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骈文题为《广绝交论》,是因为早在东汉,就有朱穆针对当时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撰写了《绝交论》。此文以设为客主问答提起,由客历举古代众多友朋情谊相得之事,以示对朱穆倡议绝交的疑惑,然后以主人身分展开议论。首先认为客不达时变,是”贤达之素交,历万古而一遇”。以下即申论”叔世民讹,狙诈飙起论,”素交尽,利交兴论,而总其大略,归为”五术论,即论势交”、论贿交”、论谈交”、论穷交”、论量交”。尤以描述论势交”一节,写出权势者气焰之盛和趋附者奔骛之急切。继言论因此五交,是生三衅”,即:论败德殄义,禽兽相若”,论难固易携,仇讼所聚”,论名陷饕餮,贞介所羞”。于是绝交之理,弘之备至。末更举任昉一生社会交接为鉴,形容俗情的浇薄,以见交道之应绝。文中揭露当时世态人情的冷暖,穷形尽相,实为对浇薄世风的有力鞭挞。辞藻富赡,感情充沛,气势磅礴。
文章一开头,就借用论客人”之口,说出对朱穆《绝交论》的困惑,并引用自然界的多种现象和历史上的诸多事实,企图说明友朋的不可或缺和多多益善。作者(即论主人”)认为,应该断绝的,并非古时那种论寄通灵台之下,遗迹江湖之上;风雨急而不辍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的素交,而是近世诡诈飙起之后,那种追逐财势、自私可鄙的利交。然而素交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销声匿迹,代之而起的,唯有形形色色的利交。为了保持自身贞介的本性,唯一的办法就是绝交。
利交源出一脉,而形态各异。作者将它分解成五种表现形式:一曰势交,即追随权贵,阿谀拍马;二曰贿交,即贪图钱财,不顾名节;三曰谈交,即倾慕名士,附庸风雅;四曰穷交,即落魄失意之人暂时苟合;五曰量交,即凡事再三权衡,只求自利。总之,这论五交”犹如街市上做买卖的商贩,有利则成交,赔本绝对不干。论五交”的危害,并非局限于朋友之间,而是波及社会的各个层面,造成多种尖锐的社会矛盾,破坏性极大,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论三衅”:论一衅”是促成了仁义道德的丧失:论败德殄义,禽兽相若”。论二衅”是导致患难朋友境遇改善之后的反目成仇:论难固易携,仇讼所聚”。论三衅”是引发不知羞耻、大肆追名逐利的恶习:论名陷饕餮,贞介所羞”。此论三衅”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当时社会风俗中的种种弊病。
最后,作者将笔锋指向身边的人物,无情暴露并嘲笑任防昔日友人们的丑态。他痛苦愤懑,激情难遏,长叹道:论呜呼!世路险城,一至于此,太行、盂门,岂云崭绝!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弃之长骛。独立高山之顶,欢与麇鹿同群,嗷嗷然绝其雾浊,诚耻之也!诚畏之也!”道出了他倡言绝交的真正缘由,是为世道所逼,因为在淳风沦丧的年代,人世间根本不存在真挚纯洁的友谊。他呼唤真正的友情,衷心希望有朝一日利交尽,素交兴。
和通常说理文形式有所不同,此文以骈文写成,这是当时文坛风气使然。但它并无一般骈文过于追求形式美,矫揉造作而削弱文意表达的毛病,显得格调清新,泼辣爽利,感染力很强。
作者善于说理,或援引史实,或直斥现状,或分析道理,或描绘世态,正论反议,层层推进,条分缕析,归纳总结,从素交尽、利交兴的原因说起,转而扩大为利交的多种形式和弊病,最后又收拢至眼前的事实,从而将利交的丑陋和危害剖析得清晰透辟,自然认同必须绝交的观点。作者立论深邃,说理透彻,得益于他敏锐的社会观察能力和对生活、对朋友的满腔热诚。
作为骈文,此文对仗和用典尤为精妙。古人有言:论言对为易,事对为难。”(《文心雕龙·丽辞》)所谓事对,既讲求语言形式的骈偶,还必须注意典故的对仗。此文大量采用事对,似乎是不经意之中的随手剪裁,却往往是妙不可言的佳对。如论匠人辍成风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张款款于下泉,尹、班陶陶于永夕”,再如论约同要离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又如论陆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伦东国”等等,均足以显示其非凡的语言功力。
