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中国近代史上一大奇才，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曾三次剃度为僧，又三次还俗。尤其是第三次出家后不到一年，又匆匆还俗，甚至连僧衣僧鞋都来不及更换，又以一个和尚的身份与诗人的气质回到尘俗之中。作为对社会改良充满希望的热血青年，他时而激昂，西装革履，慷慨陈辞，为革命而振臂高呼；时而颓唐，身披僧衣，逃身禅坛，在青灯黄卷中寻找精神的安慰。这两首《本事诗》充分表现出了苏曼殊的浪漫才情和内心矛盾。
柳无忌曾指出苏曼殊的《本事诗》十首都是他为其所钟爱的日本歌伎百助枫子所写，但苏曼殊的身世特别，又投身佛门，自知生死无常，不能给百助以家庭的安顿和幸福的保障，故始终未能与百助结婚。此处所选的第一首诗就道出他内心的这种矛盾。 “乌舍凌波肌似雪”是以印度传说中的神女乌舍来比喻百助，说她步履轻盈如凌波仙子，其肌肤又如雪似玉；“亲持红叶索题诗”是指百助对他诗才的爱戴和一片深情，此处用“红叶题诗”的典故也暗示了百助有向他求婚的经历。然而，诗人已经出家为僧了，心中苦衷不能尽道，虽然钟情百助，也只好对这美妙动人的少女加以婉拒了。诗的最后两句正透露出诗人的矛盾：泪本是有情之物，诗人偏把泪说成是无情；相逢是爱的开始，但却留下了恨的遗憾。诗人模仿唐人诗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改“未嫁”为“未剃”，一方面说明他内心深处真爱百助，另一方面又蕴含了无限的无奈与哀婉。
第二首诗则寄寓了诗人的凄凉身世以及对前程充满彷徨迷惘的孤独感。“春雨楼头尺八箫”首先创造了一种凄婉迷茫的雨中境界：迷蒙细雨中诗人倚靠在日本民居的小楼上，正听着百助用尺八箫吹奏着《春雨》曲，竟引出诗人无尽的乡思。“春雨”既指现实中的春景又指箫声所吹曲名，一语双关。“何时归看浙江潮？”既指箫声引起他对故国的思念，亦可指他挂念着当时国内的革命思潮。“芒鞋破钵无人识”则点出诗人自身的僧家身份，又暗含有诗人的凄楚身世。“踏过樱花第几桥！”则道出了生命的伤感和人生似梦的感谓。日本的樱花绚丽而短暂，诗人在漫天的樱花飘洒中孤独前行，亦是一断鸿飘零，不知归往何处。苏曼殊以一种梦幻般的诗境表达了他于乡愁的惆怅和对生命的理解。
上述二诗，极其典型地体现出了苏曼殊的浪漫“情僧”和云游“诗僧”的形象。读此二诗，这位才情横溢、浪漫奇幻、集亢奋与忧郁于一身的青年俊秀就定格在我们的脑海之中。只可惜天不假俊杰以时间，苏曼殊只在人间度过了三十五个春秋，便在贫病中辞世，他以绚烂的生命浇灌出中国近现代文坛的一朵奇葩。
这是一篇写法特殊的传记文。文章以“奇”为主线，写徐文长才能奇异、性情奇怪、遭际奇特。首段为序，交代立传缘由。通过阅读者惊讶忘情的情态，反衬作品奇特尖新，其人才能奇异，作者相识恨晚，引出下文。中间数段叙写传主生平，以“入、出、卒”为序。“入”总写才能、性情、遭际，“声名藉甚”与“屡试辄蹶”对比见“数奇”；笑傲纵谈与“膝语蛇行”对比见性奇；薛君采奇其才，胡宗宪重其笔，嘉靖帝喜其表，足见才卓。“出”重点写才能奇异，其诗意境奇伟、匠心独出；其文蕴有卓识、气沉法严；其书笔意奔放、苍劲妩媚；其画超逸有致。诗文书画均如其人，狂放纵情，不同流俗。“卒”重点写遭遇不偶：下狱论死，佯狂自戕，抱愤而卒。结尾为议，感慨传主因奇而奇，“悲夫”一叹，余情邈邈。全文将惺惺相惜之情入乎笔墨，文笔疏荡，形神兼备。
此文主体部分，作者概括地介绍了徐文长的一生。如知遇胡宗宪，上《献白鹿表》，因不得志于有司而“放浪曲蘖”，乃至晚年“佯狂益甚”所招致的不幸遭遇等。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重点介绍的不是传主干了什么，而是从中所表现的精神状态和性格。如知遇胡宗宪，在胡幕府中任职一段，徐文长不是自负得意，阿谀奉承，而是“文长每见，则葛衣乌巾，纵谈天下事”，以“部下一诸生傲之”。当时胡宗宪为浙江巡按御史，后升总督，威震东南，因而“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相比之下，可见徐文长才华横溢和不拘礼俗的性格特点。又如对徐文长怀才不遇的描写，作者并没写具体事件和过程，只用“然竟不偶”一笔带过。与此相反，却不惜笔墨地叙写他“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的情况，把徐文长性格旷达、不拘小节和愤世嫉俗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晚年愤益深”一段，义重点叙写他“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有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直到“佯狂益甚”，“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这些描写都有力地突现了徐文长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点。他个性比较解放，不受封建礼法和世俗的约束，而又才华出众，恃才傲物，因此不为社会所容，只有潦倒终生，“抱愤而卒”。文章充满了对传主的同情和歌颂，充满了对旧社会埋没人才、科举制度摧残人才的控诉和揭露。
