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段正面写“戕竹”。先点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现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 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宋朝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 ，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大千世界，古往今来，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
文章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前叙后议的方式，前两段铺叙，笔力简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与第二段的丑的对照，则后一段议论，笔锋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现出美被丑破坏的痛心，从而滥砍滥伐竹子乃至推而广之的一系列害民之举皆令世人共讨之。作者虽然在议论时顾及到最高统治者，但言辞之中柔中有刚，谏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过一番叙述与议论，则十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经典《尚书》中的有关议论来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的文章是给当朝皇帝和权贵们看的，作为当时地位卑微的作者来说，恐怕人微言轻，不若搬出祖训来，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
这首诗为即景之作，体现出诗人追求美的执着和拥抱生活的热情。 桃花凋谢飘散本为常情、常景，作者却能写出一个新境界，让和泥的花瓣随飞燕登上画梁边，令人惊喜。全诗笔调明丽，情韵悟适，布局精巧，观察细腻，联想自然，颇堪玩味。
诗人在敷浅原所见的桃花，并非阳春烟景中盛开之花，而是花期已尽时的落花。落花总是报告着春将归去的消息，因此诗人看花时节当是暮春。春去花落，在多愁善感的诗人的笔下，或则描写惜花、怜花的心肠，或则发抒惜春、伤春的感情，情调多是低回凄婉、哀怨悲切的。然而刘熙载说：“诗要避俗，更要避熟。”（《艺概·诗概》）诗人在这里即一反常情，自出心裁，生动地表现了暮春残红的另一番风韵。
一二句的描写很精彩，在那“雨横风狂三月暮”的季节里，桃花身不由己，纷纷离开枝头，和着雨水一个劲儿地往下落，所以说“桃花雨”。这是从李贺诗“桃花乱落如红雨”句化出。待雨过天晴、清风徐来时，那些花瓣（碎红）又都被风扶起，飘拂纷飞，蒙蒙乱扑行人面，来与人亲近，逗人喜爱，妩媚之极，动人之极。舞罢以后，才悠悠下坠，“半逐溪流半染泥”——一半去追逐清清的溪水，仿佛要随那清溪流回桃花源去；一半尽管力不从心，委落尘土，也依然芳香如故。把落花写得极有血肉，极富灵性。
