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诗》是一首长篇叙事诗,讲述了一个叫木兰的女孩,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在战场上建立功勋,回朝后不愿作官,只求回家团聚的故事,热情赞扬了这位女子勇敢善良的品质、保家卫国的热情和英勇无畏的精神。全诗以“木兰是女郎”来构思木兰的传奇故事,富有浪漫色彩;详略安排极具匠心,虽然写的是战争题材,但着墨较多的却是生活场景和儿女情态,富有生活气息;以人物问答及铺陈、排比、对偶、互文等手法描述人物情态,刻画人物心理,生动细致,神气跃然,使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第一段,写木兰决定代父从军。诗以“唧唧复唧唧”的织机声开篇,展现“木兰当户织”的情景。然后写木兰停机叹息,无心织布,不禁令人奇怪,引出一问一答,道出木兰的心事。木兰之所以“叹息”,不是因为儿女的心事,而是因为天子征兵,父亲在被征之列,父亲既已年老,家中又无长男,于是决定代父从军。
第二段,写木兰准备出征和奔赴战场。“东市买骏马……”四句排比,写木兰紧张地购买战马和乘马用具,表示对此事的极度重视,只用了两天就走完了,夸张地表现了木兰行进的神速、军情的紧迫、心情的急切,使人感到紧张的战争氛围。其中写“黄河流水鸣溅溅”“燕山胡骑鸣啾啾”之声,还衬托了木兰的思亲之情。
第三段,概写木兰十来年的征战生活。“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概括上文“旦辞……”八句的内容,夸张地描写了木兰身跨战马,万里迢迢,奔往战场,飞越一道道关口,一座座高山。寒光映照着身上冰冷的铠甲。“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概述战争旷日持久,战斗激烈悲壮。将士们十年征战,历经一次次残酷的战斗,有的战死,有的归来。而英勇善战的木兰,则是有幸生存、胜利归来的将士中的一个。
第四段,写木兰还朝辞官。先写木兰朝见天子,然后写木兰功劳之大,天子赏赐之多,再说到木兰辞官不就,愿意回到自己的故乡。“木兰不用尚书郎”而愿“还故乡”,固然是她对家园生活的眷念,但也自有秘密在,即她是女儿身。天子不知底里,木兰不便明言,颇有戏剧意味。
第五段,写木兰还乡与亲人团聚。先以父母姊弟各自符合身份、性别、年龄的举动,描写家中的欢乐气氛,展现浓郁的亲情;再以木兰一连串的行动,写她对故居的亲切感受和对女儿妆的喜爱,一副天然的女儿情态,表现她归来后情不自禁的喜悦;最后作为故事的结局和全诗的高潮,是恢复女儿装束的木兰与伙伴相见的喜剧场面。
第六段,用比喻作结。以双兔在一起奔跑,难辨雌雄的隐喻,对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多年未被发现的奥秘加以巧妙的解答,妙趣横生而又令人回味。
其诗中几件事的描绘详略得当,一,二,三,六,七段详写木兰女儿情怀,四,五段略写战场上的英雄气概。从内容上突出儿女情怀,丰富英雄性格,是人物形象更真实感人。结构上使全诗显得简洁,紧凑。
这首诗塑造了木兰这一不朽的人物形象,既富有传奇色彩,而又真切动人。木兰既是奇女子又是普通人,既是巾帼英雄又是平民少女,既是矫健的勇士又是娇美的女儿。她勤劳善良又坚毅勇敢,淳厚质朴又机敏活泼,热爱亲人又报效国家,不慕高官厚禄而热爱和平生活。
《木兰诗》是中国诗史上罕有的杰作,诗中首次塑造了一位替父从军的不朽的女英雄形象,既富有传奇色彩,而又真切动人。木兰既是奇女子又是普通人,既是巾帼英雄又是平民少女,既是矫健的勇士又是娇美的女儿。她勤劳善良又坚毅勇敢,淳厚质朴又机敏活泼,热爱亲人又报效国家,不慕高官厚禄而热爱和平生活。木兰完满具备了英雄品格与女性特点。天性善良勇敢,沉着机智,坚忍不拔,是木兰英雄品格之必要内涵,对父母对祖国之无限爱心和献身精神,则是其英雄品格之最大精神力量源泉。《木兰诗》创具一种中国气派之喜剧精神,其特质,乃是中国人传统道德精神、乐观精神及幽默感之整合。这种中国气派之喜剧精神,实与以讽刺为特征的西方喜剧大不相同。《木兰诗》充分体现出中国民歌之天然特长,铺排、夸张、象声、悬念的突出运用,对于渲染气氛、刻划性格,效果极佳。