写传记文是要纪实的，但不是面面俱到，而是择其要者。此篇的特点是在“择其要者”的基础上，注重突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点，这表现了作者选材和艺术构思的不同。清人杨兆杏在重刻梨云馆本《袁中郎全集》跋中说：“《徐文长传》以奇笔传奇人，其人如见，先生亦如见。”这里“其人如见”指对徐文长形象的刻画，“先生亦如见”指这篇文章选材和艺术构思的特点。
还应该特别注意的是，由于徐文长在诗文创作方面有突出贡献，因此这篇文章也十分注意揭示他诗歌的特点以及形成这种特点的原因。袁宏道是从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的结合点上进行阐释的。从客观原因方面说，徐文长政治失意，因此“放浪曲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从主观方面讲，徐文长“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因此，他的诗歌“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匠心独出，有王者气”。这样解释徐文长的创作道路及其诗歌特点，也是很有见地的。
最后一段，引用梅客生一段话：“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突现了一个“奇”字，徐文长不与世俗合流，为人是奇特的。他的诗歌创作，“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也是奇特的。因此这个“奇”字，具有画龙点睛、总括全文的作用。
诗人的大女儿要出嫁，他的心情异常复杂，遂写了此诗。此诗是父女情的白描，是真性情的流露，令人读来感伤不已。
女儿即将远行，父亲心有不舍，却情难敌义。开头点明女儿将出嫁之事：女儿要嫁往夫家路途很遥远。念及女儿幼年丧母，自己一身兼父母之慈爱，当此离别之际，心中甚为不忍。然而女大当嫁是天经地义的事。诗人忍痛告诫女儿到了夫家，要遵从礼仪孝道，要勤俭持家，这是对女儿的一片殷殷期望。
这是一首送女出嫁的好诗。送女出行，万千叮咛；怜其无恃，反复诫训。诗人早年丧妻，因为对亡妻的思念，对幼女自然更加怜爱。在长女出嫁之时，自然临别而生感伤之情。诗中说幼女与长女“两别泣不休”，其实父女之间也是如此。作者没有多写自己的直观感受，而是把更多的笔墨用于谆谆教导和万般叮咛：“自小阙内训，事姑贻我忧。赖兹托令门，任恤庶无尤。贫俭诚所尚，资从岂待周。孝恭遵妇道，容止顺其猷。”强忍住泪水说完这些，送走女儿才发现自己还是控制不了自己，只能与幼女相对而泣。一个情感复杂、无可奈何的慈父形象由此跃然纸上。
全诗情真语挚，至性至诚。慈父之爱，骨肉深情，令人感动。“贫俭诚所尚，资从岂待周”两句，可作为嫁妆的千秋典范。
这首词写的是淑真小时候关于正月初六那天的美好记忆。
正月初六，月亮细弯，如一钩新镰。“寒玉”本是玉石的一种，即常说的翡翠，这里以“寒玉”指代月亮。“钩寒玉，凤鞋儿小，翠眉儿蹙。”在女孩子眼中，那月牙儿象极了她所穿的三寸凤鞋，象极了那微微蹙起的一弯娥眉。
“闹蛾雪柳添妆束，烛龙火树争驰逐。”“闹娥”与“雪柳”都是古代女子的头部饰物，“闹娥”亦称“夜蛾”、“蛾儿”。用纸做成的灯蛾儿。宋代正月十五元夕夜，盛装女子头插闹蛾、发嵌雪柳，以应时节，盖取蛾儿戏火之意。宋范成大《菩萨蛮》词：“留取缕金幡，夜蛾相并看。”辛弃疾《青玉案·元夕》词：“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宋周密《武林旧事·元夕》：“元夕节物，妇人皆戴珠翠、闹蛾、玉梅、雪柳......而衣多尚白，盖月下所宜也。”
“烛龙”又称“烛阴”或“逴龙”，是北方民族的原始图腾。“火树”原指凤凰木，因其鲜红或橙色的花朵配合鲜绿色的羽状复叶，被誉为世上最色彩鲜艳的树木之一。这里的“烛龙”和“火树”，指的都是元霄节的灯火。
“争驰逐，元宵三五，不如初六。”“元宵三五”就是说元宵节，亦即正月十五，正月十五的月亮，原不似初六那般细眉弯弯，所以，说“弯弯曲”，十五当然不如初六了。
在朱淑真的记忆里，正月初六是个快乐而热闹的日子，连元宵节都比不上。那个时候，待字闺中的少女朱淑真脚穿小凤鞋，戴闹蛾、佩雪柳，和姐妹们在灯火辉煌的街头追逐奔跑，在人流中穿梭，争看那街头的烛龙火树，一派无忧无虑的烂漫与天真。
“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揭露出金钱对人情世态的“污染”。黄金一直是古代社会的硬通货，而金钱换“友谊”的事情无论古今都不乏其例。早在西晋，鲁褒就深刻地指出：“舟车上下，役使孔方。凡百君子，同尘和光。上交下接，名誉益彰。”（《钱神论》）
“纵令然诺暂相许，终是悠悠行路心。”形象地勾画出长安壁主人虚情假意的笑脸和冷漠无情的心。“然诺”是信义的标志，金钱是欲望的化身，道德和欲望之间的沟壑永难填平，这是作为社会动物的人本然而终极的顽疾。“悠悠行路心”正指向这个本性，“悠悠”两字，形容“行路心”，十分恰当地表现出这份本性长久而自然地生长于世人心中。这样一种看似平淡的口气，对人的讥刺不露骨而能达到鞭挞入骨的效果。
文学是社会的一画镜子。这首诗言浅意深，富有哲理意义，反映了唐代社会世态人情的一个侧面。