如果说诗歌一、二两句主要是侧重从人爱花、人惜花这个角度来描绘意境，展开诗意的话，那么，诗歌三、四两句则是从燕惜花、燕爱花这个独特的视角来抒发诗人的情思。一、二句流露悲伤、凄切之情，三、四句表达惊喜、庆幸之意。正当诗人为桃花流水而发愁的时候，正当诗人为桃花染泥而担忧的时候，不知从哪儿飞来双双燕子。它们也懂得陪春怜香，它们也懂得呵护美丽，它们将那些凋零在泥地上的花瓣小心衔起，然后轻盈起飞，落到人家华堂，画梁西畔。燕子多情，衔花上梁，筑巢相伴，备加珍惜；桃花有知，化为燕泥，与燕相伴，无怨无悔。花与燕，交相辉映；情与意，相生相随。燕子是有灵性的，有情趣的，它们想留住桃花，留住美丽的春天；桃花也是有灵性的，通情意的，它们虽然凋零破碎，但还是找到了安身之处，栖息之所。它们应该感到幸运。诗人描写飞燕惜花，花有归宿，其实是在婉转表达自己的怜惜之意，呵护之心。“何处”是意想不到的发现，是扑面而来的惊喜，也是情不自禁的激动。“一时”是敏锐的发现，快捷的反映，还是担忧、顾虑，这些可爱的燕子啊，生怕桃花被污泥浊水玷污了，一下子把它们衔起，存放在画梁之上。“画梁”一词暗示华堂之上，雕梁画栋，彩绣辉煌，燕子在这儿筑巢定居，桃花在这儿遇到知己。桃花原本是美丽高洁的事物，当然只能存放在这些华美尊贵的场所。这种安排，体现了诗人的爱心和智慧。如果诗歌结尾不是写燕子衔花飞上画梁之上，而是穷苦人家的破屋朽梁，这可能就要委屈了桃花，摧折了桃花。细微之处见匠心，诗人的确是用心良苦，爱心感人。
该诗“避俗避熟”、自出心裁：一，立意新颖，跳出借落花写惜春或伤春之情的窠臼，通过写飞花的活泼灵动和美好际遇来抒写情志，不落俗套。二，构思独辟蹊径，别出心裁，将桃花飘落与燕子衔花联系起来，写飞花的经历曲折有致。三，发现独到，捕捉飞燕衔花的细小情景，并从中发现其审美价值，独具慧眼。
刘次庄这首小诗布局精巧，构思别出心裁。从诗中可见诗人热爱大自然，观察细致入微，对风雨、落花、溪流和燕子都充满爱意，而且心情平和，得《庄子》濠梁间趣。
作者以自己的思想感情通过景物描绘传达给读者，是中国诗歌艺术表现的常法。该曲的特点，即是将虎丘的群景有意识地作为诗人怀古意绪的外化。所以在曲中，“半天风雨”虽颇具典型性，却并非作者着力表现的主体，仅作为一种冷色调氛围的构成因素。这种严冷的色调，正是作者抚今追昔、“千古恩仇”的内心情潮的折射。曲中写怪石老树，以及“苔绣”、“尘黏”、“云湿”，并不着重于风雨的介入，而更多地体现出岁月风霜的影响；“琴调冷”、“剑光寒”两句，更是老练地将古迹的历史与现状沟通。这种取景传象的手法，正是古人所说的“思接千载”，以及对待景物的“取其势而不取其质”。
当然，作者也并非将“风雨登虎丘”的“风雨”完全置于一旁，结尾两句“浪卷胥魂，山锁吴愁”，便重又巧妙地转回到了风雨的影响。须知虎丘旁只有一条叫山塘的小溪，无“浪”可言，而虎丘本身明秀佳丽，也很难与“锁愁”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然而在“半天风雨如秋”的特定情景下就有所不同，风雨凄迷，天地山川足以为之改容。这两句既是怀古意绪的延伸，又是对风雨虎丘峭冷景象的添写，可谓虚实相兼。
《述酒》以比喻手法隐晦曲折地记录了刘裕篡权易代的过程，对晋恭帝以及晋王朝的覆灭流露了无限的哀惋之情。此时陶渊明已躬耕隐居多年，乱世也看惯了，篡权也看惯了，但这首诗仍透露出他对世事不能忘怀的精神。
为了避祸，陶渊明把这首诗写得十分隐晦。经韩子苍、汤汉及后来注家的努力，终于弄清了诗意。