此文虽重在议论说理,却经常采用辞赋惯用的排比铺张的笔法,增强文章的文学色彩。作者还巧妙地援引类似诗歌的起兴手法,以相关的事物暗喻、烘托并引发人事。如文章开头说到朋友的关系,就首先描绘了一系列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自然现象:论夫草虫鸣则阜螽跃,雕虎啸而清风起。故纲绲相感,雾涌云蒸,嘤鸣相召,星流电激。”以此强调人世间相依相存的朋友关系,自然妥帖。
文中比喻、夸张的运用,形象贴切,发人深思。比如讥讽人的僵化迂拙,以操琴捕鸟作比:论所谓抚弦徽音,未达燥湿变响;张罗沮泽,不睹鸿雁云飞。”再如说到董贤、石显等权贵们的嚣张和威势,夸饰为:论吐漱兴云雨,呼嗡下霜露;九域耸其风尘,四海叠其熏灼。”又如描绘论势交”朋友们的奔走钻营和信誓旦旦:论鸡人始唱,鹤盖成阴;高门旦开,流水接轸。皆愿摩顶至踵,隳胆抽肠。”凡此种种,都显示了作者圆熟的艺术技巧。
《广绝交论》痛快淋漓,慷慨激昂,揭露时弊,入木三分。据仕梁入周的刘瑶《梁典》载,任昉的旧友到溉论见此论,抵几于地,终身恨之”,足见它具有强大的威慑力。作者为炎凉世态、浇薄人情描绘了一幅真实的图画,深刻剖析并论证论五交三衅”,曾引发后世文人高士的强烈共鸣,有着不容低估的现实意义。
文章开头在点明韩愈以潮州刺史身分派遣下属致祭之后,第一段先回顾漫长的历史,拿先王和后王对比,以阐明鳄鱼得以长期肆虐的原因。古代的圣王统治天下,放火焚烧山野草泽,用绳网利刃来消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但是后王德薄,不能统治远方,连江汉之间都放弃了,何况潮州处在五岭和南海之间,距离京师有万里之遥的地方。所以鳄鱼在这里潜伏、繁殖,自然也就是它活动的场所了。先王能为民除害,后王则不能。驱逐鳄鱼,追根穷源,先归咎于后王,这是很有胆识的。对安史之乱以来的唐王朝,韩愈虽不敢直斥,但寓意讽谏,确有空谷传音之妙。再从行文上来看,这是故意放宽一步,为下文蓄势,将合先开,欲擒故纵,这是古文家常用的笔法。
第二段陡然折笔回锋,展开堂堂之阵:以今非昔比晓喻之,以大唐天子、刺史、县令、天地、宗庙、百神震慑之。这就使鳄鱼完全丧失了得以肆虐的依据。“况禹迹所揖”以下,语意更进一步,字字跃动,蝉联如贯珠,显得雄辩有力。直到推出“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才揭出一篇之纲。譬如登泰山,攀“紧十八盘”,南天门始赫然在目,以前的“阶崇万级”,均为此铺垫。如果说在这以前是从天子的角度上昭告鳄鱼的话,那么在这以下就是从刺史的职责上阐发议论了:“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鳄鱼岂敢与刺史抗拒。刺史是受天子之命而来,抗拒刺史就是抗拒天子。对鳄鱼而言,抗拒刺史,将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这是不言而喻的;就刺史而言,为民除害,是其职责。退一步说,即使刺史弩弱,也不肯屈服于鳄鱼,矫矫者岂能听之任之。故“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反复晓喻,这就不是“不教而诛”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文字里,韩愈顺便给那些在恶势力面前吓得魂不附体的人给予有力的讽刺,意在言外,耐人寻味。
在待之以礼、晓之以理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凌之以威、绳之以法了。第三段以“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开头,正式堂而皇之地宣布了驱逐鳄鱼的命令。为鳄鱼指出去路,限定了时间,限期也是宽之又宽,做到仁至义尽。但是,如果七日内不能迁徙,文笔又陡起层叠而下:“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这段判决文字写得极为严正,十分果决、犀利。最后落到“杀”字上,使正义之力大大变强。更有甚者,不仅要杀,而且要斩尽杀绝。诛杀的方法,也写得明明白白,以示有绝对的把握。那些“为民物害者”,对此必会心惊胆战。结尾“其无悔”只有三字,戛然而止,尤见峭劲。韩愈有言“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从他这篇文章来看,确实表现了这一特点。