过去多认为《木兰诗》所产生之基础,为北朝尚武之社会风俗。但是,北朝历史发展之主流,是入居北中国的游牧民族接受农业文明,进而接受中国文化,最终为中国文化所化。就此诗言,即使木兰之家原为鲜卑民族,也早已汉化。“木兰当户织”,是一证。木兰还家,全家喜庆之中所深具之礼意,是又一证。尤其木兰替父从军、高度体现对父母之爱心与对祖国之忠心,实为高度体现中国文化之精神。故应当说,《木兰诗》所产生之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北朝尚武风俗之融合,而《木兰诗》之根本精神,则是中国文化之精神。
上片描绘侍妓或歌妓的小脚步态。“审美理想渗透于审美感受之中,主宰着一定民族、一定时代、一定阶级的审美趣味、风尚和趋向。。”苏轼写作该词所带的审美倾向也不例外。“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特写侍妓或歌妓轻飘的步姿。莲上“承步”,“罗袜凌波”,如洛水女神飘在水面上。中国古代爱恋民歌就是承袭这种小脚美的审美观来吟咏“莲承步”,“罗袜凌波”的。“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特写轻飘的舞姿。正因为脚小舞起来就显得轻盈多了。飞舞起来如“回风”一般,且不留下脚印。对于这种迅疾轻盈的舞姿,苏轼是带着赞美的态度来评判的。
下片描叙侍妓或歌妓的小脚的痛苦与慰藉。“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描写侍妓或歌妓缠足所带来的痛苦。即是暗暗地想换穿宫廷贵夫人鞋,合适是合适,但不能并立站起来,走路更困难。宋代这种残忍的缠足审美观,使很多妇女痛苦一生,苏轼毫不回避地披露了这种痛苦与困难。“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纤妙是指人们以习惯的审美观为准绳,脚是缠得越小越“纤妙”。“说应难”,意思是用语言难以表达。“须从掌上看”,反映了苏轼虽然反对妇女缠足,但是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与审美上的局限性。
该词是苏轼站在欣赏的角度和批判的立场上,通过写侍妓、歌妓,披露缠足给妇女带来痛苦,对北宋社会这一陋习表示不满。该词有些庸俗,近乎游戏文字,不完全是 “恶谑、恶趣”之词。
“团扇,团扇,美人病来遮面。”以咏扇起兴,同时绘出一幅妍妙的宫中仕女图。“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成合欢扇,团团如明月。”(班婕妤《怨歌行》)美的团扇,是美人的衬托。人的外表美当与健康分不开,但在封建时代,士大夫的审美观却是:西子捧心则更添妍姿。词起首写美人病来,自惭色减,以扇遮面,而纨扇与玉颜掩映,反有“因病致妍”之妙。如此写人,方为传神;如此咏物,方觉生动。倘如说“病态美”于今天的读者已经隔膜,那也无关紧要,因为全词的旨趣并不在此。作者最多不过是借此表明一种“红颜未老恩先断”的感慨罢了。
“玉颜憔悴三年,谁复商量管弦!”“玉颜憔悴”上应“美人病来”,却从咏物及人的外部动态过渡到写人物的命运和内心活动,转折中词意便深入一层。从下句的“复”字可会出,“三年”前美人曾有人与同“商量管弦”,以歌笑管领春风,而这一切已一去不复返。可见美人的“病”非常病,乃是命运打击所致,是由承恩到失宠的结果。“玉颜憔悴三年”,其中包含多少痛苦与辛酸。“谁复商量管弦!”将一腔幽怨通过感叹句表出。谁,有谁,也即“没有谁”。冷落三年之久,其为无人顾问,言下自明,语意中状出一种黯然神伤、独自叹息的情态。
