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开头两句，从环境背景勾勒出草堂的方位。中间四句写草堂本身之景，通过自然景色的描写，把诗人历尽战乱之后新居初定时的生活和心情，细致而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桤林碍日”、“笼竹和烟”，写出草堂的清幽。它隐在丛林修篁深处，透不进强烈的阳光，好像有一层漠漠轻烟笼罩着。“吟风叶”，“滴露梢”，是“叶吟风”，“梢滴露”的倒文。说“吟”，说“滴”，则声响极微。连这微细的声响都能察觉出，可见诗人生活的宁静；他领略、欣赏这草堂景物，心情和草堂景物完全融合在一起。因此，在他的眼里，乌飞燕语，各有深情。“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乳燕定新巢”，罗大经《鹤林玉露》说这两句“盖因乌飞燕语而类己之携雏卜居，其乐与之相似。此比也，亦兴也”。诗人正是以他自己的欢欣，来体会禽鸟的动态的。在这之前，他像那“绕树三匝，无枝可栖”的乌鹊一样，带着孩子们奔波于关陇之间，后来才飘流到这里。草堂营成，不但一家人有了个安身之处，连禽鸟也都各得其所。翔集的飞乌，营巢的燕子，也与诗人一同喜悦。在写景状物的诗句中往往寓有比兴之意，这是杜诗的特点之一。然而杜甫居住的草堂，毕竟不同于陶渊明归隐的田园，杜甫为了避乱才来到成都，他初来成都时，就怀着“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鸟雀各夜归，中原杳茫茫”（《成都府》）的羁旅之思；直到后来，他还是说：“此身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因而草堂的营建，对他只不过是颠沛流离的辛苦途程中的歇息之地，而不是终老之乡。从这个意义来说，尽管新居初定，景物怡人，而在宁静喜悦的心情中，总不免有彷徨忧伤之感。“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王国维《人间词话》）这种复杂而微妙的矛盾心理状态，通过“暂止飞乌”的“暂”字微微地透露了出来。
尾联“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有两层涵意。扬雄宅又名草玄堂，故址在成都少城西南角，和杜甫的浣花草堂有着地理上的联系。杜甫在浣花草堂吟诗作赋，幽静而落寞的生活，有些和左思《咏史》诗里说的“寂寂扬子宅，门无卿相舆”的情况相类似。扬雄曾闭门著书，写他那模拟《周易》的《太玄》，草玄堂因而得名。当杜甫初到成都，寓居浣花溪寺时，高适寄给他的诗说：“传道招提客，诗书自讨论。……草《玄》今已毕，此后更何言？”（《赠杜二拾遗》）就拿他和扬雄写《太玄》相比；可是他的答复却是：“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酬高使君相赠》）这诗说草堂不能比拟扬雄宅，也是表示他自己并没有像扬雄那样，写《太玄》之类的鸿篇巨著。这意思是可以从上述答高适诗里得到印证的。此其一。扬雄在《解嘲》里，高自标榜，说他闭门写《太玄》，阐明圣贤之道，无意于富贵功名。实际上，他之所以写这篇《解嘲》，正是发泄宦途不得意的愤懑之情。而杜甫只不过把这草堂作为避乱偷生之所，和草玄堂里的扬雄心情是不同的，因而也就懒于发那《解嘲》式的牢骚了。这是第二层意思。
诗从草堂营成说起；中间写景，用“语燕新巢”作为过脉；最后由物到人，仍然回到草堂，点出身世感慨。“背郭堂成”的“堂”，和“错比扬雄宅”的“宅”遥相呼应。关合之妙，不见痕迹。
这是一首悼亡词，从“风雨消磨生死别”句来看，其伤悼之意已明。其所谓“有感”，便是这天上人间生死之别的不能忘情；可见纳兰与卢氏夫妻情爱之深笃，亦可见纳兰于爱情的真纯诚挚。