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这在韩愈的文章中是说得一清二楚的。既然鳄鱼无知,韩愈的写作目的有何,“好游戏”(清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五)的韩愈,无非是在借题发挥而已。在指责鳄鱼的背后,有比鳄鱼更为凶残的丑类在。安史之乱以来那些拥兵割据的藩镇大帅,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更为祸国殃民。所以这篇貌似“游戏文字”的文章,显然寓有鲜明的主题,它因小见大;发人深思,有着严峻的现实意义。
《九歌》是一组祭歌,共11篇,是屈原据民间祭神乐歌的再创作。《九歌·国殇》取民间“九歌”之祭奠之意,以哀悼死难的爱国将士,追悼和礼赞为国捐躯的楚国将士的亡灵。乐歌分为两节,先是描写在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楚国将士奋死抗敌的壮烈场面,继而颂悼他们为国捐躯的高尚志节。由第一节“旌蔽日兮敌若云”一句可知,这是一场敌众我寡的殊死战斗。当敌人来势汹汹,冲乱楚军的战阵,欲长驱直入时,楚军将士仍个个奋勇争先。但见战阵中有一辆主战车冲出,这辆原有四匹马拉的大车,虽左外侧的骖马已中箭倒毙,右外侧的骖马也被砍伤,但它的主人——楚军统帅,仍毫无惧色,他将战车的两个轮子埋进土里,笼住马缰,反而举槌擂响了进军的战鼓。一时战气萧杀,引得苍天也跟着威怒起来。待杀气散尽,战场上只留下一具具尸体,静卧荒野。
作者描写场面、渲染气氛的本领是十分高强的。不过十句,已将一场殊死恶战,状写得栩栩如生,极富感染力。底下,则以饱含情感的笔触,讴歌死难将士。有感于他们自披上战甲一日起,便不再想全身而返,此一刻他们紧握兵器,安详地,心无怨悔地躺在那里,他简直不能抑止自己的情绪奔进。他对这些将士满怀敬爱,正如他常用美人香草指代美好的人事一样,在诗篇中,他也同样用一切美好的事物,来修饰笔下的人物。这批神勇的将士,操的是吴地出产的以锋利闻名的戈、秦地出产的以强劲闻名的弓,披的是犀牛皮制的盔甲,拿的是有玉嵌饰的鼓槌,他们生是人杰,死为鬼雄,气贯长虹,英名永存。
依现存史料尚不能指实这次战争发生的具体时地,敌对一方为谁。但当日楚国始终面临七国中实力最强的秦国的威胁,自怀王当政以来,楚国与强秦有过数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并且大多数是楚国抵御秦军入侵的卫国战争。从这一基本史实出发,说此篇是写楚军抗击强秦入侵,大概没有问题。而在这种抒写中,作者那热爱家国的炽烈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楚国灭亡后,楚地流传过这样一句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屈原此作在颂悼阵亡将士的同时,也隐隐表达了对洗雪国耻的渴望,对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念,从此意义上说,他的思想是与楚国广大人民息息相通的。作为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的第一位伟大诗人,他所写的决不仅仅是个人的些许悲欢,那受诬陷被排挤,乃至流亡沅湘的坎壈遭际;他奉献给人的是那颗热烈得近乎偏执的爱国之心。他是楚国人民的喉管,他所写一系列作品,道出了楚国人民热爱家国的心声。
此篇在艺术表现上与作者其他作品有些区别,乃至与《九歌》中其他乐歌也不尽一致。它不是一篇想像奇特、辞采瑰丽的华章,然其“通篇直赋其事”(戴震《屈原赋注》),挟深挚炽烈的情感,以促迫的节奏、开张扬厉的抒写,传达出了与所反映的人事相一致的凛然亢直之美,一种阳刚之美,在楚辞体作品中独树一帜,读罢实在让人有气壮神旺之感。