“弦管,弦管,春草昭阳路断。”点明宫怨之意。“昭阳”,汉殿名,为汉成帝赵昭仪所居,用来指得宠的所在。“昭阳路断”即“君恩”已断,不直言这是因为君王喜新厌旧所致,而托言是春草萋萋遮断通往昭阳之路,含怨于不怨,尤婉曲有味。这从昭阳殿那边隐约传来的歌吹之声,会勾起久已不复有人“商量管弦”的宫人多深的惆怅,是不言面喻的。于是,“团扇”的兴义立见,它暗用了班婕妤著名的《怨歌行》的全部诗意,即以“秋扇见弃”暗示“恩情中道绝”。则所谓“美人病来遮面”亦不仅是自惭形秽而已,其中颇含“且将畴扇共徘徊”(王昌龄《长信秋词》)的感慨,见物我同情。这又是首尾转应了。
本来“弦管”的叠语按律只为上句末二字“管弦”倒文重叠咏叹,不必具实义。此词用来却能化虚为实,使二叠语大有助于意境的深化和词意的丰富。全词这所以能曲尽“转应”之妙,与此大有关系。这样的句子,方称得上“活句”。
白石岩,一名白石山,在浙江乐清市西三十里。《温州志》云:“山下有白石径,为灵运行田之所。”行田,巡视农田。诗作先笼统而言“灾年民无生”,表明自己“爱深忧在情”。继写灾情实况,引出其理想中的农田水利工程。诗末六句,诗人叙写自己的心愿。该诗体现了诗人既有寻幽探胜,肆意游遨,“民间听讼,不复关怀”的一面;又有身处灾年,关心黎民,正视现实,注重农业的一面。全诗表达了诗人对贫困人民的同情之情。
诗开篇二句:“小邑居易贫,灾年民无生。”说小郡县的百姓平时本来就够贫寒的了,又逢灾年,更加无法存活了。虽然没有描写饥寒交迫,不堪其苦的种种惨象,但黎民挣扎于死亡线上的处境,还是不难想象出来的。
“知浅惧不周,爱深忧在情”,前句说,作为太守唯恐智谋短浅,救济不周(“知”通“智”);后句说,自己对人民是很爱护的,对民生疾苦的忧虑是常挂在心上的。然而,从谢灵运的“惧”、“忧”中,还是可以感受到他的“哀民生之多艰”的忧患意识和作为一郡之长的责任感。在这个意义上,谢灵运也可以算是为元结“导夫先路”的人。
五、六句从“灾年”而来,再现田地荒废的景象。“莓蔷横海外,芜秽积颓龄。”“莓蔷”,一种小草,“横海外”,极言到处纵横蔓生;“芜秽”,荒芜之状,“积颓龄”,自谓衰朽无能使灾情加剧。后一句又带有反躬自责之意,作为一个封建官吏是十分难得的。
“饥馑不可久,甘心务经营。”在灾害危及小邑之时,太守兼诗人的谢灵运积极筹划战胜灾害的措施。“千顷”以下四句,就是设想中兴修水利、灌溉农田的蓝图。《诗经·小雅·信南山》写定田界、整田土,以简朴取胜,谢诗写“带远堤”、“泻长汀”以壮美见长。“千顷”、“万里”,从大处落墨。将筑堤护田、引水灌田的宏伟景象展现出来,这两句是从小处着眼,一个“合”字、一个“并”字,见得村村落落,沟渠纵横,堤坝满目。这四句虽是想象之词,却也颇令人向往。
诗人相信经过一番努力“经营”,来岁必定丰稔。“虽非楚宫化,荒阙亦黎萌;虽非郑白渠,每岁望东京。”楚宫,语出《诗经·鄘风·定之方中》:“定之方中,作于楚宫。”这是称美卫文公的诗。卫为狄所灭,卫遗民东徙渡河,居楚丘。在卫文公的率领下,建城市,营宫室,百姓悦之,国家殷富。荒阙,即荒废,这里指灾年。黎萌,即黎民。谢诗借卫文公的史实,表达了即使荒年也要使百姓生活下去的愿望。郑白渠,指郑国渠和白渠。郑国渠,战国时韩人郑国说秦所开。白渠,汉白公所开。均在关中。诗人借郑白渠造福于民的史实,旨在期望兴修水利将带来农业的丰收,达到繁荣富盛的西汉的水平。最后两句:“天鉴倘不孤,来兹验微诚。”天鉴,古人把天看作有意志的神,监视人间。
此诗语言质朴,不尚藻饰,虽有用典,但不堆垛,与灵运句句对仗、处处用典、流于晦涩的另一类诗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全诗运之以真情实感、无矫揉造作之嫌,在谢集中当属不多见的佳作。
《风疾舟中伏枕书杯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仇兆熬定为杜甫的绝笔诗。这首诗是杜甫对自己一生颠沛流离生活的总结,也可说是自挽诗。诗云:“轩辕休制律,虞舜罢弹琴。尚错雄鸣管,犹伤半死心。圣贤名古邈,羁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震,湖平早见参。”
开头八句,句句切风,发端奇绝,运用在洞庭湖汨罗江口而他处没有的黄帝、虞舜二妃的神话故事,以切成诗之地。
