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纪行赋。此赋作者对滟滪堆提出了不同于世人的独特见解,解释了滟滪堆有功于人的原因,阐发了世事“有以安而生变,亦有以用危而求安”的道理,显示了哲学家、政治家的眼光。全赋行文层层深入,句式灵活,少用典故,语言平易而生动,气势恢宏而急缓有致,体现了作者青年时代的文风。
这篇赋写得很有特色。赋前有一篇小序。一般这种性质的小序,都会交代写作的缘起,但苏轼为文,颇为不拘常格。他直接从议论入手,提出自己的观点:“世以瞿塘峡口灩滪堆为天下之至险,凡覆舟者,皆归咎於此石。以余观之,盖有功於斯人者。”然后说明“有功斯人”的原因。序中的内容与赋的意思基本一致,内容几乎是重复的。序是平直的表白,赋是华彩的铺张。
此赋共分三段,行文层层深入。第一段,先从大处落笔,讨论水的特点。“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水有质而无形,其千变万化,掀腾勃怒,使“万夫不敢前”,而水是至信的,是有规律的,只有懂得它的规律,才能使它“宛然听命,惟圣人之所使。”在这段里,作者认为水有这么几个特点:水是“天下之至信者”,是世间万物中最讲信用、最守常规的;水可以测量,但它“不自为形”,自己没有自己的形态,而是“因物以赋形”,它的形态随着承受它的量具的变化而变化,这种观点很显然来自道家;因为这个原因,水虽然千变万化,但又有常规可循,言外之意,你不能把握水,但你可以把握盛水的单位。接着,作者来了一个总结:当水腾跃发怒的时候,即使是万夫也不敢到它前面去,但遇到像大禹那样掌握了它的规律的圣人,它又显得极为驯服。在此基础上,作者引出他要讨论的中心——崔嵬的滟滪堆存在的价值。
第二段是此赋的重心。作者先极力地描写蜀江的浩瀚,蜀江在作者的笔下如同楚天风雨,挟势而来,锐不可当,骄逞恣肆。江水在入峡谷之前,一路狂奔,都没有遇到阻隔,弥漫浩瀚,横流奔放在广阔的平原上。当它到达逼仄狭窄的峡口,猛遇障碍,不可一世的它显得极为暴怒,于是使出浑身解数与之争斗,结果却失败了。于是,精疲力竭的蜀江认识到自己力量的有限,一改骄狂的态势,“安行而不敢怒”,滔滔汩汩地流入了峡口。作者以如椽之笔,寥寥数语,写出了蜀江的气势:“蜀江会百水而至于夔,弥漫浩汗,横放于大野。”“蜀江远来兮,浩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尝龃龉兮,其意骄逞而不可摧。”又用巧妙的比喻,写出蜀江与滟滪堆之战:“而战乎滟滪堆之下,喧豗震掉,尽力以与石斗,勃乎若万骑之西来。忽孤城之当道,钩援临冲,毕至于其下兮,城坚而不可取。矢尽剑折兮,迤逦循城而东去。”奔腾而来,骄不可摧的蜀江终被灩滪堆驯服,最终“滔滔汩汩,相与入峡,安行而不敢怒”。蜀江水流崄悍可畏,幸而有滟滪堆,减缓流速。这就是滟滪堆的功劳所在。
第三段是作者的结语,从对蜀江遇峡的观察中,他感悟出了“有以安而生变”“有以用危而求安”的人生哲理。并且说,倘若领会了这个意思,并将其推广运用,也就可以了解事物的必然规律。这是在告诉读者,同时也是在告诫自己。“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变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说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在这里,作者将世间万物的运行分为两种:一种原来一直是平稳的,但运行发生突变;另一种,开始行进在风险中,越过这样的风险以后走向了安宁。就如人生,有人一帆风顺地起来,体会不到世态的险恶,倘若忽然遇到波浪,那么,人生将会发生极大的扭曲和转折,这样的扭曲和转折对于毫无准备的人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而有的人,一路坎坷,他却不逃避,不退缩,披荆斩棘,一直向前,终会走上坦途。