此赋先写做箫的竹,再写箫的制作及吹奏者,接着写箫声极尽其妙的变化,然后写箫声的道德感化作用和艺术感染力,最后再写箫声的余音袅袅和不绝如缕。全赋词藻华美又生动形象,用语准确而又鲜明,无堆砌之弊,却极尽精巧之致,同时音调和美,句式整饬,虽骈偶而不呆板凝滞,描绘了一幅幅有声、有境、有情、有人物及其行动的声乐画面,收到了音乐化、诗化、画化、情趣化的效果,极富表现力。
《洞箫赋》的结构布局具有相对的完整性,作者详细地叙述了箫的制作材料的产地情况,然后写工匠的精工细作与调试,接着写乐师高超的演奏,随后写音乐的效果及其作用。基本上通过“生材、制器、发声、声之妙、声之感、总赞”的顺序来写洞箫这件乐器,这也成为后来音乐赋的一个固定模式。汉代以前,横吹、竖吹的管乐器统称为笛或邃,所称箫者应该是排箫,所以《洞箫赋》之箫应为排箫。从赋中“吹参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贵。”中的“参差”也可知此处洞箫为排箫,因为古时洞箫又有别称“参差”。排箫即洞箫或箫,据《尔雅·释乐》郭璞注曰大箫“编二十三管”,小箫“十六管”。下面以《洞箫赋》的结构顺序来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
(一)生材
“原夫箫干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此句指出了箫竹的产地,即江南的土山坡上。《丹阳记》曰:“江宁县慈母山临江生箫管竹”,由此其产地也得到了印证。再接下文章用大段的文字来描写箫竹所处的环境:
“徒观其旁山侧兮,则岖嵚岿崎,倚巇迤靡,诚可悲乎其不安也。弥望傥莽,联延旷汤,又足乐乎其敞闲也。托身躯于后土兮,经万载而不迁。吸至精之滋熙兮,禀苍色之润坚。感阴阳之变化兮,附性命乎皇天。翔风萧萧而径其末兮,回江流川而溉其山。扬素波而挥连珠兮,声礚礚而澍渊。朝露清冷而陨其侧兮,玉液浸润而承其根。孤雌寡鹤,娱优乎其下兮,春禽群嬉,翱翔乎其颠。秋蜩不食,抱朴而长吟兮,玄猿悲啸,搜索乎其闲。处幽隐而奥庰兮,密漠泊以猭。惟详察其素体兮,宜清静而弗喧。”
此段写到了山、水、猿、禽,也只有这样的环境才会产出适合作箫的竹子,突出箫竹吸收天地之精华而成材的环境。
(二)制器
“于是般匠施巧,夔妃准法,带以象牙,掍其会合;锼镂离洒,绛唇错杂,邻菌缭纠,罗鳞捷猎,胶致理比,挹抐擫鑈”此句主要描写了箫的制作,写到了巧匠鲁班制器,夔、妃来定律数,并镶嵌上象牙作为装饰,以及各种文饰,可见其制作的工序繁琐、细致,就其外形来说也会有很高的欣赏价值。
(三)发声
此部分写到了盲者由于“寡所舒其思虑兮,专发愤乎音声”,所以才能做出“ 故吻吮值夫宫商兮,龢纷离其匹溢”的音乐,这也是古代之所以有很多盲人乐师的主要原因。在后面紧接着写到了吹奏者吹奏时的身体的动作(“形旖旎以顺吹兮”)以及面部的动作(“气旁迕以飞射兮”),这种面部脸颊和咽部“一鼓一缩”的技巧动作应该是古代的吹奏方法,在现在看来这种方法应该是不科学的。此部分还运用了比喻的手法来描写乐声的特点如“或浑沌而潺湲兮,猎若枚折”等。
(四)声之妙
这一部分主要描写了乐声的美妙效果,“要复遮其蹊径兮,与讴谣乎相和”写到了人声与箫声的和谐相伴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以下几句“故听其巨音,则周流氾滥,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声则清静厌瘱,顺叙卑迏,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条譬类,诚应义理,澎濞慷慨,一何壮士!优柔温润,又似君子。故其武声则若雷霆輘輷,佚豫以沸渭;其仁声则若颽风纷披,容与而施惠”分别描写其巨声、妙声、武声、仁声的特点,并运用通感的描写方法来阐述不同“乐声”的特点,写到“巨声”以“慈父之畜子”这样的形象来描述其人声和箫声和谐的特点,用“孝子之事父”来形象的表述“妙声”清和流畅的特点。“武声”则已“雷霆輘輷”的意象来表述。至于“仁声”的特点就以“颽风纷披,容与而施惠”即以和缓的南风吹拂万物的景象来表现。
(五)声之感