“轩辕休制律”,典出自《汉书·律历志》:“黄帝使泠沦,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制十二筒以听凤之鸣,其雄鸣之六,雌鸣亦六,比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正,十二律定。”
“虞舜罢弹琴”。典出《史记·乐书》:“昔有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集解》引王肃说:“南风,养育民之诗也。”其辞曰:“可能解吾民之愠兮。”
古来,在汨罗江畔有神鼎山,山上有轩辕台,据清康熙《神居莲池谱》载:“神鼎山,以黄帝铸鼎,故名”。明清时期的《湘阴县志》《岳州府志》《洞庭湖志》,也有这样的记载:“轩辕皇帝南巡,张乐洞庭之野,朝登磊石岭(在汨罗江入洞庭湖处),暮上凤凰台(位于汨罗江口)”。又据明代的《名胜志》记载:“黄陵山(邻近汨罗江口),有二妃墓在其上,历古传记发此。是舜南巡,旧迹实在湖湘之间。
“舟泊常依震,湖平早见参”记载了诗人的行迹,是坐船北归的。船行在湖面。“依震”的“震”字,按照《易经》解释“东方也”。所提到的“湖”字,当然是指洞庭湖。汨罗江的位置正在洞庭湖的东南方。即汨罗江下游,因湖平而常于早晨望见参星。
凡此种种,都充分说明,杜甫《疾风舟中》诗,是在北返途中,重临湘水、洞庭湖、汨罗江交汇之处,到了磊石岭、凤凰台、黄陵山、二妃暮等处之后,因想到了黄帝、虞舜的“至治”之德,有感而作,不仅是诗人自己吊古伤今之情的自然流露,更是汨罗江一带风土人情,行船的地理位置的真实记述。
“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水乡霾白屋,枫岸叠清岑。郁郁冬炎瘅,蒙蒙雨滞淫”。
诗人进一步点明舟行湖湘泽国及在船中所见。船是靠近湖岸而行,岸畔青山枫林叠叠,历历在目,进令已是(大历五年)冬季岁未而且是汨罗江一带湘阴、平江山区的敢候特征。
“春草封归根,源花费独寻。转蓬忧悄悄,行药病涔涔。瘗夭追潘岳,持危觅邓林。蹉跎翻学步,感激在知音。却假苏寿舌,高夸周宋镡”。
杜甫本是满情信心地北归,但终因经不起寒风的吹指,家贫的困境,旧病的复发,逼得他不得不改变主意,中止北进。“转蓬”“行药”,这便是杜埔有感于归计不成,远行不复,羁旅病侵,幼女又已夭亡于路侧(人衡州诗中曾提到此女尚在儇乳,有“犹乳女在房”之句),自己的病情已十分沉重而伤心悲恨的流露。但他却并未忘情于国家所遭之灾难,而借用陶渊明“源费独寻”一词,寄幻念于唐王朝的中兴,给贞观之治以理想化,幻想唐太宗解民于水火之中。从而,异地相投知音,凭着“却假苏秦舌,高夸周宋镡”的三寸不烂之舌,觅邓林,寻找山区来养息,以寄病躯。
“转蓬”的主要原因是“行药病涔涔”,“乌几重重缚,鹑衣寸寸针”。“感激在知音”。此时此际,诗人的病已具有暴发性,满头大汗,知将不起。当时洞庭湖一带甚为荒凉,无处可以求医,湖面风大,于病体不利。而家境呢?已穷得一家老小穿的是“寸寸针”的鹑衣,一张桌子破烂得要绳子捆了又捆。因此,只得投奔、拜访他的远亲昌江县令和知音。大历四年春,诗人离开岳阳至潭州、郴州等地时是由白马潭(今湘阴境内)裴隐宅出发的,曾写有《陪裴使君登岳阳楼》一诗,“礼加徐孺子,诗接谢宣城”。写出了杜甫把自己比做东汉时的名贤徐稚,把裴使君比做礼贤下士的陈蕃,可知杜甫在岳阳的数月,受到了非常好的款待。谢宣城指南北朝齐时的诗人谢眺。他文章清丽,善长五言诗,曾出任宣城太守,故又有谢宣城之称。杜甫在此处,把裴使君比为谢眺,甚为赞誉。“诗接”一语杜甫对裴使君诗歌的唱对。裴使君如此礼遇款待,一同登楼共赏湖光山冈以。此时此刻,杜甫心情能不激动。杜甫到岳阳对裴使君说,也是十分高兴的。当看到饥寒交迫的老友,如此落寞,给以温暖的款待是必然的。故杜甫在岳阳时行到了精神和物质上的安慰。故有“雪岸丛梅发,春泥百草生。敢违渔父问,从此更南征”的诗唏。裴使君在昌江也有草堂。李白诗中几处提到,并曾专程登鸭拦驿到白马矶(在今湘阴县境内)去访问过裴隐(名隐行九,在白马矶有居所,还在昌江有草堂)。