全诗四句为一层次，共六层次；只有收尾作六句，组成第七层次：一、东晋运祚，由盛趋衰；二、逆篡不断，至于桓、刘；三、诗人感慨，宋代晋瑞；四、刘灭桓玄，恭帝遭害；五、除异务尽，逃也不免；六、简文应谶，晋祚告尽；七、我亲夷齐，天容当固。
这首诗的标题旁有一个题注：“仪狄造，杜康润色之”。仪狄是夏禹时代酒的发明者，而杜康是西周时人，正是在他改进了酿酒技术后，酒才风行于天下。这个题注仿佛让人们以为陶潜这首诗是在记述酒的发明发展史，其实根本不是。陶潜在这里用了影射手法，实际上是以仪狄影射桓玄，以杜康影射刘裕。桓玄篡位时用毒酒鸩杀了司马道子，而在陶潜听到的传闻中，晋安帝司马德宗和晋恭帝司马德文，也都是被毒酒毒死的。这首诗里的“酒”，实际上指的是毒死司马皇族的毒酒，这首诗实际上是在感叹东晋王朝的灭亡。
“重离照南陆，鸣鸟声相闻。秋草虽未黄，融风久已分。”
“重离”为周易八卦之一，“离”为火为日，天上的太阳暗喻地上的皇帝。司马氏的先祖出自古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重离”与“重黎”谐音，指代司马王朝。太阳照到南边的陆地上，暗喻晋室南渡，东晋开始。“鸣鸟”暗喻东晋初年名臣荟萃，如祖逖、王导、温峤、郗鉴、陶侃等人，都立下了赫赫功勋。
“融风”是春天的东北风，司马氏祖出夏官祝融，所以“融风”也指代司马帝风。秋草虽然还没黄，可春风早已消失无踪，司马晋朝的运祚已趋衰颓。
这四句诗概括了东晋从开国到衰亡的百年沧桑，从中不难看出，这首诗是一首政治诗，谈论的正是晋宋易代的重大历史事件，难怪陶潜要用如此隐晦曲折的手法了。
“素砾皛修渚，南岳无馀云。豫章抗高门，重华固灵坟。”
“素砾”是白色的小石子，比喻王敦、苏峻等犯上作乱的奸邪。“南岳”是衡山，在今天湖南境内，诗中指代东晋政权。山上的云就是东晋王朝的祥瑞之云。这些小石子在长江边闪着凶光冒着邪气，将南岳山头的祥瑞云气冲散了——也就是说，东晋王朝从开国之日起，就不断发生奸邪篡逆叛乱之事，国势一天比一天衰落。
刘裕在义熙二年（406年）被封为豫章郡公，“豫章”在这里就是指代刘裕。“重华”是舜的号，他的坟在湖南零陵的九嶷山，而晋恭帝司马德文逊位后正是被封为“零陵王”，“重华”在这里暗指司马德文。在平定桓玄之乱的过程中，以刘裕为代表的寒门庶族将领，逐渐掌握了军政大权，以王谢为代表的世族官僚，逐渐成为他们的依附势力，最后东晋王朝终于覆灭，刘裕建立了刘宋新朝，东晋末代皇帝司马德文，虽然谦恭逊位，最后也难逃他的魔掌！
“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神州献嘉粟，西灵为我驯。”
义熙十四年（418年），有人向刘裕敬献“嘉粟”，刘裕献给晋安帝，晋安帝让刘裕保存。“嘉粟”是一茎多穗的稀有禾谷，古代认为是祥瑞之物，一旦出现就昭示着要出圣人。晋安帝让刘裕保存“嘉粟”，暗示自己准备将天下禅让给他。可就在那年年底，刘裕命人将晋安帝害死，又立司马德文为皇帝，以应“昌明之后有二帝”的谶语。
“西灵”应当作“四灵”，指龙凤麟龟四种祥瑞之物，陶潜可能是故意写错，以免被当权者看懂。四种祥瑞之物都被刘裕驭使，暗喻他杀害天子篡权夺位的罪孽。
这四句写陶潜当初听到晋安帝被害的消息，义愤填膺，悲哀难抑。多少个夜晚他流泪叹息，一直到雄鸡啼鸣还难以入眠。而如今连已经逊位的晋恭帝竟然也惨遭杀害，诗人的悲愤更是无法言喻。
“诸梁董师旅，羊胜丧其身。山阳归下国，成名犹不勤。”