这一部分主要描写听者的感受。“故贪饕者听之而廉隅兮,狼戾者闻之而不怼。刚毅强虣反仁恩兮,啴唌逸豫戒其失”写到不同的人听到这样的音乐后的反映,来说明此音乐的感化教化作用。“钟期、牙、旷怅然而愕兮,杞梁之妻不能为其气”的描写虽然有些夸张,但那也同样表现了音乐的美妙所达到的艺术感染力。“故知音者,乐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伟之。故闻其悲声,则莫不怆然累欷,撆涕抆泪;其奏欢娱,则莫不惮漫衍凯,阿那腲腇者已”则从“知音”和“不知音”者内心的感受及“悲”“欢”之音所造成的不同的情感冲击来描写不同的声音感受。再后来则通过描写“是以蟋蟀蚸蠖,蚑行喘息。蝼蚁蝘蜒,蝇蝇翊翊。迁延徙迤,鱼瞰鸟睨,垂喙蜿转,瞪瞢忘食”蟋蟀、蚸蠖、蝼蚁、蝘蜒等动物的表现从另外的角度写对乐声的不同感受和音乐引人入胜的效果。
(六)总赞
这一部分写到了箫声音色丰富的特点,描写声音强、弱、高、低不同的效果,并运用比喻的后发来进行描绘。
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结合作者的生平来看,作者比较注重对儒家音乐思想的阐发,以儒家所推崇的君子仁人之德来比拟音声,展现了作者的儒家意识,这是对儒家音乐思想的发挥。从文章中读者时时能够感受到儒家文化对他的影响。
总的来说《洞箫赋》开音乐赋固定写作模式的先河,在他以后,其他赋家纷纷效仿,从而使这种模式的地位得以确立。从另一方面讲,《洞箫赋》的这种“取材、制器、发声……”的模式基本囊括了此乐器所能涉及的诸多方面,这与武帝确立的“大一统”的思想不无吻合之处,而从一下的细节方面,读者同样可以看到儒家思想的影响。
(一)取材方面:在描写这一部分时,作者强调了箫竹所处环境的险峻、凄寒,即“江南丘壑”、“岖嵚岿崎”,同时也写到了选材的要求,在文中则体现为“洞条畅而罕节兮”的描述,这些正与儒家推崇逆境造才、为才是用的思想相吻合。当然作者也没有忘记“圣主”的作用,从而体现了阶级观念。
(二)制器方面:要求做到“挹抐擫鑈”,即中制、符合礼制规格,这与礼乐制度的等级观念不无关系,而且从洞箫的外形来看,它也是非常符合礼制的。
(三)声音的描述方面:在描述不同的声音时,特别是描写巨声和妙声时,用“慈父畜子”和“孝子事父”的仁义道德表现来形象的展现其声音的特点。
(四)声音作用方面:这一部分集中的体现了儒家音乐思想中的所推崇的教化作用。“嚚、顽、朱、均惕复惠兮,桀、跖、鬻、博儡以顿顇”此句说顽固凶残的丹朱、商均、夏桀、盗跖、夏育、申博听了以后都受到震惊而醒悟过来,改变自己的恶性而陷入自我反省之中。“吹参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贵”则说吹奏洞箫就能把人引入感化之道,所以长久地使用它的作用就很可贵了。所以说此部分所体现的儒家音乐思想的教化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洞箫赋》还很好的体现了汉代“以悲为美”的社会审美趣向,“悲”据蔡仲德先生的论断来说汉代所说的悲应该是指“悲乐”,而不是说音乐感动人而使人产生撇泪流涕的表现。首先取材方面,通过“孤雌寡鹤”“秋蜩不食”“玄猿悲啸”这些物象以说明箫竹生长环境的悲,从而为箫的制作奠定了悲的基调。然后又提到了盲乐师的因为生下来就不见光明,心中郁结了很多忧愁悲愤,只有通过音乐来表现出来,所以才会有“寡所舒其思虑兮,专发愤乎音声”的表现。对于乐声的感受和作用,文中提到“故知音者,乐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伟之”,即认为只有那些体会到悲乐感情的人才能称之为“知音者”,说明作者以能欣赏悲乐为其音乐审美的标准,这也是汉代音乐审美的一大特色。
总之,《洞箫赋》为后来音乐赋的写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典范,在描写方面它运用多种手法,为读者展现了一幅色彩鲜艳的图画,其中既有高山流水,也有乐师尽情的表演,更有对于乐声的生动的描述,给读者以美的享受。音乐思想方面,此赋涉及很多儒家音乐思想的内容,这也是汉代“大一统”思想影响的表现,但是文中有很多内容涉及“声音”的描写,所以使音乐固有的娱乐性凸现出来,这一点也是他的赋作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文中也很好的体现了汉代“以悲为美”的审美趣向,从而更加全面的展现了汉代大文化背景对作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