贾至谪贬岳州时,与之亦有交往,依其《赠裴九待卸昌江草堂弹琴》诗所写的情况看,他是到过昌江草亲自听过裴隐弹琴的。李白、贾至、裴隐与杜甫都是诗人友好和知音。又据明清诸朝《平江县志》及该县的徐、刘、白、陈、李诸姓族谱记载:“天宝十四年(公元七七五年)发生安史之乱后,被黜的检校工部尚书兼理兵部侍郎,事荣银青光禄大夫的徐安贞与侍郎刘光谦、白琪、陈希烈、陆善经、李安甫等六个臣相,携眷属避乱,潜迹南游,至豫章黄龙寺,经超慧禅师介绍指点,谈及平江山清水秀,风光艳丽,景物宜人,遂先后流寓来平,一齐隐居平江。徐居下台,在县北五十华里的三墩建回台寺;刘居上台,在县北九十华里的幕阜山麓长庆建长庆寺;白居聚台,在县南六十里的白水,建白水寺;陈居就台,在县东的长寿岭,建惠果寺;陆在县西六十华里的芭蕉村,建芭蕉寺;李虑坐其兄林甫,累改姓孟安甫居下西乡,建九峰寺。死后在这六个地方,均有墓葬和塔牌。这就是唐六相隐平江,四乡建六寺的历史事迹。杜甫与六相,皆为同僚,曾同朝在京工合,此际病情恶化,遂转往昌江投裴隐和他的远亲昌江县令以及这
些知音同僚好友。“转蓬忧悄悄,行药病涔涔”,正是这种心情和原因。
“纳流迷浩汗,峻址得钦山。城府开清旭,松筠起碧浔”。
“纳流”容纳细流,“浩汗”,水深广貌;“峻址”地势高。这就进一步指出了杜甫乘船进入了东洞庭湖的一条支流。杜甫进入的哪一条支流呢?诗中“峻址”一句,说明支流沿岸的绵绵的高山峻岭,有一个风景清旭的城市和官署之地。这个“城府”有着“松筠起碧浔”的秀丽景色。东洞庭湖,没有连绵的高山峻岭,湘江是主流不是支流。因此,杜甫舟泊的城府不可是湘阴县城。巴陵在洞庭湖之北,也不是山区,更没有支流。东洞庭湖有支流可纳的只有昌江(平江)。故杜甫是在大历五年暮秋溯汨罗江而上,于岁暮到达昌江城府附近的,当时昌江县城是在中县坪。位于汨罗江的中上游地段。北有幕阜山,主峰海拔一千五百多米,与江西黄龙山相连,山顶有晋代葛洪炼丹修身尸解得仙之,“葛洪仙坛”遗址。东南部有连云山,主峰海拔一千六百米。从东洞庭湖转入汨罗江,直驶昌江,山峦起伏,丘陵连绵,峰涧密布,溪流纵横,风景秀丽;杜甫来到这个“城府开清旭”的世外桃源养息,在这里呆了下来。但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自知病将不起,生命难延。伤垂死而事无所成,只能以涕泪作霖雨罢了。
最后,“披颜争倩倩,逸足况骎骎。朗鉴存愚直,皇天实照临。公孙仍恃险,候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畏人千里井,问谷九洲箴。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葛洪尸定解,许靖力难任。家事丹砂决,无成涕作霖”等句;其中“许靖”,“家事”等词语,就是说:不能像许靖那样安顿好家属,一身莫保,家人难安,不能不用悲伤表达胸中的无可奈何的痛苦与垂危的生命仍然和国家的不幸,人民灾难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还在警醒人民:“朗鉴存愚直,皇天实照临。公孙仍恃险,候景未生擒。”“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来表达诗人忧国忧民,一心系念的是国计民生的真挚情怀。奉呈湖南亲友的目的在于诗代讣托孤托葬。此诗之后,即葬于离县城不远的小田天井湖。所生长子宗文早逝,次子宗武,年仅十七岁,尚未婚配成家。因家境贫穷,又处于战乱时期,只得留在平江,成家立业,世代繁衍,至今杜家洞一带,裔孙犹有谱谍,可资参考。
宋王朝得臣(麈史)谓:“予熙宁初调官(熙宁元年,系公元一零六八年)泊报恩寺,同院阳翟徐秀才,出其父屯田忘名所为诗,见其清苦平淡,有古人风致不能传抄。”其过工部坟一诗云:“水与汨罗接,天心深在存。远移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江山不受吊,寒日下西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