“诸梁”指沈诸梁，是战国时楚国的大将。“羊胜”应该作“芈胜”，陶潜也是故意写错。芈胜是楚国王族，他的父亲太子建在郑国遇害，他想报仇，楚国的令尹子西不从，他就杀了子西，将楚惠王赶出国境，自立为楚王。沈诸梁闻知后就率领军队攻打芈胜，芈胜战败自杀，楚惠王得以复位。陶潜引出这个典故，是为了影射刘裕举义推翻桓玄之事，也颇有讽刺意味：刘裕是靠着推翻篡位夺权的桓玄掌握军政大权的，而现在也做出篡逆之事，原来与桓玄是一丘之貉！
曹丕建立魏国后，封让位的汉献帝刘协为“山阳公”，让他迁居出洛阳，但并未加害，山阳公刘协得以终其天年。陶潜引出这个典故，更是在责骂刘裕，骂他连已经逊位的司马德文都要杀害，连曹丕都不如。
“卜生善斯牧，安乐不为君。平王去旧京，峡中纳遗薰。”
汉朝的卜式是放羊的高手，曾经对汉武帝说：“治理人民和放羊的道理有些相似，我放的羊全都要是能够按时起居的，只要有偷懒睡觉的就杀掉，害怕它们败坏了整个羊群。”陶潜引用这个典故，暗喻刘裕为了达到篡晋称帝的目的，二十年来处心积虑地诛除异己，过去协同他讨灭桓玄的刘毅、诸葛长民、司马休之等人，都先后被杀。“安乐不为君”，是指褚秀之、褚淡之等人媚宋求荣，协同杀害晋安帝和晋恭帝。
“平王”在这里是指代“平固王”，元兴二年（403年）桓玄篡位称帝，封晋安帝为“平固王”，将他从建康赶到寻阳。“峡中纳遗薰”用了《庄子》里的一个典故，讲古代越国连续有三个国君被杀，王子廀本该即位，但他怕死跑到丹穴躲藏起来。越国人到丹穴去请他，他躲藏在峡谷里不肯出来。越国人就点燃艾草，用浓烟将他薰了出来。他登上王车仰天长叹：“为什么一定要我来当国君呢？”陶潜用这个典故，暗喻司马德文是被刘裕逼迫才继位称帝的，如今也被杀害，刘裕的心肠何其狠毒！
“双阳甫云育，三趾显奇文。王子爱清吹，日中翔河汾。”
“阳”为日，两个“日”组成一个“昌”字，是指晋孝武帝司马昌明。他生个两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晋安帝和晋恭帝。传说晋简文帝司马昱曾经见过一条谶语：“晋祚终昌明”。根据谶语以为孝武帝无子，谁知他竟生了两个儿子，在他死后将晋朝延续了二十几年。
“三趾”是指三足乌，神话传说中背负太阳的神鸟。传说只要看到它飞停到屋顶，世上就会出天子。这一句暗指刘裕为了应证“昌明之后有二帝”的谶语，杀晋安帝立晋恭帝，后来又将已经逊位晋恭帝害死，滥杀无辜，荼毒生灵。
王子晋是传说中周灵王的太子，擅长吹笙，修炼二十年后成仙，骑着白鹤飞上天去了。陶潜在这里隐去一个“晋”字，只写作“王子”，正说明这两句诗暗喻晋王朝的覆灭。“日中”是正午，“正午”在古代又称“典午”，而“典午”是有晋一代人们为了避讳专门用来指代“司马”的词。“典”与“司”意义相近，而“午”在干支中的属相正是“马”。“河汾”指黄河和汾河，是西晋王朝的发祥之地。这两句话进一步暗喻晋朝气数已尽运祚已终，表达了诗人沉痛的心情。
这四句诗在字面上组成非常奇幻凄艳的神话意境：重生的太阳相继从天空落下，三足乌衔着谶语来到人间，王子晋吹笙骑鹤飞上了西天，正午时分翱翔在黄河汾水上空。而喻指的却是晋朝终于覆亡皇帝相继被杀的历史事件。
统治当代诗坛的象征手法和意象群诗体，其实在《离骚》中就有，中国古代诗人也都会玩，而且都玩得很棒。但他们绝不像时下的诗人们瞎玩滥玩，玩得不成名堂。陶渊明的这首《述酒》，就是很好的范例。
“朱公练九齿，闲居离世纷。峨峨西岭内，偃息常所亲。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伦。”