苏轼为文,继承了先秦诸子中庄子的特色。气势恢弘,如同长江大河般雄浑壮阔。此篇对于他来说虽是小文,但也具备这样的特点。小序中的“弥漫浩汗,横放于大野”,只此一句,便令人想见蜀江的宽阔和浩大。正文中的“蜀江远来兮,浩漫漫之平沙”也有同样的效果。
苏轼无论是为文还是作诗,都善于运用比喻和拟人。在此赋中,“宛然听命,惟圣人之所使兮”,“行千里而未尝龃龉兮,其意骄逞而不可摧”,就是用了拟人。前一句写水能像人一样听命,表现出其柔顺的一面;后一句更是将水比作一个骄横狂暴的得志之士,联系后文的人生哲理来看,极为贴切形象。而这篇赋中写得最好的,就是江水与岩石的搏斗几句,作者更是将这种手法用到了极致。他将这场争斗生动地比作是一场战争。说江水西来,如同不可阻遏的“万骑”,碰到滟滪堆,就像遇到了个座当道的孤城;于是,拿出“钩援”“临冲”这样的攻城工具,舍命攻取,但这座城却太过坚固,最后“万骑”的弓箭也用光了,利剑也断折了,结果自然是以失败而告终。用写战争的语句来表现这场水与石的战斗,写得极为酣畅淋漓,极具表现力和震撼力。
这篇文章语言平易,少用典故,融议论于写景,使说理形象化,是其艺术上的重要特点。虽然历来不受重视,但无论是其立意,还是其写法,都有值得后人深思和学习之处。
上片写作者第一次于早春时节赏游西湖的情景。西湖之春来得早,去得快,蕴含时光易逝的遗憾。“尝爱西湖春色早”直抒胸臆,以西湖早春与暮春相对比,表明对西湖早春的喜爱之情。早春虽是“腊雪方销”,乍暖还寒,但“已见桃开小”,预示好景在前,风光无限。而暮春却是“顷刻光阴都过了”。“倾刻”句表明在作者的感受中,美丽的春天一下子就过完了,很快就看到那绿叶苍翠成荫、红花稀少凋零的暮春了。这种感受中作者伤感的不仅仅是春天过快地逝去,他伤感的是韶华和生命如这春光一样无情而逝,充满了悲怆的味道。只余“绿暗红英少”,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了。这同下片“老去”构成对应,使人明白他为什么喜爱早春了。上片作者描绘了一幅早春图:冬天的雪刚刚消融,桃花就蓓蕾初绽,显得特别美丽可爱。西湖的春天可谓既来得早又很美丽。不过,在此时的作者眼中,美丽的西湖春景稍纵即逝。
下片以阔达的胸怀宽慰自己,抒发作者趁有余年以及时行乐的心态。“且趁余花谋一笑”的“余花”,表面是指“红英少”,但实际是指作者余年。虽有“笙歌”、“艳态”“萦绕”周围,但已无“风情”可言,只能任人斟酒,以谋一醉。即使光阴易逝,也要把握现在的美好,快乐地生活,所以趁着西湖还有几朵余花,赶紧欣赏。何况此时身边还有佳人在吹笙歌唱助兴呢。这是作者自我宽解之辞,词情转为旷达。然人老了,无论怎么样尽情畅饮,但毕竟不如少年风情,不可能再有少年时的浪漫豪放情怀。“老去”句,词情又一转,旷达中又有几分无奈。
全词乐景入笔,词情由乐而哀,变而为旷达,转而为无奈,将迟暮之人赏春时的复杂心情表现得细致人微,形象生动。
提起送别诗,不能不想起著名的阳关曲。阳关在今天甘肃敦煌西南一百三十里,是唐代出西域的门户,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这首动人的送别诗,写成后广泛流传,被谱成歌曲演唱,称作“渭城曲”;唱时还要把结尾一句反复重复三遍,所以又称“阳关三叠”。诗前两句承题写离家,写舟中回望之景。三、四句转到言情上,将无情之物说成有情,而把有情的人,偏说成是无情,就形成了更为曲折也更耐人寻思的情景关系,在艺术表现上是颇为新奇的。