“心灰尽、有发未全僧。”纳兰此刻的心情也是如此，虽然蓄发，内心却如灰烬一般，毫无生气，对红尘不再眷恋了，如同僧人一般只不过是等着死去，消磨时光罢了。既然是这样的生活状态，下一句“风雨消磨生死别，似曾相识只孤檠，情在不能醒。”也便在情理之中了。
纳兰在最后感慨“薄福荐倾城”，纳兰福薄无法消受上天赐予的礼物，只能在失去之后独自叹息。
纳兰深受佛道之影响，故其词中亦时有流露。此篇表现得十分明显。但他又将这种思想、情致寓于恋情之中，遂显得扑朔迷离，深曲委婉之至。
这首诗共四章，诗人以长者的身份，一方面感叹宗族的悠久历史，赞美宗族的传统美德，另一方面赞扬长沙公能继父业，并勉励其不断进德修业，希望日后常通音讯。
陶渊明与长沙公虽然同宗，但由于支系略远而形同路人，这不禁使颇重亲情的陶渊明有些失意，“眷然踌躇”。但临别之言，作者并无抱怨而是以长者口吻，述先祖之洪烈，赞宗族之美德，而长沙公又能“允构斯堂”，“实宗之光”，颂扬其继承祖业的才识与功绩。这是一种长者的期盼与肯定。“笑言未久，逝焉西东”道出即将离别的不舍，二人言谈相投，惜别之情自然而生，“逝焉西东”乃见聚散匆匆，失意与怅然交渗其中。临别寄殷勤之意这是必然，更何况二人又是同宗之亲。此地一别有“三湘”“九江”阻隔，路途遥远，希望能书信相通，聊慰相思之情。“进篑虽微，终焉为山”是作者对长沙公的劝勉，虽为临别之言，但能见出作者勉励长沙公继续进德修业再荣宗族的真诚。
全诗以长者口吻娓娓道来，既道出自己与长沙公的宗族亲情，又体现出长者对晚辈的殷切关爱，语气和蔼，态度恳切，体现出诗人重视立身处世的积极人生态度和对亲情关系的敬重。
唐玄宗宠信宦官，让他们占据京郊的甲第、名园、良田竟达一半；又酷爱斗鸡，当时王公贵族也都以斗鸡为乐，形成风气，有些人甚至靠斗鸡的本领而获得高官厚禄。作者写这首诗时正在长安，根据自己的见闻，刻画了宦官的显赫和斗鸡徒的骄横形象，从而对唐玄宗的腐朽政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谴责。全诗前八句四句一组，分述“中贵人”与“斗鸡者”之嚣张气焰。
前四句写宦官，起笔“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京城大道之上，大车疾驰而过，尘土扬起，遮蔽天日。开篇即发唱惊挺，构成悬念。第三句“中贵多黄金”，点出原来有如此气势与胆量肆无忌惮飞车疾驰的只不过是一群阉者宦官而已。他们驱车乘马，如入无人之境地，正是因为他们得皇帝之宠，握重金之财。他们依仗手中的权钱财势，敲诈勒索，鱼肉人民，在京城的繁华地带筑起豪华的宅第。第四句“连云开甲宅”，荡开一笔，写他们府第之豪华，更见其荒谬之处。
承四句写斗鸡者。首先直接点出斗鸡者的身份，用“路逢”与上节自然衔接，过渡得天衣无缝，毫不给人以突兀之感。接下来三句一句紧似一句，一步更进一步地描述其势焰薄天的神态。“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这种不可一世的骄横神态，任何人见之都会恐惧。所以“行人皆怵惕”。从侧面继续刻画这帮得势小人的丑陋嘴脸。写“中贵”者，由环境至人物，处处烘托；写“斗鸡者”，从人物至神情，层层渲染。以传神之笔墨，叙写小人得意之气势，轻薄夸张之情状，历历在目。
最后两句在描摹无不尽其极之处骤然反跌，带出诗人饱蘸感情的醒世之笔。远古时期，尧帝欲让位给许由，由以此言有污双耳，即以清凉泉水洗之。当今君王耽行乐，哪辨什么奸与宠呢。中贵人与斗鸡者，飞扬跋扈为谁雄？纷纷扰扰的世事背后却是才能与身份的错位，品行与地位的错位。世上已无如许由辈那样的不慕荣利之人，哪里还有人去分辨什么忠奸贤愚。诗人以许由自比，有世人皆醉唯我独醒之感叹，对当时的政治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与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