春秋时越国人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报仇雪耻攻灭吴国后退位隐居，被封为“陶朱公”。陶潜在这里故意隐去一个“陶”字，正是为了用“朱公”指代自己。他借范蠡隐居的典故表达自己在晋宋易代后的决心，一定要闲居避世，远离人世间的扰攘纷争。
“西岭”指西山，也就是首阳山，伯夷叔齐在商周易代后隐居到首阳山，不食周粟，采薇而食，最后活活饿死。陶潜要求自己以伯夷叔齐为榜样，绝不作媚宋求荣的不忠不义之事。宁可饿死，也不到刘宋新朝去做官求禄！
诗人最后说：老天爷要我陶潜活多少年，我就活多少年，要我饿死我就饿死，我绝不出仕新朝！其实未成年就夭折的殇子与活了八百岁的彭祖又有什么区别？人生的意义不是寿命的长短，而是品格和气节。
陶潜写《述酒》的时候，一定悲痛愤怒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他又只能用隐蔽晦涩的手法去写，甚至故意写错几个字，好让当权者无法看懂，也就无从迫害他。他对东晋王朝刻骨铭心的感情和对末代皇帝被残杀的切肤之痛，都深深隐藏在这首诗里。
此诗被看作刺世诗，更恰切地说，是一首史诗，是中国文学史上优秀的史诗。
诗人不因为诗是和作而勉强从事，而如他的其他诗一样，以全力出之，磨淬剪裁，均臻妙境。
首联切题，写出冬天的景色，说北风呼啸，吹走了飞雪，但天色仍然是阴沉晦暗，黄昏时，阶前堆积的黄叶越来越深。这两句开宗明义，似乎直写所见，细细品味，仍可见烹炼之工。诗写的是初冬，所以枝上仍有黄叶，这些残存的黄叶，经受北风的劲吹，终于纷纷坠下，又被风吹得集中在阶下。这是人们习见而不注意的现象，被诗人拈出，就觉得分外传神。一个“拥”字，把黄叶堆积的情景写得很形象。用好“拥”字是韩驹的看家本领，宋陆游《老学庵笔记》说：“韩子苍诗喜用‘拥’字，如‘车骑拥西畴’，‘船拥清溪尚一樽’之类，出于唐诗人钱起‘城隅拥归骑’。”虽然点出韩驹诗的祖述关系，但也由此可见，韩驹善于琢磨字义，能把同一个字用在不同场合，都非常熨帖。
颔联写景，几乎句锤字炼，戛戛独造。写倦鹊绕枝，是承上面朔风吹雪而来，所以说它们“翻冻影”；由于天气骤寒，所以大雁纷纷南飞，在夜空中不时传来几声哀鸣。这两句布局仍然同前一联一样，每句各写一景，因为诗写冬日，所以不同于一般的即目诗，拘泥于一时一刻，因而上面写阴天，这里仍然可以写夜月，不是诗病。诗的第五字即所谓的诗眼，所用动词都很生动。以一个“翻”字，状出乌鹊绕枝翩翩飞舞的情况，以一个“堕”字，描摹高空雁鸣传到地面的状况，都道人所未道。而以“倦”字形容绕枝欲栖的乌鹊，也很工致。有人认为诗锻炼得有些过分，其实正点出了韩驹诗的特点，工总比圆熟滑俚要好。唐诗讲究意象，宋诗讲究工巧，唐人不为正是宋人所乐为，从这里可以见得韩驹这首诗代表了典型的宋诗风格。
诗的前半全是写景，满目凄其肃穆、哀凉孤苦的现象，已或多或少透露了诗人的心境。诗下半转入抒情。上半写得很绵密，下半风格随内容而变，转而虚疏。颈联叹愁哀老，说愁苦缠身，推也推不掉；与老无约，老却悄悄来临。诗将愁与老用拟人化的手法写出，在调侃中带有无可奈何之意，写得很活，把寻常叹老诉愁语全都抹绝，有强烈的新鲜感，所以方回评说：“五、六前辈有此语，但锻得又佳耳。”尾联由哀愁叹老，进而想到功名富贵，说自己少年时对功名一味争取，如今老病，把这些都看得很淡薄了。诗结尾情调很低落，正是诗人处在新旧党争的漩涡中心的心理反映。果然没多久，他便因“坐为苏氏学”（《宋史》）而遭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