诗前两句承题写离家。晚上,诗人出行,亲友们聚集江边相送,唱着离别的的阳关曲;诗人登上一叶小舟,顺流东下。诗组合了各种离别的意象,深沉地表达离别时的情感。“水东流”是写他乘舟出行,引出下句“一钓舟”,但因它紧接“阳关一曲”送别歌后,就暗示是以东流水表达深长的离情别绪。对句中的“旌阳”是指明离别场所,“灯火”是从水中看岸上,暗示船已离岸渐渐远去。“灯火旌阳一钓舟”,使人仿佛见到沉沉夜幕中,一只小船驶离了岸边,在众人的唏嘘中渐渐远去,渲染出浓重的伤感氛围。乘夜离乡别土,情景如此,人的思想又是如何呢?三、四句因而转到言情上。诗人在诗中一反常态,故作轻松语,说自己也不过是和平常一样,喝酒喝醉了,没有别离应有的伤悲,倒是满川的风月在替自己愁。这两句很别致,说自己不愁是假的,诗人离家次数多了,是不是“如今识尽愁滋味”,不想做出愁态来呢?“我自只如常日醉”,多多品味,不难发现其中含有许多苦涩味。末句的风月替自己愁,这愁就无限扩大,漫延到整个自然界,比写人的愁怨范围和深度增展许多;把多情的风月与浑然沉醉的自身作对比,更为曲折地反映了自己复杂的心理。
金代王若虚《滹南遗老诗话》对这首诗的后两句很不满意。他认为诗只有写“人有意而物无情”才是,像黄庭坚另一首《题阳关图》“渭城柳色关何事,自是行人作许悲”这样写就很好;这首离别家乡的诗把人写成无情而物有情,就不合情理,“此复何理也”。王若虚所说的“人有意而物无情”,是大多数诗歌表现的手法,如岑参《山房春事》:“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韦庄《台城》:“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黄庭坚作诗,喜欢翻过一层,“化臭腐为神奇”;宋张戒《岁寒堂诗话》说他“只知奇语之为诗”。因为他不肯作寻常语,所以在这首诗中,有意不把“满川风月”写成无情的东西来衬托自己的离情别愁,偏说自己无情而“满川风月替人愁”。如此措笔,加深了层次,把无情物说成有情,是把自己的感情移入物中;而自己“只如常日醉”貌以无情,实质上成为有意的掩饰,是情到深处反无情的表现,比直接说有情要深沉含蓄得多。这样的表现手法,前人也多次用过,如刘禹锡《杨柳枝词》:“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杜牧《赠别》:“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张泌《寄人》:“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只是前人总是说了人有情而次及景物亦有情,黄庭坚再作变化,说成人无情而物有情而已。
黄庭坚这首诗意新语工,但也有迹可寻。在此前欧阳修曾有首《别滁》诗云:“花光浓烂柳阴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黄诗也许参考过欧诗。
“祭文”就是祭奠亲人和好友而写的押韵的文辞。明代徐师曾在《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中说:“其辞有散文,有韵语,有俪语;而韵语之中,又有散文、四言、六言、杂言、骚体、俪体之不同。”毛泽东的这篇《祭母文》采用四言韵语,可说是一首四言诗。它重在叙事和抒情,歌颂了母亲的盛德和养育之恩,表达了自己对母亲逝世的无限悲痛之情。
全文分五层来表述:
第一层“呜呼吾母”至“待徐温吐”写母亲的早逝和辛劳养育子女,以致积劳遭疾。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三男。”先说母亲生有七子,仅存活三人,辛劳一生,如今匆匆而逝,仅享年五十三岁。1919年10月5日,毛泽东的母亲因患淋巴腺炎去世。此前两月,毛泽东还领母亲在长沙医院治疗,并扶母亲去照相馆同他们兄弟三人一起合影留念。不料母亲到家不久便去世,这怎不引起他的无限悲痛呢?
