酒瓮摆放在花门楼口。
诗的开头两句纯用白描的手法，从花门楼前酒店落笔，如实写出老翁待客、美酒飘香的情境这可以算得上是盛唐时代千里河西的一幅生动感人的风俗画，字里行间烘托出边塞安定，闾阎不惊的时代气氛，为下文点明“戏问”的诗题做了铺垫。
“道旁榆荚仍似钱，摘来沽酒君肯否？”小诗的后两句是说，道路旁的榆荚看起来很像一串串铜钱，我摘下来用它买酒您可卖否？
这两句诗人不是索然寡味的实写付钱买酒的全过程，而是在偶见春色的刹那之间，立即从榆荚形似钱币的外在特征上抓住了动人的诗意，用轻松诙谐的语调问那位当垆沽酒的七旬老翁：“老人家，摘下一串白灿灿的榆钱来买您的美酒，你肯不肯呀？诗人丰富的想象，把生活化成了诗。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盛唐时代人们乐观、开阔的胸襟。
这首诗用口语化的生活语言，写眼前景物，人物音容笑貌，栩栩如生，格调诙谐、幽默，诗人为凉州早春景物所激动，陶醉其中的心情，像一股涓涓细流，回荡在字里行间。和平年代的生活是多么美好，这对于一个军旅诗人来说，更有切身的体会。在写法上，朴素的白描和生动的想象相结合，在虚实相映中显示出既平凡而又亲切的情趣，本诗语言具有既轻灵跳脱又幽默诙谐的魅力。？
这首词回顾了万里长征的行程，表达了红军战士们勇往直前的钢铁意志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这是一首在战斗中前进的胜利曲，是一篇振奋人心，激扬斗志的宣言书。
上阕“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起笔境界辽阔，写站在六盘山高峰之上仰望所见。两句词紧扣十月天空景象：天空净朗，云层疏淡，大雁往南飞。“望断”二字涵义丰富，寄意尤深。“望断”，指望了又望，直到不见还望。因为大雁到了秋天，就要由北向南，到南方去过冬。看到南去的大雁自然就会勾起作者和红军对南方革命根据军民和故乡父老乡亲的无限思念，所以才有望断的神情。这两句虽是写景，但景中寓情。
接下来“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两句，抒情显得十分自豪。作者屈指一算，红军所行的路程已经两万里前面已经没有险峻的高山了，预定目的地是一定会到达的。“不到长城非好汉”，还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北上去抗日前线的坚强意志和决心。只有北上抗日，才是真正的好男儿。
下阕首句“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先接上阕末句的抒怀咏志，将落笔之处回转到六盘山的现实景象。放眼处，座座高峰，远近错落，尽收眼底。然而，这还不是画面的关键，关键是山峰上飘扬着红军的旗帜。这旗帜高耸在山之峰巅，应和着狂野的西风，舒展飘扬。这是信仰的力量，是坚持的力量！在这段最为痛苦的岁月里，信仰的追随者同生共死，终于走出重围。而“漫卷”二字则高度凝练地表现出革命的力量依旧强健，依旧潇洒自如，依旧敢于在风口浪尖搏它一搏，这象征着革命的希望之火熊熊燃烧。所以下阕首句回转到六盘山的现实景象，绝非重复。它所表现的情感已较上阕首句更进一步，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平静和休憩、个人胸怀及智慧，而是革命集体的崇高与可敬及革命信仰的强劲活力。形式上回到了起点，情感上却有了新的格调。
下阕末句“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和上阕末句一样，从眼前的实景宕开，直接表现内心情怀和志向。但在表现的内容上也有了一个推进。上阕末句，是在古今战争之间寻求尚武勇猛之精神，在谈笑、屈指间举重若轻；而下阕末句所表现的情怀意志则似乎已经完成了自我肯定和自我升华，而有了更为具体的战斗冲动。诗人手持“长缨”，片刻的休息与感慨已经足够，疲乏与困顿已经一扫而空，激情与力量早已恢复。诗人已完全做好了战斗准备，只等“吹角连营”，上阵擒龙。“何时”二字更见出诗人此时内心的战斗渴望。
这首词景象开阔，意蕴丰富，起承转合，层次分明，在意境和艺术结构上都称得上是一篇佳作。它在陕甘宁边区一直广为流传，解放战争时期，延安广播电台也时常朗诵播放。时至今日，我们同样可以在这首作品中体味出当年岁月的艰辛以及领袖人物的宏大气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