“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次写母亲的养育之恩。为了养育我们兄弟三人,备尝辛苦。摧磨劳累,以致得病。
“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再写对母亲的思念。母亲一生中历事千万,全是伤心之事。现在,我再也写不下去了,只有等待以后慢慢回忆倾吐。
第二层“今则欲言”至“倾地一角”,追述母亲的“盛德”和“恨偏”。
“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提出追述之纲:现在要说的只就两点,一是母亲高尚的品德,一是她怨恨不平之事。接着,从“吾母高风,首推博爱。”到“合其人格,如在上焉”。集中再现母亲的“盛德”。表现在:她有博爱的胸怀,远近亲疏,一视同仁。她平易慈祥,感动了众人。她普施爱心,完全是出于真诚。她不说假话,更不存欺人之心。她正直谨慎,一点也不作假。她细心,经她手做之事,皆有条理。她头脑精密,“理”(智)“情”(感)分得很清。她计划周密,事无遗漏,观察事物也绝无不见之处。她爱洁净的习惯,传遍了亲戚乡里。她一尘不染,身心表里如一。仁、义、礼、智、信的“五德”规范,在她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这些美德完全合乎母亲的人格,好像是上天赋予她的一样。毛泽东从博爱、真诚、整饬、洁净、“五德”等方面写出了母亲的高尚与伟大。再写母亲的“恨偏”。“恨偏”者,遗憾之事也。母亲之遗憾是什么呢?
诗人写道:“恨偏所在,三纲之末。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天乎人欤,倾地一角。”这就是说,母亲怨恨不平之事是封建礼教末期,妇女仍受多重压迫,有志不能施展,有追求不能实现。这就是母亲最大的精神痛苦。这是天意吗?人愿吗?好像“倾地一角”,无法填平!这里,诗人从母亲的角度对封建礼教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第三层“次则儿辈”至“均待报赍”,写母亲对儿辈的关心及临终时的遗嘱。
“次则儿辈,育之成行。如果未熟,介在青黄。”是说我们弟兄三人虽已活命下来,但像没有成熟的果子,处在青黄之间。因此,母亲病时放心不下,总是“揽手”,拉着我们的手,“酸心结肠”。
“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好亲至爱。或属素恩,或多劳瘁。大小亲疏,均待报赍。”这是临终的遗嘱,一是希望儿辈“各自为良”,成为有用之才。二是对平素有恩于我们的或为我们帮过忙出过力的亲戚朋友,无论大小远近亲疏,都希望儿子为母报答他们。再次实现母亲的贤良美德。
第四层“总兹所述”至“精禽大海”,写儿辈一定学习母亲的“盛德”,牢记母亲的“遗恨”,报答那些恩人。
“总兹所述,盛德所辉。心秉悃忱,则”效不违。至于所恨,必补遗缺。念兹在兹,此心不越。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总之,上述这些都是母亲美德放出的光辉。我们一定秉承母亲的诚恳热情,学习母亲的美德,决不违背。至于母亲的遗恨,我们一定为您弥补上。母亲,我们一想到您,您就仿佛出现在眼前。这种思念之心将永远不灭。您养育我们的大恩,如同春阳和晨雾,我们何时才能报答完呢?我们一定像精卫鸟衔石填海一样,矢志不移,坚持不懈。念母报母之情,溢于言表。
第五层写母亲虽死犹生以及对母亲的悼念。
“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挈大端,置其粗浅。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月俱长。尚飨!”唉,母亲的身躯虽然毁坏了,但她的美德却传万古,虽死犹生。我们有生之日,都是报答和陪伴母亲之时。现在话说长了,而时间又显得过于短暂。我只有把母亲的主要事迹写出,其余事迹只好留存在我们心里。此刻正进行家奠,请母亲喝下这杯酒。我们以后还会像太阳那样长久地有许多话向您陈说,表达对母亲的永远思念。母亲,享用酒食吧!悼亡深情,感人肺腑。
这篇《祭母文》以恳挚朴实的语言,饱含深情地追述了母亲一生的辛劳和美德,表达了一个儿子爱母、念母、思母、报母的一腔挚情,具有撼人心魄之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